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

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

王莽篡汉以后，打算发三十万大兵，带三百日粮秣，穷追匈奴。他的大将严尤谏道：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鬴鍑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汉书·匈奴传》）

严尤所陈述的这五种困难都是实情，并无铺张事实、耸动听闻之处。当时交通工具和道路均很陋劣，要想运输多量的粮饷，供给远方的大批军队，当然有没法克服的困难。

征匈奴如此，征西域也是一样。战争的胜败，每系于粮饷的足与不足。汉武帝用了三十多年兵，常自述其经营西域给养困难的情形道：

前开陵侯击车师[1]时，危须[2]、尉犁[3]、楼兰[4]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彊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汉书·西域传》“渠犁”条）

由内地向边陲运输粮饷绝不可能，严尤已详言之，依靠西域诸国供给汉朝军队的军糈，据汉武帝的经验，也是不可恃。那末汉代参谋部要想解决这种西域给养的困难，非设法在西域求得粮食的补充不可。

《后汉书》卷七五《袁安传》谓东汉经营西域的岁费是七千四百八十万，我们不知道前汉的岁费是多少[5]。但就两汉向西域开拓的规模比较起来，前汉岁费的数字必较后汉的大。这种疲内郡以事边陲的事业，朝内本有一派人反对。汉代参谋部要想减轻国库的负担，以缓和反对派的掣肘，亦非在西域求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不可。

匈奴是行国，只要使其漠南无王庭，汉人便可以高枕无忧。西域可就不同，那里是城郭国家，是匈奴的附庸和近邻；倘若汉人不屯兵驻防，则匈奴铁骑一至，城廓诸国仍要倒戈相向，听匈奴的指使了。汉代参谋部要想达到凭借西域东制匈奴的目的，尤非在西域树立一个中心据点不可。

根据以上的理由，——解决给养的困难，减轻国库的负担，切断匈奴的右臂——汉家在西域开设屯田，乃是一件军事上必须贯彻的国策。

大体的说，大青山、天山乃是我国古来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界，这几个山系附近的地域，如归绥、后套、宁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土鲁番等地，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自古以来，西北比较适于农耕的地域也只有这几处。所以这几个地方在我国历史上也就成了汉家和匈奴军事上必争的要点了。这几个要点倘若落在匈奴手里，那末，不惟我国西北边陲的人民不能安枕，中原人民的安全也要受严重的威胁了。反之，倘若这几个要点汉家都能守住，匈奴便不敢南向牧马，大青山下也决不会看见夜宿的毡车了。

汉代经营西域的目的既在凭西域以制匈奴，所以在河西开设四郡，肃清东西交通的大道后，便开始在西域的中央开设屯田，确立经营西域的根据地。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虽有渠犁、轮台[6]、伊循[7]、乌孙[8]、车师等地，而在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则为渠犁与车师。汉朝先在渠犁屯田，后来又迁移到车师。质言之，西汉经营西域，初以渠犁为中心，东向以争车师，及车师既得，即进而据之以威迫匈奴。屯田区域是逐渐东移的。

按西汉国都远在东方长安，何以其在西域屯田不因近就便，自东而西，反而自西域的中央由西而东呢。我们在分别叙述西域的屯田和要害的争夺之先，不能不先解答这个问题。要想解答这个问题，下列几件事情是应该首先知道的。

（一）南道诸国与北道诸国间是一片大沙漠，汉朝势力到了北道后，就把匈奴与南道诸国的交通切断。南道诸国既然孤立，他们在西域军事上的地位便无足轻重，所以杜钦说大将军王凤道：

……县度之阨，非罽宾[9]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汉书·西域传》“罽宾”条）

大国罽宾尚且如此，其他小国更不必提了。

（二）北道诸国的地位便不同了，他们与匈奴为近邻，离合向背能直接威胁汉人在西域的地位。所以都护郭舜说：

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10]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书·西域传》“康居”条）

