自序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有元一代的历史，对于促进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祖国辽阔疆域的奠定，对于中国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对于中外物质、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对元代历史的接触，是五、六十年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的，但是对元代历史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那还是解放以后的事。

先从我国最早的元史著作——《元史》这部书谈起。此书从明初修成后，封建史学家对它的批评一直很多：有的从修辞用字上进行批评，说某些志传充满案牍志铭之文而不加剪裁芟刈；有的对纪、志、传三者分量的多寡加以批评，认为《元史》二百一十卷，纪、志先去其百，太无节度；有的批评《元史》志、表、传的编纂排列不合前史遗规；还有的批评它缺漏太多，宰相立传的不及半数，等等。因此，近三百年来从事重修元史的不下五、六家之多。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对了解西方日益迫切。于是西方史地著作译成中文的逐渐增多，我国史学家的眼界日益开阔，开始感到元代幅员辽阔，而汉文著作颇有局限，要了解元代中国的全貌，必须从西方史料中寻求补充。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批评明人修《元史》的疏略上，而是开始注意搜集西方史料。可是当时那些有志于重修元史的学者，虽知西方有关于元朝历史的记载，却大都无门径可寻，他们所读的西方史地著作，多是通俗读物，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至清末洪文卿出使俄国，正值拉施都丁《史集》一部分俄译本问世，他请人帮助，节译其中的成吉思汗传及其它一些域外材料，纂成《元史译文证补》，中国学者始知国外还有如此丰富的元史史料，扩大了元史研究的领域，中国的元史研究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接着屠敬山著《蒙兀儿史记》、柯凤孙著《新元史》，都利用了一些西人所译元代史料和著作。可惜，这些老前辈为时代所限，对穆斯林史料不甚熟悉，本人又不能直接阅读西人论述，所用外国材料全是从欧洲译本重译的穆斯林史料。早期欧洲蒙古史学家，多不懂汉文，不能互相比勘，译音用字规律不严，人名地名随意译读，根据这种水平不高的西方译本请人译成汉文，自然是错上加错，结果贻误了我们的老前辈。

二十年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有几位师长常常指导我去读一些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我渐渐从他们的治学方法中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我就进一步注意这方面的中外著作，逐步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观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因此，我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一九三六年回国后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携眷避兵西南。初在昆明，尚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书可读；继到成都，我所需要读的书就不容易借到了；及再迁重庆，读书更加困难。整个抗战期间，只好有什么书读什么书，随读随作札记，当日率尔操觚之作，都是空袭警报间歇之际整理而成的，既没有作研究工作的条件，又没有推敲字句的功夫，因此，误谬难免，浅陋之处更多。抗战结束，随校迁回南京后，课务繁忙，就无暇执笔了。

解放后，我自感宛若进入了另一世界，一切新鲜，一切令人鼓舞。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我不仅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所以，解放后发表的若干篇文章，只能算是重新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

古人刊行所著书，以求他人的指正，谓之问世。我的旧作，虽然只可覆瓿，但渴求同好批评指正之心，则甚强烈。别人提出意见，是提高自己的绝好机会，所以不揣谫陋，接受朋友们的鼓励，校订旧作若干篇，辑为此集，如能得到读者的指教与匡正，那就如愿以偿，不胜欣幸之至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