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鹆、Huiur及Hor

五、乌鹆、Huiur及Hor

彭大雅《黑鞑事略》第四八节《其残虐诸国》条下,著录一国,名“乌鹆”。王国维注云,乌鹆即“回鹘”,而未加说明。[50]“鹆”与“欲”字同音,同隶“喻”母,与“鹘”字之隶“匣”母迥异,故知“鹆”决非“鹘”之讹。且曹元忠曾见旧抄本,“鹆”字作“img”,[51]“img”与“鹆”形近而伪,与“鹘”字字形不类。

Uighur一字,似首见外蒙古《磨延啜碑》北面第三行,[52]唐译为回纥,继徇回纥之请,改为回鹘。其见于十三世纪著录者,则有委吾、外伟、畏兀等异译,然与乌鹆之音读比较,均差。即与西方阿布列·法拉齐(Abulfaradj)书之Ighur[53]、鲁不鲁克(Rubruk)书之Jughur[54]、海屯(Haithon)书之logur[55]亦不类。故知彭大雅书乌鹆读音之来源,必属另一系统。吾人曾检查西籍,见乌鹆之音译,只与普拉诺·迦尔毕尼(Plano Karpini)书之Huiur[56]相近,换言之,普拉诺·迦尔毕尼书之Huiur及Sari-Huiur,与西方著作中他种写法均不合,惟与彭大雅之乌鹆类似,足证提供二人以乌鹆(Huiur)音读者,当属地域或部族相近之人,质言之,方言相近之人也。

彭大雅与布拉诺·迦尔毕尼分别于一二三二及一二四六年亲至漠北,前后相距仅十四年,二书叙述鞑人“残虐诸国”亦略同,乌鹆或Huiur同在已破或已降者[57]之列,至于畏兀儿早于一二〇九年纳款矣。

藏文Hor一字,意为突厥,为蒙古,故美国艾德噶(J.H.Edgar)[58]曾主张西康东部雅楚河上流之霍耳(Hor)部,即秦、汉时代小月支之苗裔。此说能否成立,兹姑不论,吾人所欲言者,藏文Hor一字,由突厥或蒙古部中何名而来乎?依吾人揣测,Hor殆即Huiur(乌鹆)之西藏读法,换言之,Huiur、Hor同出一源,同指普通译写之畏兀儿也。此说虽无旁证,但颇有可能,姑志于此,以待世之博雅君子论定焉。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于成都

(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三期)

[1]浑邪休屠王故地即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2]楼兰故城,斯文赫定已于一九〇〇年发现。其废址当北纬四十度三卜一分,稍西于东经九十度。王国维先生以为楼兰当在今罗布淖尔西北隅,不当在泊之东北隅(《观堂集林》卷一七《流沙坠简序》)。一九二七年徐旭生先生与斯文赫定同往新疆时,途中曾举此说以问之,博士答曰:“王氏之说不误,但彼不知古淖尔与今泊并非一地。余所发见之城,固在今淖尔之东北,然实在古淖尔之西北,王氏之论非惟不能驳斥余等之说,反足以证成余等之说矣。”(《禹贡》半月刊第四卷第九期,《辨鄯善国在罗布泊南说》,徐旭生先生跋文)斯文赫定所发见者乃鄯善国故都,其新都详见本书第80页①注。

[3]乌孙治赤谷城,在勃达岭(Bedel)西,伊犁河(Ili)流域当为其故地。

[4]即今费尔干纳(Fergana)。

[5]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谓策特尔(Chadir)及车尔楚(Char-chī)“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塔里木]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乌垒故地”。突厥语chadir译言“帐幕”,欧阳玄《圭斋集》卷九《赵忠靖公马合马沙(Muhmmad Shad)碑》云“茶迭儿者,国言庐帐之名也”,茶迭儿即chadir之元代音译也。charchī译言“游行商人”,二地相去百六十里。又《汉书·西域传》“渠犁东北与尉犁接”,徐松补注云:“敦薨水自今博斯腾淖尔(Bostan Naghur)溢出之河,渠犁在河西,尉犁在河东。”

