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中国的士大夫对于大蒙古时代[1]的耶律楚材一向都有好评。一二六〇年郝经《立政议》中关于耶律楚材的颂辞可以代表元朝士大夫的意见。他说：

当太宗皇帝临御之时，耶律楚材为相，定税赋，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投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2]

历史事实的真相真如郝经所说的么？耶律楚材真是大蒙古国的宰相，真能为大蒙古国立下这么多的“功业”么？

明朝的士大夫对于耶律楚材也是推崇备至。沈德符说他“大有造于中国，功德塞天地”，[3]张溥说他“功侔周召”。[4]至于其余的赞颂，我们就不必再一一列举了。

近几十年来研究耶律楚材的人很多。袁昶[5]、张相文[6]、王国维[7]、陈援庵先生[8]等都下过很深的工夫。在欧洲各国，法国的雷木萨，帝俄的布来特施乃德[9]对耶律楚材也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解放后，历史工作者对耶律楚材也有很高的评价：有人说他保护了人民未受屠杀，有人说他为元朝订立制度，使之走向汉化。也是一片赞扬。现在不是想做翻案文章，要故意给耶律楚材一些恶评，只是认为：要想知道一个人，必须首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蒙古统治集团究竟需要什么人？耶律楚材究竟有哪些本领符合蒙古可汗的需要？这些问题弄清楚了，耶律楚材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反对什么人、在当时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等等问题就好解决了。

元朝的皇帝从忽必烈起，名义上虽说仍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可是所继承的国家却不是统一的了。西北诸藩国中，除了他的兄弟旭烈兀使用“伊利”[10]这个汗号来表示他的地位和元朝皇帝不是对等的以外，其他各藩国都独立了，地方化了。连名义上和元朝的关系也是时断时续。元朝的政令已经很难达到天山以西，所统治的民族主要是汉族，所依靠的物质力量，主要是中原汉族人民和封建农业经济，因而忽必烈便不能不把政治中心从漠北的和林迁移到今日的北京，不能不采用中原旧有的封建统治制度来统治中原封建社会的人民。“用汉法”，“治汉民”，“帝中国，当行中国事”，是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忽必烈所面临的问题，是大蒙古国末期的问题，十三世纪初年耶律楚材进入成吉思汗的穹庐时（一二一八年），“汉法”问题还根本提不到议事的日程上。

耶律楚材所处的时代，是大蒙古国的初期，严格地说，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地区、进兵中原以后，和他儿子窝阔台在位的时代。这短短的二十几年中，蒙古统治者对汉地控制的情况和面积，大不相同，因而所需要的“人才”也就很不一样。现在我们就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这两个时代的具体条件来研究耶律楚材所处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

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即准备并吞金国，那时女真统治集团虽已腐朽不堪，可是蒙古一时还无力把它并吞下去。一二一一——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进兵金国，孤军深入，南达黄河北岸，由于得地没兵戍守，不得不在和议成立后，退回山后去。以后他用兵西域达七年之久，东归后西夏未灭，他就死了。他所建的大蒙古国，东起朝鲜，西达黑海，北逾贝加尔湖，南方进到冀晋陕甘等省的北部汉族农业地区的边缘。总的看来，成吉思汗一生活动的地区，是畜牧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和中原汉族封建社会，始终没有发生较深的关系。因而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的本领，对于当日的蒙古统治者就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楚材投入蒙古后，在成吉思汗时期的十年中（一二一八——一二二七年），他本人“流落遐荒”，也根本不在中原。

女真迁汴后，蒙古兵再度进入河北，这时除投降蒙古的和继续拥护金政权的两种汉族武装地主互相火并外，所有两方官兵对各地起义的农民军都进行残酷的镇压，黄河以北广大地区陷于“荡然无统”的状态。

在这个时代，蒙古的统治集团在中原和西域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仍是抢掠财富，扩大掠夺面积，和在蒙古高原进行的战争是一贯的。不过在草原上掠抢的对象只能是牲畜和人口，在中原和西域的农业地区更增加了布帛金银等等而已[11]。掠抢的方法是直接的，换句话说，蒙古的将士到了一个地方，亲自动手，进行掳掠。对于抢得的东西，大家进行俵分，就是成吉思汗也有一份。[12]

