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译名考

女真译名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谓女真本名“朱理真”，番语讹为“女真”。他书或作“朱里真”。《元曲选》女真人李直夫《虎头牌》又作“竹里真”。按“女”“朱”二字，声母迥异，何故讹转如此？欧洲东方学家，多主张女字应读为尔汝之“汝”[1]，果尔，当日译人何故舍眼前“汝”字不用，独取“女”字之异读乎？且此说不惟与吾国用眼前字、眼前读音译写外来字之习惯相背，而“朱”“汝”声母仍不同，依然莫能令人心折也。考吾国用女字译为外国人名、地名或部族名，《辽史》以前殊不多见，则此字在契丹时代似必有特殊读音，与现行国语异，读史者特未注意耳。其特殊读音为何？此本文所欲首先研究之问题也。

窃以为欲考求女真之“女”字音值，宜首先解决下列问题，即：（一）女真一词初见于何代？（二）大约为何地人民所翻译？时代与地域定，而后始可作定性研究矣。如贸然以今音拟古读，或以南声绳北音，吾未见其能作合理解决也。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唐天复三年（九〇三年）“春，伐女真，下之，获其户三百”。

唐天祐三年（九〇六年）“十一月，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真之未附者，悉破降之”。

辽太祖天显元年（九二七年）平渤海。三年，女真遣使来贡。九二七年阿保机平渤海后，女真朝贡，史不绝书。盖契丹自是始与女真集团接触，交涉日益频繁矣。考九〇三至九〇六年之间，契丹尚为热河南部一小部族，局促于潢河燕山间，其无力作大规模远征，自不待言。观于九〇三年伐女真下之，仅获三百户，九〇六年以偏师即讨平其未附者，可以知之。且从此以后，即不复再见女真消息。及二十年后，渤海灭亡，即岁岁来朝。可知九〇三及九〇六年间所讨伐者，殆远离女真集团之小部落，游牧于热河辽宁间而已[2]。

或谓《新五代史》卷七四《黑水靺鞨传》后唐同光长兴年间，黑水部尚遣使中原。阿保机九〇三年所讨之女真，得非后世史家之追改乎？此事甚可能。顾吾人须知《新五代史》同光年间遣使南来者，或但称黑水，或称黑水兀儿，儿字属日母，古读为nz，元代八思巴字圣旨碑，犹译为ži，则兀儿即辽金时代之兀惹部，当无可疑。洪皓《松漠纪闻》卷一谓黑水靺鞨五代时始称女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说亦同，或即本诸洪书），窃以为其说最为近实。盖黑水部桃李花请命中原王朝时，上距渤海之亡，才数年，距阿保机初讨女真及其称帝之年（九〇七，亦即五代第一年），亦不过二十余年，是吾人即不能确言黑水靺鞨改称女真于何时，而暂定女真一词始见于第十世纪初叶，应无大误。

自第十世纪阿保机侵扰山西、河北北部起，至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止（九三七年），在契丹统治下之汉人，大抵皆燕晋两省北部人，则首先与朱里真接触而以女真一名介绍于世者，当亦不外此一带之人。然则第十世纪初期河北、山西北部方言中“女”字音值如何乎？

吾人若专凭字书反切为研究之资料，则仅能考见音类，而不能测定音值。苟能以第十世纪中国北方方言记录作根据，再证以第十世纪前后之他种记录，与现代燕晋方言，以推求“女”字之音值，则所得结论虽不敢必其毫厘不爽，要亦不能相去过远也。

《辽史》专名译音，为考见五代北方方言最佳之资料。惜刻下契丹文字虽已发见，而契丹语言则所知犹少，故今欲就《辽史》译名而从事研究，则尚非易事。无已，惟有取诸地域稍远之他种文件以为向导耳。