[6]见注④。

[7]车师前王庭治交河城,即今吐鲁番之雅儿湖(Yar-Khoto)。

[8]柳中即今鲁克沁(Lukchun),其西北五十里哈拉和卓(Qara-Khoja)即汉高昌壁,西距雅儿湖(汉交河城)九十里。

[9]伊吾又称伊吾庐,即今哈密。德人赫尔曼(A.Herrmann)以营盘当之,误甚(见其所著《楼兰》一书),盖此说只可迁就《后汉书·西域传》“伊吾北通高昌壁”,“北有柳中”之“北”字而已。蒙古人称哈密为Qami,当地人称之曰Qomul。伊吾卢与Qomul,音译上当有关系。

[10]当地人称焉耆曰哈剌沙尔(Qara-Shahr),译言黑城。徐松谓危须城当在今博斯腾淖尔东南尉犁,见本书第78页注④。

[11]汉代玉门有二,太初前之玉门在敦煌东,殆即今日玉门旧县。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谓:“太初以后之玉门关,以《括地志》所记方位道里言之,则在唐寿昌县西北百一十八里。今自敦煌西南行一百四十里,有巴彦布喇汎(Bayan Bulaq),陶氏(《辛卯侍行记》)以为唐寿昌县故址,自此西北百一十八里讫于故塞,则适在东经九十四度、北纬四十度之交,则当九十四度稍西之[斯坦因所发现城关]废址,实为太初以后之玉门关”。至于阳关,《括地志》谓在寿昌县西六里,则二关得相通矣。

[12]《唐书·地理志》“贾耽入西域道里”谓“自蒲昌海(罗布泊)南岸西经七十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百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此唐代之石城镇当即汉代鄯善国新都,扜泥城似为此新都之名。

[13]《卡尔毕尼行纪》,里施(Friedrich Risch)德译本,第二二四页。

[14]《鲁不鲁克行纪》,里施德译本,第八六页。

[15]关于亦纳思之时代,《元史·土土哈传》殊不可据(参看冯承钧先生《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所收伯希和著《库蛮》)。《元史·土土哈传》云:“太祖乃命将讨之(亦纳思),亦纳思已老,国中大乱,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祖,而宪宗受命帅师已扣其境。”太祖讨蔑里乞与宪宗征钦察,乃系两役,年代相距十数年。阎复撰《纪绩碑》及虞集撰《世绩碑》叙述至为分明。《纪绩碑》云:“太祖征蔑乞国,其祖火都(Qodu)奔钦察。遣使谕亦纳思曰:汝奚匿予负箭之麋(《秘史》第一九九节作“中箭的鹿一般”),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谓使者曰:逃鹯之雀,img荟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岁丁酉,宪宗在潜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土土哈)之父班都察举族迎降。”《世绩碑》云:“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纳思,遣使谕之,弗从。及我师西征,亦纳思老,不能理其国。岁丁酉,亦纳思之子忽都鲁速蛮自归于太宗,而宪宗受命帅师已及其国,忽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来归。”《元史·土土哈传》系以《纪绩碑》为蓝本,略参《世绩碑》而成,由于史臣笔削无方,竟删去丁酉二字,致使相距数十年之太祖、宪宗两次西征混为一事,惹起不少考证。甚矣!转手材料之难凭也。
又纪绩、世绩二碑,同出一源,详略处可互补,惟虞集长于古文而不甚明了史事,故其文集中所收碑文虽多采取成文,稍变字句,而一转手间辄乖史事。《纪绩碑》述太祖时所征者为篾乞国(Merkit)火都(Qodu),且可由他种史源证明之。虞集撰《世绩碑》,删去篾字,于乞字后妄加思字而成乞思,致与宪宗所征之蔑乞思(Mekes)相混,不知蔑儿乞为蒙古部族名,牧地在薛凉格河。蔑乞思为阿速都城,远在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之北,二者相去数千里,乌可以其音近而相混乎?所可怪者乾隆改译本《名臣事略》、《元史·土土哈传》均同此误,而荷兰De Groot译《土土哈传》,则又将麦怯斯误为蔑儿乞(参见伯希和:《库蛮》),古今中外,无独有偶,虞伯生可以解嘲矣。
又按“逃鹯之雀,img荟犹能生之”一语乃北族当时流行之谚语。《元朝秘史》第八十五节逊都思人(Süldūs)沉白(Chimbai)、赤老温劝其父锁儿罕失剌(Sorghan-shira)援救帖木真云:Sibaghuqan-i turumtai buta-tur qorqobasu butatur aburaju'ui(“雀儿被龙多儿赶入丛草呵,丛草也能救他性命”)。波斯人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第一册第一九七页亦有类似记载。据云,有若干贵族避匿阔端(Köten)所,其母命其交出,阔端答曰:Baghās i altuyūr Ki az makhālib i baz ba-Khārbani panahad az Saulat amān mi yābad(“脱出鹰爪逃入荆棘之鸢鸟犹能免搏击而获安全”)。中国、蒙古、波斯三方面史料均有记载,足证此语在十三世纪流行之普遍。参看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之突厥斯坦》,第四一页。〔补:波耶尔(Boyle)译的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一九五八年已出版,这个蒙古谚语在其英译本第二四二页。〕