因此，汉朝经营西域便特别重视北路，假若不在北路设立根据地，便不能得到稳定城郭、监视匈奴的效果。

（三）远交近攻是秦汉两代对付敌国的传统政策。汉人要利用西域夹攻匈奴，当然须在北路诸国求与国。迨西汉与乌孙和亲，北路诸国闻风内附之后，为实现发动城郭诸国兵卒以东制匈奴的目的，自然需要在汉与匈奴势力范围之间选择一个西域根据地。我们展开地图一看，这两个势力范围间的渠犁乃是最理想的地点，因为玉门关——楼兰城——渠犁是一条直线，渠犁以西都是与国，渠犁东南一千一百多里就是南北两道分歧点。楼兰[11]对内的交通既便利，距匈奴的根据地车师又远，是最好没有的了。

前汉在西域设立都护之前，车师以东均在匈奴日逐王手中，汉朝没有法子从敦煌进兵北攻车师。要想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自然以凭借西域城郭国的人力和物力，东向与匈奴争衡为最便了。

汉家在西域的势力既然是逐渐东进，匈奴的势力当然是逐渐东退了。当汉家势力未达到西域的时候，西域城郭诸国本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有僮仆都尉，住在焉耆一带，征收诸国的赋税。《汉书·西域传序》说：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12]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这个匈奴经营西域的专官，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六〇年）日逐王降汉，匈奴势力退出西域，城郭诸国悉归附长安，汉家在西域设立都护的时候，方才撤消了。

匈奴经营西域的中心，是先由焉耆一带迁到车师。西汉为驱逐匈奴的势力计，自然要东争车师。匈奴为要保持他们在西域的势力和利益，当然也不甘轻易放弃。所以前汉与匈奴争夺车师，前后竟达五次。

后汉时，敦煌、车师间的新路便是遵循现在的甘、新大道，所以这条路线上的伊吾[13]又变成汉与匈奴争夺的要冲了。这一点我们留待讲东汉时再说，现在我们先述渠犁的屯田及车师的争夺。

渠犁一作渠黎，本来是个国名，汉武帝天汉二年（前九九年）曾来贡献。这个国家在今天山南麓策特尔（Chadir）及车尔楚（Charchi）之间[14]。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说：

（策特尔及车尔楚）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塔里木）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天）山者，乌垒故地。

这个地方十分适于耕稼，他的农业价值，汉武帝时桑弘羊已说得很清楚：

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西域传》“渠犁”条）

渠犁既具备这样优越的农业条件，当然可作为经营西域的根据地，所以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便选择这个地方开始置校尉屯田。

按西历纪元前一二六年，张骞自西域归，汉人对西域始获得明确的知识。从此，降昆邪王[15]，取得通西域的道路（前一二一年）；虏楼兰国主（前一〇八年），安定了敦煌西域间的交通；结乌孙（前一〇五年），得到匈奴西方的与国；破大宛[16]（前一〇二年），威震西域。汉朝前后不过经营二十五年，便在西域获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渠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钦佩汉廷削弱匈奴的迅速及其所得效果的伟大了。

渠犁屯田虽始于西历纪元前第二世纪最末的一两年，可是以渠犁为根据地而得到东向以攻匈奴的效用，则始于宣帝时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

汉人向来安土重迁，不愿到边远他方作开发的事业，所以在渠犁屯田的不是什么孝子贤孙，大体都是免刑的罪人。渠犁的田士也只有三个校，共一千五百人，由三位校尉统率。

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第四、第五两役都是郑吉凭借渠犁作根据地，率领这些田士，实现武帝以来终日梦想的东制匈奴的大业。

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的成绩，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已经明白指出了。现在我们把每次战役经过略述于后。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年），遣赵破奴破姑师（即车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不过当时西域还没有通，汉廷对车师尚无力控制，可以不算。

天汉二年（前九九年），汉遣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路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结果是李广利被围，几不得脱，兵士死了十分之六七，李陵食尽援绝，降匈奴，开陵侯因为匈奴发数万骑救车师，也不利引去。“此汉争车师者一，汉未得车师”。

征和四年（前八九年）汉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北击匈奴。莽通军道过车师北，至天山。汉恐车师兵切断莽通的后路，乃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别围车师。车师王降服。尽得其民众而还。“此汉争车师者二，汉得车师”。

车师是西域的门户，匈奴决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到昭帝时候，匈奴又遣四千骑田车师。宣帝本始二年（前七二年），遣常惠使乌孙，乌孙连年为匈奴所侵暴，因请求汉廷发兵夹击匈奴。汉朝远交近攻的目的这时才得达到了。所以汉廷遂大发关东的轻锐，选伉健习射的人皆从军。遣田广明将四万余骑出西河，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出塞击敌。别以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东西俱进，声势浩大。车师的匈奴田士大惊逃去，车师复通于汉。“此汉争车师者三，车师后降汉”。

