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中国的驿站制度从殷商时代就开始了。嗣后，在全国统一的时代，中央政府莫不以首都为中心设置辐射状驿道，远达四裔，借以通达边情、宣布号令。汉代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一定设有临时驿站。可惜书阙有间，今天已不清楚了。只有从甘肃西部发现的简牍上，略可窥见汉代邮驿的情况。唐朝中外交通最为发达。著名的参天可汗道，贾耽记录的入四夷道里，都可视为当时的驿路。元代版图寥廓，几乎无远弗届。仅蒙古地区就设置了木怜（蒙语译言马）、帖里干（译言车）和纳怜（译言小）三条驿道；此外从外剌至吉利吉思，从蒙古本部到察合台汗国，从称海到北边，亦有驿路畅通。明朝永乐皇帝饮马斡难河，所过地区，金幼孜《北征录》、杨荣《北征记》都有详细记载，必定临时设置过驿站。二百多年后，清康熙昭莫多之役（一六九六年），度漠道路就是元朝的帖里干道，也就是永乐经行路线的一部分。大漠南北的通道，需要逾越渺无人烟的平沙瀚海。沙漠中缺水，长途跋涉绝不能离水源太远。因此，历代在蒙古地区建置驿路，率多因袭前代故道，谁也不可能脱离水源这个条件。
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立台站，开始于康熙中叶。
十七世纪上半叶清朝在东北兴起时，与之为邻的漠南蒙古正处于各部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清朝统治者基本上采取和亲政策，与他们结盟。所以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差不多已全部归入清朝版图。漠北喀尔喀蒙古当时亦处于割据分裂的状态，大体上与清政府维持着纳贡通商的和好关系。但是，从北面南下的沙俄侵略势力破坏了这种和平的局面。
俄人建国于唐朝末年，长期活动在乌拉尔山以西，他们从蒙古人手中学会使用中国火器以后，武力突然强大了，十五世纪初叶，其势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东临太平洋。他们从十六世纪初叶开始染指蒙古地区。在武力扩张同时，沙俄还竭力在蒙古各部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来反对漠北蒙古各部人民正义的抗俄力量。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就充当了这种可耻角色。一六七一年，他夺取本部统治权。此后不到十年，他杀死厄鲁特蒙古四部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取而代之，又并吞回部，并且控制了青海地区。与此同时，他在投靠沙俄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一六八八年，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领兵三万，从杭爱山突袭当时正在对沙俄的武装扩张进行还击的喀尔喀部首领土谢图汗。喀尔喀部惨败于噶尔丹。额尔德尼昭亦被噶尔丹焚毁。他们在漠北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持下，召集各部大会，商讨对策。哲布尊丹巴在会上提出：
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1]
他的主张获得各部人的赞同。于是喀尔喀蒙古举部内附，请求清政府援助。
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有恃无恐，于一六九〇年夏率军南下，入内蒙境。清军在裕亲王福全率领下，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2]次年，康熙帝即在多伦诺尔举行大会，召见内外蒙古各部王公，并将内蒙已经实行的盟旗制度推行到外蒙各部。
从当日漠北地区的形势看来，沙俄在北方虎视眈眈，噶尔丹称雄一时，被迫南徙的喀尔喀蒙古还在内蒙游牧。遏制沙俄南侵，保卫属部的领土和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是清政府义无反顾的职责。为了平定侵扰喀尔喀的噶尔丹，有效地防卫北疆，清政府从这时候起，开始正式建立蒙古地区的驿站制度。