在这个得地不守，以抢掠财物和扩大抢掠面积为主要目的的时代，蒙古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中原人物呢？首先是武装地主。蒙古军队人数不多，这些人能为他们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打天下的战争。其次是技术人员和手工业工人，他们能制造更多更精良的武器和改善蒙古统治集团的物质生活与卫生条件。至于舞文弄墨、通晓汉族封建统治的所谓儒者或士大夫，当日和劳动人民一样看待，也只是被掳掠去当奴隶使用而已。

那末耶律楚材在这个时代拿什么本领给蒙古统治阶级服务呢？耶律楚材虽是契丹人，可是他的家族从他的八世祖起，早已充分地汉化了。他们祖孙父子都是汉族封建社会中的典型士大夫。耶律楚材会作诗，会弹琴，还会参禅。不过所有这一切对于草原上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统治者说来，都是一文不值。这位契丹贵族知识分子别有一套技能，在大蒙古国初期需要大量技术人员的时候，是符合需要的。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主要是根据宋子贞撰的《神道碑》写成的。这一篇《神道碑》又是由他的门下士赵衍所撰的行状改写而成，其中充满了谀辞与诬说。但是说他“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却是真实的。他能给成吉思汗服务的本领，也就是这些“方技”[13]之术。

耶律楚材著有《五皇秘语》、《先知大数》等书，见明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他在《进西征庚午元历表》中说，他在成吉思汗的政权里“五载有奇，徒旷蓍龟之任”，寄张本的诗中也说：“自天明下诏，知我素通蓍”。[14]可见成吉思汗一二一八年把他从北京找到漠北，“处之左右，以备咨访”，所咨访的就是这一套占卜之术。他的传记缕述了他在成吉思汗时期的许多“功业”，如：对夏雨雪，冬大雷、月蚀、长星见西方的解释，祭角端的建议，[15]西夏亡时搜取大黄药材，以及以后用太乙数推知窝阔台出猎不吉等等，没有一项不是医卜星相之术的事。耶律楚材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迷信解说，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文化水平很低、迷信甚深的蒙古军队中，却能起巨大的麻醉作用。所以成吉思汗每遇将兵出征，必命楚材预卜吉凶，借以增强将士的斗志，坚定胜利的信心。可是这种迷信勾当在蒙古可汗的眼中，比较武装地主的冲锋陷阵来，分量究竟要轻得多。所以他跟着蒙古军队到西域流浪十年，心情十分潦倒，在他的诗篇中充满了侘傺浮沉的诗句。[16]

耶律楚材是个居士，他父亲耶律履也通佛法。[17]耶律履作过金朝的礼部尚书，“尤邃于易、太玄，至于阴阳方技之说，历象推步之术，无不洞究”，并著有《乙未元历》。[18]这一套家学没有失传，楚材也著有《庚午元历》，自称曾做大蒙古国的“春官”。此外在西域他还管理过小规模的屯田，他在《西游录》中说：“昔徙河中之豪民子弟四百余人，屯田于塔剌思城，奉朝命，委予权统之。”所有这一切，在大蒙古国初期都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工作。

一二〇六年蒙古统一政权建立后，国内行政、国外交涉一天天多起来了，文书往来，也就频繁起来了。尤其是蒙古“一军中宁有多少鞑人，其余尽是亡国之人”，[19]蒙古统治者倚仗这些“亡国之人”把掠夺面积扩大到蒙古高原以外，号令禀报，就不能再用派遣使者口传消息的旧办法了。

一二〇四年蒙古“以畏兀字书国言”，才有文字，与成吉思汗同辈的蒙古贵族当然都不识字。于是，掌管文书的必阇赤就成了不可少的人员了。

大蒙古国的初期，东方汉地各族，通行汉文，西方回回田地，通行波斯文，中间地区用的大约是蒙古文，因此蒙古在漠北时期的中书省或秘书处，大约应有蒙文、汉文、波斯文三个系统。[20]蒙古宗王大臣使用的必阇赤，所主管的应该是蒙古文书，大约蒙古人识字的太少，所以这些必阇赤大都是畏兀儿、克烈等部人（如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赤斤的必阇赤撒吉思，四环卫的必阇赤野里术等都是畏兀儿人，成吉思汗任命的必阇赤长怯烈哥和镇海是克烈人）。[21]至于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元史·耶律楚材传》和宋子贞所撰《神道碑》都没有提到楚材为蒙古可汗掌管汉文文书，但是他在蒙古政权中取得地位，掌握权力，却正是由于他是一个必阇赤（管文书人）。