以上几次争夺，或是一个大战役的一方面，或是匈奴田者慑于汉与乌孙同盟军的威势，自动逃去，战争的目的都不在车师。渠犁屯田也尚未发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

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17]，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以降吉。……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汉书·西域传》“车师”条）

汉在西域用兵最大的困难是粮饷的供给，汉武帝早已言之。到郑吉利用渠犁屯田以安西国、侵匈奴，始比较得到解决的办法。谷物充足，即率兵东进，一旦食尽罢兵，仍回到根据地田收，待秋收毕再发兵，使大军的粮饷不仰给于内地的转送，而在西域本土即能自给自足。渠犁屯田，到此才发生显著的效力，俾西域屯兵能独立作战。匈奴方面呢？

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汉书·匈奴传》）

这是汉与匈奴第四次争车师，车师屯田亦自此始。

匈奴放弃了车师，即丧失了西域的权益，他们岂肯就这样的让右臂切断，坐看汉廷虎生两翼？

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元康元年？〕果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魏相等）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汉书·西域传》“车师”条）

郑吉利用渠犁屯田，虽稍稍解决了军粮的问题，而兵士的补充仍须仰给于内地，虽说汉人的兵器较精，一可当三，无奈人数究竟太少，但凭战斗力的优势，仍不能制服匈奴的地大人众。所以第五次争夺车师的结果，只好放弃了车师的土地，尽徙其国民于渠犁，土地虽为敌占领，人力可不致资敌。

这时匈奴渐弱，内部也发生了破裂，由全盛时代逐渐衰落了。匈奴方面，经营西域的是他们西边的日逐王。神爵二年（前六〇年），日逐王先贤禅与单于有隙，想率其部下降汉，使人到渠犁向郑吉通款，这算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吉遂发渠犁、龟兹诸国兵五万人，迎日逐王，送他到京师。汉廷除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外，并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兼护南北两道。吉即择定渠犁北三百三十里的乌垒地，为都护治所，作为经营西域的政治中心。从此“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质言之，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扫荡净尽，城郭诸国完全听受长安的号令了。武帝以来切断匈奴右臂的大业，到这时才由郑吉完成了，上距张骞通西域，才不过六十七年。

按元康年间，郑吉放弃车师土地，取其人民居住渠犁。及匈奴经营西域的日逐王降汉，就常情推测，所徙的车师国人必皆东归故地，车师也由汉军占领。所以元帝时毫不费力的设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凭藉西域以制匈奴的根据地，遂由渠犁东徙了一千多里。从此，渠犁之屯罢，车师代替渠犁的地位了。

至于西汉在西域别地的屯田，尚有伊循、乌孙、轮台等处[18]。伊循的屯田乃出于鄯善国王的请求，目的止在镇慑鄯善前王之子，使汉廷所立者得依大汉威重而已。所以汉廷止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而已。人数既少，作用也小。昭帝时，于渠犁外曾命杅弥太子赖丹分田轮台，有田卒数百人，似乎赖丹被害后即罢，为时甚暂。据辛庆忌传，乌孙也曾屯田，怕也是临时的，因为乌孙为汉朝的与国，用不到在那里屯田。

匈奴的蒲类王居于蒲类泽的近处。蒲类泽即今巴里坤（Barköl），不过唐元两代音译都作Bars-köl此云虎泽。元帝时，匈奴东蒲类王将人众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西部地以处之。这时西域的新根据地——车师前王庭——和内地的交通似不必再迂绕楼兰故城，很可以遵循现在甘、新大道（敦煌——哈密——土鲁番）了。所以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便想由车师后王国出五船北[19]，通玉关，开一条新路，既省一半路程，又可避免白龙堆[20]的危险，可惜当时的地方当局反对。我们不管徐普的计划成功没有成功，西汉末年，敦煌、车师间的交通是不是遵循这条路，而后汉通西域的道路，至少徐普的计划线也是其中之一了。《后汉书·西域传》：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高昌壁是现在吐鲁番的哈剌和卓（Qara-Hoja），金满城是现在的济木萨（Jimsa）。前者是通天山南麓诸国的门户，后者是通天山北麓诸国的门户。大抵戊校尉屯后王部，己校尉屯前王部，把守着天山两麓的两个门户，以隔断东方的匈奴。

