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显然，元代的“诈马”这个词，无论用蒙古语和汉语都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它是来自哪一种语言的呢？我们不妨根据周伯琦的记载：诈马宴是质孙宴的俗称，来研究一下有关质孙宴的资料，看看能否找到正确的答案。

质孙宴的标帜就是预宴者必须穿戴质孙服，换言之，只有得到皇帝赏赐质孙服的人，才有参加这种宴会的资格。《元史·舆服志》关于质孙服有详细记载。天子的质孙服，冬季穿的有十一等，夏季穿的十五等；百官的质孙服，冬季九等，夏季十四等。以上各种质孙服中，用“纳石失”（金锦）制成的占很大比例。纳石失就是波斯字nasīch的译名，指一种绣金锦缎。[7]据术外尼记载，成吉思汗西征以前，有一个花剌子模商队运了许多金锦、布匹到蒙古贩卖，为首的富商索价太高，每匹金锦要三个金巴里失（锭），而其本钱才花十到二十底纳儿[8]，成吉思汗大怒，命人将库中所存的此类金锦拿给这个商人看，表示这种物品对他来说并不新奇。[9]这说明，很早就有回回商人将中亚出产的金锦运销到蒙古了。蒙古征服河中地区时，俘虏了很多撒马耳干、不花剌等城的织金工匠，后来将这些人迁到弘州、荨麻林等处，设立工局，专门织造纳石失锦缎。[10]蒙古统治者非常喜爱这种中亚织物，除制造质孙衣外，还用它来装饰车、马、玉玺绶带等，对有功的臣僚也常常赏赐纳石失缎匹，以示荣宠。

天子质孙服中，还有一种青速夫金丝阑子，“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舆服志》）这也是一个波斯字。suf，意为羊毛织品，长毛呢。

所谓质孙服，是衣、帽、腰带配套的。史料中常常提到，质孙衣、帽、腰带上都装饰有珠翠宝石。虞集在《曹南王勋德碑》中说：“只孙者，贵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间，膺首服亦如之。”（《道园学古录》卷二四）《舆服志》所载天子夏季质孙衣有“答纳都纳石失（原注：缀大珠于金锦）”，“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等，答纳即波斯语dāna，意为“珍珠”。质孙帽有“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檐帽”，牙忽也是波斯语yāqūt，此言红“宝石”。这些珍珠宝石多是回回商人从中亚贩运来，“献”给或卖给元朝皇帝和将相大臣，索取远远超过其原值的酬价。元成宗大德年间，有西域商人以“押忽大珠”（押忽即上述“牙忽”之异译）进售，其价竟达六十万锭。[11]元朝皇帝不顾人民死活，用搜括来的民脂民膏购买珠宝装饰质孙服，宴飨娱乐，虚耗国库，所谓“富称塞北”，大概就是指这种穷极奢华的勾当。

如上所述，质孙服的衣料是回回地面工人织造的，镶缀只孙服上的宝石明珠是回回商人贩运来的。这些人当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称呼这种衣料和珍宝，那末元朝统治者承用回回名称称呼这些外来品，不也和今日我们用维尼纶、布拉吉等外国词汇称呼某种衣料或衣服相同么？“诈马”一名是否也出于波斯语呢？拉施都丁书的一处记载恰好证实了我的设想。《史集》记载窝阔台合罕的“训言”中有一段说：“一天，他看到一个印度妇人背着一个孩子，就命令赐给她五个巴里失。官员扣留了一个巴里失，只给她四个。她向该官员提出抗辩，合罕问：这个妇人在说什么？官员报告说，她在倾诉她有一家子人。合罕走进仓库，叫那个妇人来，命她尽其所能地拿取各类服装。于是她像一个健壮男人所能做到的那样，拿去了很多纳石失衣。”[12]在波斯原文中，纳石失衣就写作jāmahayi nasich（纳石失的诈马）。[13]波斯文jāmah，意即“外衣”、“衣服”。虞集《曹南王勋德碑》记载，阿剌罕及其子也速迭儿多次受赐“金织文衣”，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也速迭儿平定王禅叛乱有功，元文宗“赐以只孙宴服，……付以纳赤思衣七袭。纳赤思者，缕皮傅金为织文者也。”虞集将金织文衣、只孙宴服和纳赤思衣分而为三，其实金织文衣即纳赤思衣（纳石失衣），也就是只孙宴服。《舆服志》百官质孙服中有“大红纳石失”、“素纳石失”、“聚线宝里纳石失”等种就是很好的证明。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诈马”一词应来源于波斯语jāmah——衣。上面说过，质孙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预宴者必须穿戴御赐的质孙服，且以衣服的华丽相炫耀，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诈马宴”（衣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质孙”（颜色）和“诈马”（衣服）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