一二二〇年成吉思汗召见全真教道士丘处机，处机“惮于远行”，欲于“德兴（今河北涿鹿）盘桓”，成吉思汗下诏促其就道，这个诏书就是耶律楚材执笔的。[22]

一二二一年南宋赵珙使蒙古，见木华黎于燕京，归著《蒙鞑备录》，记所见闻。他说：“燕京现有剌移晋卿者，契丹人，登第，见为内翰，掌文书。”当时楚材远在西域，赵珙在燕京就听到他的名字，足见他已有一定的权势了。一二二五年楚材尚留在高昌城（今新疆土鲁番），中原的官僚地主便开始通过他向蒙古可汗钻营。他寄赵元帅书云：

足下有安天下之志，仍托仆为先客，仆备员翰墨，军国之事，非所预议。[23]

他虽不能预议军国之事，可是遇事“得以行其私意”，早已能作威作福了。

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他大约在宁夏，以后拖雷监国，调他回燕京，才再回中原。计自一二一八年北上，在西北流浪了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他的任务是掌管占卜星相和汉文文书而已，军国之事，是没有资格过问的。

窝阔台即位后，大蒙古国的情况如何呢？成吉思汗晚年已把蒙古本土和西方阿木河以东的土地，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东方分给他的几个兄弟、亲戚和功臣。在封地以内，各有各的垄断剥削权，他人是不许染指的。大蒙古国东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即中原地区的北部，和西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即阿木河西呼罗珊等地，战争还在进行，土地得失不常，统治权还不巩固。在大蒙古国全国范围内，这些地区只是整个国土边缘上的一小片土地，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还不占重要位置。而且这些地区似乎还是大蒙古国的公产，还没有分赐给诸王和功臣。成吉思汗的各支子孙都有派人到这些地区索取财物[24]的权利。

这时和林城虽尚未建立，政治中心却在漠北。在蒙古统治集团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中原地区虽已开始被重视，但也只是全国范围内军政事务的一个方面而已。这个时期的军国大事主要是命绰尔马罕继续进兵波斯；命速不台等攻钦察、不里阿耳等地；高丽亦在用兵；至于金国，大汗决定自己去亲征。[25]一二三四年金朝亡后，举行第二次大聚会，会上决定了长子出兵东欧，和阔端、曲出等进兵宋境。这些军国大事，都是蒙古可汗和自己的“亲骨肉”商量决定的，当然不需要一个作诗、弹琴、参禅的中原士大夫参加谋议。

成吉思汗进兵西域的期间，把经略太行以南中原地区的任务交给了木华黎。木华黎从一二一七年接受命令起，到一二二三年死在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止，七年之中，占领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北部的一些城镇；接纳一些投降的汉族武装地主。可是新略取的土地，尚有继续拥护女真政权的武装地主的反抗，和农民军出身的彭义斌等的进攻，政权是不巩固的。而且当时“凡纳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郡邑长吏，皆其僮仆”。“天下郡县犹以财赋自赡。”向人民搜刮来的财赋，大都不向蒙古统治集团缴纳。这些土皇帝（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蒙古中央政府的仓廪府库却无斗粟尺帛。西域人虽说教给北军将士一套讨“撒花”（译言礼物）银的办法，向中原各阶层人民敛钱，但所敛财货尽归私人所有，蒙古最高统治者仍然得不到好处。窝阔台即位后，曾把所占领的土地划出一部分分封给宗亲勋贵，可是也不是顺利无阻、没有遇到反对的。[26]当初次进兵金国时，蒙古统治者还可以纵兵大掠，俵分掠夺品，既已占领之后，人民成了自己的“赤子”，不能再动手直接抢掠了。眼看一块肥肉，只是没有办法把它吞下去，当时的近臣别迭等竟然要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了，他们建议：

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27]

中原地区有一套现成的封建剥削制度，官僚地主是这套制度下敲脂剥髓的能手。北方民族的统治者不通过这些官僚，不用这一套制度，在中原是剥削不到什么东西的，别迭的话正反映了生产落后的蒙古统治阶级在汉地不能直接进行抢掠的情况下，对于剥削汉族农民陷于一筹莫展的焦急心情。

有人认为别迭的主张，是想扩大牧地，繁殖更多的马羊。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当日中原农业高度发展的具体情况下，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是行不通的。那时有无数武装地主携其部曲投降蒙古，目的不过在保存生命财产，保存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而已。一二三一年彭大雅叙述北中国的情况说：