后汉通车师前后王部，既然必须经过伊吾，则伊吾在这条道路上地位的重要自然可想而知了。而且不惟伊吾的地位重要，农业的价值也十分高。《后汉书·西域传》：

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匋[21]，其北又有柳中[22]，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伊吾在匈奴与西域间大沙漠中是这样的一个宜于耕稼的绿洲，又是敦煌到车师大道上的惟一补给站，无怪乎汉与匈奴对这个地方双方都不肯放松了。

按东汉“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每次必在车师和伊吾屯田，而对伊吾的争夺则竟有四次之多。

后汉光武初定天下，不遑远略，虽西域诸国欲脱离匈奴，请求内属，竟不许。明帝时，天下安，颇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以其姊婿窦固明习边事，遂于永平十五年（七二年）夏四月命耿秉、窦固等议击匈奴事。耿秉曰：

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资治通鉴》卷四十五）

次年，兴师伐匈奴，大体就是遵照耿秉所拟的计划。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追至蒲类海，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伊吾既得，则通车师的道路便没有障碍了。所以十七年（七四年）冬十一月，又遣窦固、耿秉等出敦煌昆仑塞，进击车师，遂定其地。设戊、己两校尉，屯车师前后两王庭，屯各置数百人。

北匈奴以汉人兵力单薄，十八年（七四年）春便又开始击车师了。恰恰这时候汉明帝崩，救兵不能早到，次年虽然发兵营救，也几乎使西域屯兵全军覆没。明年，又放弃伊吾卢的屯田，匈奴立刻就遣兵占领了。汉与西域交通的门户，又被匈奴夺去了。《后汉书》称这一次是第一次通西域，计伊吾占领了整四年，车师只占领了三个月，便被北单于围攻了。

汉朝放弃西域十几年后，北匈奴大乱，南单于欲乘其分争之际，与汉兵合力讨平之。正在公卿聚讼纷纭的当儿，窦固的侄孙窦宪适犯杀人之罪，自求击匈奴以赎死。窦宪的运气很好，既于永元元年（八九年）击败北匈奴，燕然勒铭；复于次年五月遣阎砻将二千余骑掩击北匈奴守伊吾的军队，又把伊吾夺取来了。

永元三年（九一年），西域由班超平定，又设立都护及戊己校尉。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别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仍是把守西域的门户，防制匈奴的西进。

同年二月，窦宪遣耿夔、任尚大破北单于于金微山[23]，北单于携众西逃，这是世界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战争。不过北单于虽逃，其弟於除鞬尚有众数千止于蒲类海，窦宪请立他为单于，遂于四年（九二年）春授以印绶，使任尚屯住伊吾监视他。

及班超年老东归，都护不得其人，数年之内诸国并叛，道路阻塞，檄书不通。公卿以吏士屯田费用无已，遂于永初元年（一〇七年）罢西域都护，迎回伊吾、柳中屯田的吏士。

东汉把西域又放弃了。这一次汉廷据有伊吾凡十八年，据有车师凡十七年。

在班勇第三次通西域之前后，汉经营伊吾与车师，尚有一幕插曲。后汉第二次放弃西域以后，北匈奴又迫胁城郭诸国共为边患。元初六年（一一九年），敦煌太守曹宗遣他的部下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西域，于是车师前王等都来降。可是次年春索班就被匈奴攻杀了。

伊吾一日在北匈奴手中，河西诸郡便一日不能安枕。当时竟有人主张封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的。延光二年（一二三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述三策。他的中策是：

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后汉书·西域传》）安帝采纳张珰的中策，即于是年夏任命班超的少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将施刑五百人出屯柳中。勇即以柳中为据点，招抚西域诸国。

顺帝又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后汉书·西域传》）。

元嘉元年（一五一年），北匈奴三千余骑寇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之战，悉为所没。遂攻伊吾屯城，汉军救之，无功而还。

永兴元年（一五三年），车师后王叛，攻围汉屯田，杀伤汉朝屯田的吏士。桓、灵两代，朝政不纲，汉廷在西域的威势也逐渐消失了。

（原载《文史杂志》一九四一年第二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