[16]程钜夫云“其先以北方君长归国”,成都各图书馆无湖北先正遗书,故未能检《雪楼集》以考究此支钦察人之历史,兹据钱大昕《元史氏族志》卷二引文。

[17]《元史·宪宗纪》、《地理志》、《五行志》均有记载,又见《史集》卷二,布洛晒刊本第四一——四四页。

[18]多桑《蒙古史》引俄国史,见冯译本卷一,第一四一页。

[19]《史集》贝勒津刊本,《丛刊》第七册,第一七一页。

[20]冯承钧汉译:《多桑蒙古史》卷一,第四〇页。

[21]史称土土哈祖居玉里伯里,《纪绩碑》作玉理伯里,《世绩碑》作玉黎北里。土土哈之外,《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伯帖木儿钦察人也。至元中充哈剌赤(Qarachi)”哈剌赤,土土哈父班都察部属之号,见纪绩、世绩二碑。《元史》卷一三四《和尚传》:“和尚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六《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称伯行玉吕伯里氏,伯行即《元史》卷一三一之拜降,传称北庭人,盖史臣误玉吕伯里为别失伯里,而复用其古名也。钱大昕以元代北庭属畏兀儿,故于《元史氏族表》列拜降于畏兀部,复易北庭人为畏兀儿氏。《新元史》卷一五四易拜降为伯行,称玉吕伯里人,乃椐袁桷集改,甚是,而《新元史·氏族表》则仍照抄钱氏书,称拜降,不称伯行;称畏兀人,不称玉吕伯里人,并漏其二子之名。一手成书,不应失检如此,自相矛盾。姚燧《牧庵集》卷一七《坤都岱公神道碑》称坤都岱(乾隆中改译如是,苟不能发现聚珍版之前,原辑之姚集,元代译名,殊不易复原。柯据改译之名收入《新元史》卷一五二,但《氏族志》复漏其人之世系)之父库春(亦改译)为钦察酋,太宗之世,贵由、蒙哥、速不台讨平之。以土土哈父班都察降蒙哥之例考之,亦有出玉理伯里山之可能,但未可必。《元史》卷一三一完者都及卷一三三完者拔都乃一人,传文仅称其为钦察人,惜不能求得《雪楼集》,不知能否据《林国武宣公碑》以定其族属.其余尚有苫彻拔都儿,(卷一二三)及昔都儿(卷一三三),皆钦察人,因无旁证,不能知其族属。此外《新元史》卷二〇五增钦察人《兀鲁思传》。《元史》及碑传中所见之钦察名臣大略如是。