汉地万户四人：如严实之在郓州，则有山东之兵；史天泽之在真定，则有河东河北之兵；张柔之在满城，则有燕南之兵；刘黑马之在天城，则有燕蓟山后之兵。他虽有领众者，俱不若此四人兵数之多，势力之强也。[28]

这些手握重兵的新降武装地主愿意引颈就戮么？木华黎统辖六万二千人，受命经略中原时，大约只带来二万三千蒙古兵，[29]攻城略地，全靠这些汉族武装地主。如果“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继续打天下，再向什么地方补充兵员呢？

把华北高度发展的农业地区“空其人以为牧地”，是开倒车，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文明较低的征服者，最大多数的场合上，不得不与被征服国度的较高的经济情况（被征服以后的那个样子）相适应”。深切了解蒙古统治集团和中原经济情况的中原封建官僚——耶律楚材出来献策了：

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30]

原来掠夺中原农民的手段除了直接下手抢掠和间接的“撒花”外，还有草原上向未见过“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等花样，而且在一年之内就能掠夺到那样大量的粮食、布帛和现金。以窝阔台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扭不过社会发展的规律，只得顺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进行统治，把一切搜刮的部署和组织，完全委任中原地主阶级代办了。就在这样的条件和情势下，一个平凡人物才能扮演英雄的角色。

这时金政权还在开封苟延残喘，它原有的十九个路中，南京、京兆府、凤翔、鄜延、庆原、临洮、河北东、大名府等路，有的还金瓯无缺，有的还能控制大部分；东北的上京、咸平、东京等路，名义上还在契丹耶律留哥的后裔统治下。受蒙古政权号令的地方，只有北京、西京、中都、河北西路、山东东西两路、河东南北两路，总共八路而已。耶律楚材口中的“天下”，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块土地。在这八个路的范围之内，即今山西和山东、河北两省的北部，也就是大蒙古国东南角的一小片土地上，耶律楚材以替代蒙古统治集团搜刮财富的首领的资格，组织亡金的士大夫陈时可、刘中等任征收课税使，设立了十路课税所，这十路是：

燕京课税所（金中都路的西部）

宣德课税所（金西京路的东部）

西京课税所（金西京路的西部）

太原课税所（金河东北路）

平阳课税所（金河东南路）

真定课税所（金河北西路）

东平课税所（金山东西路）

北京课税所（金北京路）

平州课税所（金中都路的东部）

济南课税所（金山东东路）[31]

这种课税所也不是耶律楚材创设的，他不过把金朝各路转运司的机构[32]恢复起来而已。《元名臣事略》卷十三引《杨奂文集》：

岁在己丑（原文如此，应为庚寅）十有一月，中书耶律公以军国大计，举近世转运司例，经理十路课税。易司为所，黜使称长。相丰歉，察息耗，以平岁入。奏可，一听中书省总之。

根据楚材的《神道碑》，说一年之后（一二三一年）窝阔台见诸路所贡课额，完全符合元奏之数，才深切认识到，“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了，于是“即日授中书省印，俾领其事。”《元史》本传竟干脆说即日拜中书令了。

按《唐六典》卷九：

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常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

这是唐代的中书令。元朝的中书令呢？《元史》卷十五：“中书令一员，银印，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只有皇太子才能担任这个职务。耶律楚材是大蒙古国的中书令，却绝对和以上两个时代不同，这个中书令什么样呢？

一二三二年，即耶律楚材拜中书令之次年，南宋彭大雅使蒙古，说“诸国亡俘或曰中书丞相……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初无宣麻制诰之事。”又说耶律楚材“或称中书侍郎。”两年之后（一二三四年）徐霆到草地，说：

“鞑人无相之称，只曰必彻彻。必彻者汉语令史也，使之主行文书耳。”

“若宰相，即是楚材辈，自称为中书相公，初非鞑主除授也。”

“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

“只是见之文书者，则楚材、镇海得以行其私意，盖鞑主不识字也。若行军用师等大事，只鞑主自断，又却与其亲骨肉谋之，汉儿及他人不与也。”[33]

可见耶律楚材的中书令，不过是窃号自娱而已。

那末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到底如何呢？《元史》卷二《太宗纪》说：“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主之。”真相也只是如此。麻合没的·牙老瓦赤父子，深知中亚情况，令他们掌管中亚的赋税，[34]耶律楚材深知汉地封建制度，又出身契丹贵族，故令他为首领，组织一群善于搜刮的官僚，进行征收黄河以北的课税而已。