康熙三十年冬十月丙申，“谕理藩院曰……古北口、喜峰口外，见各有五十家一村，设为驿站。……于各旗内察出贫乏之人，给与牛羊等物，使为产业，设立驿站。则贫乏者咸得生理，而各处亦免苦累。”[3]次年三月丙辰，“内大臣阿尔迪，理藩院尚书班迪等奉差，往边外蒙古地方五路设立驿站。请训，上曰：“凡遇边外事务，皆用蒙古马匹，不但甚累蒙古，且恐事亦有误。今设立驿站，虽费用国币，日后于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迟延误事，最为要紧。特遣尔等料理，务加详慎。必将确然不易、可垂永久之策，筹画而行。”[4]同年五月甲申，“奉差安设口外五路驿站内大臣阿尔迪疏言，喜峰口外设立十五站，古北口外六站，独石口外六站，张家口外八站，杀虎口外十二站，每站可安丁五十名，量给与马匹牛羊。”[5]
上引史料清楚地说明，内蒙古五路驿站的设置，是在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至于外蒙古的军台，则是康熙三十二年开始设立的。[6]以后，随着清政府对漠北的统治逐步加强，军台之制也由内而外日益周密。所以魏源说，外蒙军台“始于康熙北征准噶尔时，继于乾隆征伊犁时，而周密于设定边左副将军时”。[7]
清代交通，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由北京出发，可经由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通往蒙古各盟旗、各卡伦。在这些驿道上，属于内地的驿站由内地汉人维持，称为汉站。进入蒙古地区以后的驿站，由蒙古人维持，称为蒙古站。出喜峰、古北、独石、杀虎四口的驿路，只达内蒙古各旗。其驿站称为站。从张家口通往西北的各驿站都称台。这条驿路最长，到达的边陲地点也最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尔泰军台。这是官设驿站。除此而外，还有喀尔喀自备之驿。本文目的，主要是考订《大清会典事例》中所著录的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置之各台站的方位。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的主要依据是：
一、康熙朝《满汉合璧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以下简称康图）与乾隆朝《内府舆图》（即乾隆十三排图，以下简称乾图）所标注的各驿站地点或方向。大部分蒙古驿站，都可以在康、乾二图上找到。二图标出的台站方位，可以引导我们在现代地图上寻找它的故址。康图上蒙古地区的地名都用满文记注。汉文音译无正字，所以官书和私著关于驿站的写法，用字颇不相同。用康图的满文写法同汉文音译比勘校正，常常可以发现不少汉文音译残缺不全。尤其重要的是，将康、乾二图互相比勘，乾图显得很不准确。不仅时常漏掉地名和符号，而且还经常标错地名和方位。如不审慎，就会跟着它错。至于译名的错字，就更不胜枚举了。
二、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五九“兵部·邮政·驿程”所载各驿站间的道里十分有用，它可以供我们在确定蒙古驿站的方位时参考。一部分还记载了各站相互间的方向，自然就更有用了。
三、“五十家子”设为驿站的历史制度。
《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云：
独石口军台（康熙三十二年设），蒙古六台站。每台派拔骁骑校（蒙文作kündü，通常多用这个字的音译“昆都”）二员，笔帖式（满文Bithesi的音译，原意为写字人。蒙文同义词为Bichigechi，蒙古台站亦常用这个蒙古字的音译“毕齐格齐”，是担任翻译的人）一员，领催（蒙文Boshighu，通常亦用这个字的音译“拔什库”）二名，达夫五十家。原定不设工食。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分给每一家牛马共五头，羊三十头，为永远养赡之用。再每台预备过往差员口粮羊二十只，每只定价银七钱。年终册报理藩院核销，用完给银再备。
除独石口外，其它诸口蒙古驿站，每站也都由五十家应役。查康、乾二图，后来热河省地区范围内的许多驿站所在地，都在今日各地的五十家子村镇。有的驿站在康、乾二图上直称某河苏塞包，如卓逊苏塞包（Joson Susai Boo）、希拉穆伦苏塞包（Sira Muren Susai Boo）等。满文susai boo译言五十家。后来的图籍上，还时常出现他本格尔的地名。按蒙文tabin ger，亦译言五十家子。至于注记为他本庙的地点，一定也是清代驿站故址所在。
关于清代蒙古驿站的定点，我们主要就是依据以上三条线索，并参照了近代中外各种有关图籍、蒙古行程记以及部分方志材料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