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前向中国道士所借敦煌石室写本中，有藏文音译《金刚经》及《阿弥陀经》两残卷，英人陶慕士（F.W.Thomas）及柯乐逊（G.L.M.Clauson）早已研究，分别刊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3]。据其研究结果，此二残卷乃第八世纪至第十世纪间写本。在此两残卷中，吐番字音译之西北方音“女”字读i，与“女”字同属娘母之“尼”字，声母亦为；同属鱼韵之“汝”字，则作źi，或作źu[4]。

公元第六世纪日本人留学于长安，其所学习之汉字读音，称为汉音，时代虽较早，然亦可供吾人参考。日本汉音女字读dzo[5]。

依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所录之中国方言，现代“女”字尚有保存母痕迹者。如山西文水、临汾二地女读ndy[6]，兴县读ndyi，汕头读dziu[7]。

然则就时代而言，上起南北朝下至今日，就地域言，西自敦煌，东抵日本，北起山西北部，南达广东，“女”字除普通鼻音声母外，尚别有与'或与'j相近之声母，此吾人所不能忽略者也。

就“女”字声母言，自切韵niwo至今普通话ny，声母皆为鼻音。顾娘母发音部位前移在i、y前，起颚化作用（Palatalization），故发生n＞nd现象[8]。就韵母言，第十世纪西北方言，鱼韵字出入于i、u两摄间，游移未定[9]，故汝读ź i又读zu。然则就理论上言，“女”字宜亦有u之读法，惟吾人尚未发现此种如意例证耳。

'i前之［，］母，乃表示母鼻音先声之前置字母，其作用与'b，'d，'g读如mb，nd，ng同[10]。观于宋代西夏文“穴”字汉字译音为“尼长”，吐番字母译为'jo'，尼与［，］对译。明代西番译语译前置字母'a为恩，今青海藏语方言仍读'a为n，可以知矣。[11]今临汾等县“女”字声母（nd）浊塞音前，亦有一同部位之浊鼻音，此［，］母之位置，正与n相当，则其音值亦与之相应，当无可疑。然则首先以女真二字译，jüchin者，在其所操方言中，女字当读为nu。

今既知五代北方方言“女”字之音值为'i～'u=nu，则一旦欲复原《辽史》女古、女里、女瑰、女古底等名称，亦当借镜于此矣[12]。

女真国号金，《金史国语解·物象门》金曰安春。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钦定《金史国语解》以满文ayisin当之，而钦定《金史语解》卷三《地理门》则又以按春为满文anchun之音译，anchun汉文耳坠也。按以安春与ayisin同意则可，直以安春即满文ayisin，则不可，至以按春当anchun，乃当日御用学者昧于金元间译例，但求对音，不顾史实所致耳。

伯希和教授谓突厥语金为altun，蒙古语为altan，女真语按春应为alchun，[13]其说良确。今再作若干补充，以资说明。陆次云《译史纪余》畏兀儿语altun译为“俺吞”[14]，《元史》译蒙文altan为“按坦”、“按滩”等等，明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二二译为“俺炭”。则女真语“按春”为alchun当无疑义。盖上起金元，下至明代，外来语韵尾辅音为l者，常译为n[15]。如阿尔泰山（Altai）译为“按台山”，suldus译为“逊都思”，其例固不胜枚举也。至于t＞ch，乃阿尔泰语系常见之现象。如突厥语Od-tegin＞蒙古语Otchigin[16]，ötüg（请求）＞öchik（讲说）是也。故在阿尔泰语系语中，以女真语“金”为alchun毫无困难。

明代《华夷译语·女真语·珍宝门》“金”作“安春温”，德人W.Grube《华夷译语女真译语序》谓：

关于《华夷译语》译者所用之汉文译音，亦不可不论。虽以一音对一音为原则，但在若干场合中，所谓反切之译写，亦曾应用。此类之例，如：阿浑温（兄），满文为ahon”。[17]