在大蒙古国虽说事无巨细，须由可汗自己决定，可是舞文弄墨的必彻彻（即必阇赤），却可以上下其手，弄权行私。因此，不仅当时想攀龙附凤的士大夫，伺候他的颜色，就是手握兵柄的汉军万户如严实之流，亦不能不向他低头。[35]

蒙古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这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复仇战争的残余作风。随着汉人及各族人民加入蒙古军的增多，随着客观形势的需要，残酷罪恶的屠城行为亦逐渐减少。“奇巧之工，厚藏之家”是统治集团所需要的，供给刍秣的农民亦是军事活动所不可少的。[36]总之在进入中原以后，“得地无民，将焉用之”？蒙古军往往停止屠城，是受了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若把停止屠杀某一城镇，归功于某人的一言片语，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可是《元史》传记中这类粉饰的记载，却偏偏多。特别是汴梁未屠，宋子贞归功于耶律楚材，姚燧归功于窝阔台的私人医生郑景贤。[37]看起来，事情如何会那样简单。投降蒙古的官僚，日久得到信任后，在蒙古将士面前说几句话，少杀几个人，是可能的，也是正义的行为，估价太高，是不应该的。

大蒙古国的初期，北中国连年战争，人民不死于兵火，便死于饥馑，悲惨景象达到“千百不余一”的程度。蒙古政权的各族地主，对土地占有当然无大问题了，最严重的是劳动力的缺乏，因而在军前掳到的人民，即作为自己的“躯口”。在中原封建社会中，有势力、有地位、素受尊重的儒者、士大夫，亦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二一五年蒙古军占领中都，亡金的士大夫便“混于杂役，堕于屠沽”了。一二三三年汴梁城破，社会地位很高的大批士大夫被略为躯口，这些人不仅“羁孤流落，人所不能堪”，“饥寒不能自存”，而且身受“指使之辱”，亲任“奔走之役”。[38]耶律楚材在这批躯口中，“奏选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散居河北，官为给赡”。这些走投无路的地主知识分子，如何不感激涕零呢？以后楚材又在燕京置编修所，平阳置经籍所，显然也都是为这批获得自由，恢复了社会地位的儒者而设立的啖饭之所，一般地主知识分子飞黄腾达，全恃考试，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由于耶律楚材的建议，使四千多个（包括被俘的）儒者通过考试，顿成新贵，[39]他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顶礼膜拜的。

看来，耶律楚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利益。

他反对的是什么人呢？我认为他所反对的主要是蒙古政权中操纵财政经济的西域商人。中央亚细亚人自古就善于经营商业。[40]中原地区和蒙古草原都是他们的市场。蒙古统治集团进入中原后，由于东西交通无阻，中亚大批商人也东来了。他们对于聚敛、经营、运输、贮藏有一日之长，[41]因而蒙古统治者用汉人直接向中原人民征收课税，而管理财政，则使用西域商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从玉笼杰赤城来的花剌子模人麻合没的·牙剌瓦赤，[42]被派到汉地代替牙剌瓦赤的商人奥都剌合蛮，[43]不花剌人赛典赤，费纳客忒人阿合马等等。这些西域商人惟利是图，同中原大官僚、大地主之间在争夺权力和权利方面是有矛盾的，西域商人不利于人民的最显著的恶政是经营扑买和斡脱钱，[44]耶律楚材抓住了这些广大人民所反对的苛政，与奥都剌合蛮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当然会受到官僚地主的喝采，也受到人民的拥护，虽然扑买和羊羔息仍继续施行。

对于不通汉语不识汉字的蒙古统治集团讲，汉族人名是不容易记忆的，而且他们对新用的汉人也未必肯费点脑筋记住他的姓名。年纪小的，他们称呼他为“玉出干”（译言少），胡子黄的叫他为“昔剌”（译言黄），[45]耶律楚材胡子特别长，所以获得了个“吾图·撒合里”（译言长髯）的名号。时势造英雄，这个长髯人在蒙古统治集团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岁赐”条“勋臣”中就有“曳剌中书兀图·撒罕里”的名字。元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十《元故右丞相怯烈公（镇海）神道碑铭并序》：“国史曰脱必赤颜，至秘也，非有功不纪，公名在焉。”《圣武亲征录》大约就是一种脱必赤颜的汉文译本，其中有镇海的名字，也有耶律楚材的蒙古语称号“兀都·撒罕”，足证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楚材是一位对他们“有功”的人。

（原载《江海学刊》一九六三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