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笑送大风雪”
古代的畜牧业经济是很脆弱的。过去蒙古地区遇到一次特大的风雪，满谷羊马，可以一夕死光。蒙古旧社会的畜牧业，全恃个体劳动，牲畜既无防寒设备，牧民亦无集体抗灾的组织。冬春季节的暴风大雪，对于草原牧民几乎成了人力不可抗拒的灾难。因而元代典籍和《元史》记载蒙古地区的严重风雪灾害，多得几乎是不能一一列举的。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贾公神道碑》：
大德九年朔方乞禄伦之地，岁大风雪，畜牧亡损且尽，人乏食。其部落之长咸号救于朝廷。（并参阅《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延祐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并参阅卷二九《泰定帝纪》）：
至治三年四月蒙古大千户部，比岁风雪毙畜牧，赈钞二百万贯。
《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
致和元年六月。是月诸王喃答失、彻彻秃、火沙、乃马台诸部风雪毙畜牧。士卒饥，赈粮五万石，钞四十万锭。
我们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看，蒙古地区的自然灾害，不是绝对没法避免或减轻的。只是在旧社会的封建制度统治下，不可能施行有效的抗灾措施而已。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只见事物的表面，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根据《元史》对元代蒙古地区饥荒频繁的记载，便得出元代蒙古畜牧业经济衰落的结论来，这是值得讨论的。
元代蒙古地区是中国的一个行省（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牧民在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条件下，遇到自然灾害时，皇帝有剜肉补疮的可能。就是说，有可能拿中原农业地区的粮食，赈济漠北的灾民，借以显示皇帝对本族牧民生活的关怀。这些“仁政”，由于当日元朝中央政府存有纪录并流传到今日，因而我们今天才有蒙古皇帝救灾的知识。根据今天牧区人民公社草原建设的成功经验，畜牧业在古代封建制度下是绝对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那末除元朝以外，其他各个朝代蒙古地区风雪干旱的灾害所以不多见者，不是元代独多，其他各代特别的少，而是其他各代政治上多与中原地区隔绝，中央政府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牧民虽大量死于风雪饥馑，后人也无从知道而已。元代蒙古地区在全国统一的管理下，灾害大小都有记载，相形之下，就好像元朝蒙古地区灾荒独多了。
外国别有用心的历史家一心想把蒙古民族的历史抹黑，一心想挑拨我国各族间的关系，说元朝蒙古统治集团入主中原后，首都设在北京，蒙古地区成了远离中央政府的一个行省，成了边陲，这就必然地不能促进它的畜牧业经济繁荣和发展了。
我们不禁要问，生产的发展和衰落，不取决于牧民生产积极性的高低，而决定于距离首都皇帝的远近么？距首都近的地方，能得到皇帝的“恩泽”，生产就会发展；距离首都远的地方，得不到“浩荡皇恩”，生产就会落后，这算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呢？其实他们不过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歪曲历史，企图破坏我们的民族团结而已。
我们认为元朝北方草原常常遭受天灾，是因为封建主（留在蒙古的和移居内地的）剥削太重，牧民无力改善畜牧业抗灾保畜的物质条件，与他们距离国都的远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按元代蒙古牲畜分两种，一属私人，一属官家。依元代蒙古地区税则，就是不满三十头羊的羊群，也要“见群抽分一口”。自己无有牲畜的贫苦牧民，若牧养官家的羊马，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剥削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牧民如何会有力量兴建躲避风雪的棚圈？又如何会有力量防治牲畜的病疫呢？
元朝中央政府虽说不断赈济各部饥馑，可是这只能对各部封建主有利，对贫苦的牧民未必会有什么裨益的。
蒙古地区今昔救灾的办法可分作两类，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前者的努力目标，是保护生产的牲畜。后者只是救济而已。在风雪来临的时候，在政府的领导下发动全民，和风雪搏斗，抢救饥寒交迫中的牲畜，制止灾情的发展和扩大。保住了牲畜，即保住了牧民的衣食，救济就成为不必要的事了。现在内蒙地区冬春的抗灾保畜工作，就是如此。
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牧民笑送大风雪》的报道：
去冬以来内蒙古地区有二十个牧业旗的七百万头牲畜遭受严重的风雪袭击，但是广大牧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无比英勇顽强的精神同风雪搏斗，正当风雪交加的时候，广大干部和牧民一道站在抗灾第一线，出现了全党全民合力抗灾的动人场面。锡林郭勒盟动员了全盟几乎所有的汽车、胶轮马车和牛车等运输工具，运输饲料等抗灾物资，全盟的所有养路工人，日夜破雪开道，保证把这些物资及时送到牧场。全盟各级干部热烈响应中共盟委的号召，冲破风雪到牧民家里……给牧民们带来了党和政府的关怀，给瘦弱的牲畜带来了饲料，到畜群去替换长年放牧的牧工回家休息。
解放前的封建主封建官僚会在隆冬风雪中替代牧工放牧吗？会站在抗灾第一线，为了保护牲畜用尽一切办法和风雪搏斗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元朝皇帝的所谓“救灾”是消极的，当风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不从事拯救，也不可能拯救牲畜的大量死亡。冰天雪地中孤立无援的贫苦牧民，既无术挽救饥寒交迫中的牲畜，也无力保存自己垂危的生命，只有坐而待毙，和牲畜同归于尽了。等到风雪季节过去，造成的损失已经不可挽救的时候，大都深宫中的皇帝才开始施行“仁政”了。这种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进行赈济的时间看得出来。蒙古风雪大灾，都在冬春两季，而元朝皇帝赈济的时间，却常在四月到六月（参阅前文所引《元史》资料），也就是说，到冰雪融消，进入夏季，灾情严重性已经成了过去的时候，才“大发慈悲”了。赈济的粮钞，当然是交给各部的封建主，能否落到幸存的牧民手中，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解放后牧地所有制改变了，牧民当家作主，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对于自然灾害不仅是灾来救灾，而且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加强“防患于未然”的物质保证了。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牧民有了集体力量和组织，在国家大力帮助下建设起来各种防灾保畜的设备，因而近几年来蒙古草原虽然连连遭受特大的风雪和旱灾，牲畜不仅没有受到巨大损失，反而创造出空前未有的丰收记录。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报道：
“在这里（内蒙古）一年有三四个月是风雪季节。过去一场暴风雪，往往造成大批牲畜死亡。由于气候变化剧烈，草原上还容易流行各种牲畜疫病。”
“公社在这些牧场上兴建了五十万座棚圈，冬春风雪季节大部分牲畜有了暖和的防寒设备。……”
“公社都建立了畜牧兽医站，生产队设有跟群放牧的兽医和防疫人员……有效地防治了牲畜疫病。”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粮站，在严冬到来之前提前把粮食当作战略物资运进牧区，使牧民掌握抗灾保畜的主动权。”
这些防灾保畜措施才不过是刚刚开始。内蒙发展畜牧业的建设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是日新月异的；因而尽管冬春之间风雪依旧，草原上的主人，却“笑送大风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