葛鲁伯（Grube）以“春”、“温”二字仅代表一音之说，虽言之成理，然窃疑其实为二音，“春”、“温”二音之间，似有一hiatus，其原语似为alchu'un，十三世纪蒙古语即有此现象，似不能以今日满语绳明代女真语也。

明代辽东建州卫女真方言金为ayisin，其字显然与alchun相应。惟在语音演变上究当如何解释，则犹待比较阿尔泰语言学专家研究也。建州努尔哈赤崛起时，称金国曰Ayisin Gurun[18]，自建国号曰大金或后金，其满文原文亦用Ayisin Gurun。观于天聪四年（一六三四年）《辽阳莲花寺大金喇马法师记》“大金”二字满文作Ayisin Gurun[19]，可以知矣。

ayisin译音“爱新”，亦作“爱亲”（ayichin）。此亦出方言之变异。S＞ch现象，吾人可用满文萨满（saman，巫也）一字解释之。达呼尔（Dahur）称巫为“萨玛”（sama）[20]，宁古塔（Ninguta）称为“叉马”（chama）[21]，语音随地而异，非有异也。至阿勒楚喀河俗称“阿什河”，“阿什”则又爱新之另一种方言读音也。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谓女真国号“大金”，以水名“阿禄阻”为国号。《金史》卷二四《地理志》说同，惟称此水为“按出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引《张汇节要》云“阿古达（阿骨打）为帝，以本地‘爱新’为国号。”爱新为满文，乃清人所改译，原文当亦为“按出虎”一类译音也。

按出虎水即今哈尔滨南之阿什河。金代之前，名“安车骨”或“安居骨”[22]，金代除阿禄阻与按出虎外，《金史》尚有阿术浒、按出虎、安出虎等异译。清代称之曰阿勒楚喀河。东西学者向以“按出虎”（alchuxu）与“按春”混言，不加分别，其实“按出虎”为水名，与“按春”当有区别，兹略辨析于此。

关于“按出虎”与“阿勒楚喀”之关系，清代学者已作研究，萨英额《吉林外纪》卷二：

阿勒楚河以水得名，……旧作按出虎。……按清字音，按与阿近似，出字与楚字同，虎字首与喀字首同。本处人习于国语，转音之讹也，俗称阿什河。

清代学者大抵不注意语言因时因地而变之定律，又不肯细求各代音译外来语译例，凡遇有与近代官话参差者，即以“音讹”或“音转”二字了之，独不思古人何以较后人特别低能，而不能用比较正确之字音，译写外来字乎。

“按出虎”最早译名，为“安车骨”。“车”字《广韵》有两种读音，一“九鱼切”（kjǐwo），一“昌遮切”（tcia）。若与后世译音“按春”、“阿禄阻”、“阿术浒”、“按出虎”、“阿勒楚克”比对，其相应之字为“阻”、“春”、“出”、“术”、“楚”，声母除阻（）字外皆为ch，不为k（居=kjǐwo）。由此吾人可断定《北史》、《隋书》、《旧唐书》“安车骨”之“车”字，应读为“昌遮切”，不当为“九鱼切”。又可推定《新唐书》“安居骨”之“居”字，殆不可从。

“阿勒楚喀”一名，满文写法为Alchuka[23]，字尾-ka，当为一语尾，与古译对比，显然与“安车骨”之“骨”，“按出虎”之“虎”，“阿术浒”之“浒”等字相当。是“骨”、“虎”、“浒”当亦为语尾。与“按春”或“安春温”迥异。“骨”、“虎（浒）”、“喀”，时代不同，音微变耳。至于此语尾在文法上意义如何，尚不易解释，穆麟德（P.G.von Möllendorff）《满文文法》谓凡字尾加ka、ko、ku、ho者，大抵皆表示工具及器物之名[24]，恐不能用以释此。

博明《西斋偶得》云：

辽为契丹，金为女直。契丹本音乃‘契塔特’，女直系由‘女真’、‘女真’由‘朱里真’迭改，其音乃‘朱里扯特’，见《元秘史》蒙古文，今蒙古犹以是呼之。

西斋虽蒙人，然其说犹多待补正。契丹之名，在东亚别种语言中，始见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突厥文《阙特勤碑》，其文作Qïtaï[25]。自此以后，直到今日之俄文仍Kitai在西方文籍中，第二字音，始终皆作-tai，不作-tan。丹为阳声字，收声为-n，何以在他种语言中，译音与汉语均不同？（中国虽有吸绐之名，然不通用）查古代北族名称若乌桓、柔然、达怛等译名，第二字亦皆为阳声，丹字之收声-n，殆表示一种特别意义欤？按蒙古语有单数-ai则复数变为-an之规则[26]，如《元朝秘史》第一四二节“头硝”作manglai（莽来，本意为额），复数“头硝每”作manglan（莽阑）；《华夷译语》贼作qulaghai（忽剌孩），复数作qulaghan（忽剌罕）。然则Qitai与契丹（Qitan），亦可用古蒙古语复数单数解释欤？

《元朝秘史》第二四七节蒙文音写“乞塔惕”（Kitat）旁注“金国”。“合剌乞答敦”（Qarakitat-un）旁注“契丹的”。“主儿扯敦”（jürchit-un）旁注“女真的”，第二四八节“阿勒坛合讷”（Altan qan-u）旁注“金皇帝的”。第二五一等节“乞塔敦”（Kitat-un）旁注“契丹”，译文皆作“金”，第二八一节“札忽敦”（aqut-un）旁注“金人的”。此种名称，亦须稍加说明。按“札忽惕”回教史料作auqut，《至元译语》作“托（札）忽歹”，译言“汉儿”，陈寅恪先生早已研究，[27]可不论。Kitat乃契丹之蒙文复数，为今日蒙人对汉人之称呼，但在十三世纪，则用以称金国，观于第二四七节可以知矣。第二五一等节旁注“契丹”，误。元初蒙古称契丹遗族曰“合剌乞答惕”（Qarakitat），彭大雅《黑鞑事略》“其残虐诸国”条作“呷辣吸绐”，乃Qara-Qitai之译音，用以称耶律大石所建之西辽。突厥蒙古qara义为“黑”，故彭大雅自注“黑契丹”云。

至于“主儿扯惕”，乃“朱理真”（Jürchin）之蒙文复数。拉施都丁书作Jūrcha，殆由韵尾n消失之Jürchi或Jürche译出[28]。据《蒙古源流》，知其字实应读为Jürchit[29]。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地理门》称“辽东海西”［卫］为“主儿赤”，又《人物门》□□下注主儿赤，□□当为与建州相当之字，盖版系明刻，入清后触讳挖去耳[30]。大抵自元初以来，蒙人用Jürchit一字，专称女真人。

明《华夷译语》称女真为“朱先”，Grube以Juchen或Niuci注之[31]。惜未著明Juchen之出处。《满洲源流》卷一谓国初称所属诸部为“珠申”。满文老档作Jusen[32]。似不能贸然用以与女真相对比。就十世纪译例言，Jur-应用收声-t之入声字译之。如谓-p、-t、-k收声已消失，则Jur之r又未可略而不译。朱理真之理，最足以表示收声-t（-r）已消失，儿而尔等日母字尚未变为近代之ər也。

女真亦作“女贞”，中原音韵为“真有贞”[33]。宋代某方言中，当亦有“真”、“贞”不分之现象。《松漠纪闻》称辽人避兴宗讳。“更为女直，俗讹为女质”。就字面言，直或为真之省减，就读音言，恐女直、女质皆由鼻音韵尾消失之jürchi一字译出也。《宋会要·蕃夷门》谓女真本姓“拏”，契丹谓之“虑真”。宇文懋昭《金志》说亦同，或即本《会要》。今南京人犹有读女为lu者，契丹境内汉儿，殆亦有n＞l现象乎？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于成都

（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九四三年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