[22]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第二六页。

[23]《库蛮》第二五页。

[24]《蒙兀儿史记》卷一五四《氏族表》“钦察”条。

[25]《库蛮》第三〇页。多桑《蒙古史》卷一,第一四〇页转录之钦察十一部名中有Elberli一部,冯承钧先生亦以为似即玉理伯里。二说并待证。

[26]《库蛮》,第二五页。

[27]清季缪荃孙椐《元文类》、金石碑版辑得阎文四十三篇,釐为五卷,仍名《静轩集》,收入其所刻之《藕香零拾丛书》中。

[28]收入《群书校补》卷一九至二二。

[29]《札兰丁传》,忽达斯(O.Houdas)译本(Histoire du Sultan Djelal ed-Din Mankobirti),巴黎,一八九五年,第四四页。忽达斯注云“此族为蒙古朵儿勒斤(Daurliguin)之一支,参看德麦松(Desmaisons)男爵《鞑靼与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 et des Tartares,St.Petersbourg),一八七四年,第六〇页。按忽达斯之说殊误,《鞑靼与蒙古史》为阿布勒·哈齐(Abou'l-Ghazi)所著,其书部族部分悉本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而拉施都丁书蒙古部族之分类未可施之于康里人也。多桑云“此Yemeks部昔必包括于康里概称之内”(冯译《多桑蒙古史》第九三页),其说甚是。《元史》卷一三三《也速䚟儿传》:“也速解儿,康里人。父爱伯,伯牙兀”;卷一三四《斡罗思传》:“斡罗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布来特施乃德谓伯牙兀与伯要似皆指康里部伯牙吾台氏(《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三〇三页),然则康里部之有伯牙吾台氏,中文史料中亦见著录矣。

[30]屠表作右手千户,误。

[31]贝勒津本作Jadī,其所引C本及D本作odāī(见《丛刊》第七册,第二三三页);多桑本作Djeda,(冯译《多桑蒙古史》卷一《附录》)。〔补:赫达古洛夫俄译《史集·部族志》第一七五页脚注,Jada今为色楞格河左岸支流。〕

[32]《史集》贝勒津刊本,《丛刊》第七册,第二三三——二三四页。

[33]哀德蛮:《概况》,第一五五页。

[34]《史集》贝勒津刊本,《丛刊》第十三册,第一五一——一五五页。

[35]《史集》贝勒津刊本,《丛刊》第七册,第二三三——二三四页。

[36]布洛晒刊本,第五八三——五八四页。今蒙古文言貂字写作bulaghan蒙文《秘史》第九节“不img罕”旁注云“貂鼠”。蒙俗命名,多取婴儿坠地时初见之物类,则成宗此后即以貂鼠为名也。

[37]同上书,第五六二、五八四页。

[38]《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记功嘉葛剌思(Kun-dga'-gras=Anandakirti),译言普喜名闻,惟以胆巴(Dam-pa,译言微妙)称著。

[39]布洛晒刊本,第五六四页。

[40]《史集·部族志》“宏吉剌氏”条仅著录合赞汗皇后,未著录驸马。

[41]《新元史·后妃传》宪宗“有失力吉妃子,伯要牙氏”,柯氏以妃所生昔里吉之名为妃子之名,误甚,盖柯氏所本者为哀德蛮书,译者重译致误也。

[42]《史集》贝勒津刊本,《丛刊》第七册,第二三七页。

[43]关于此图之流传,参看伯希和:《经世大典西北地札记》,《通报》,一九二〇年,第九八——一〇〇页。

[44]《中世纪研究》,第二册,第一二〇——一二一页。布氏对此图之研究,一八七六年初揭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集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新辑第十卷,第一七〇——二九六页。设里汪在第二八五页。

[45]《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下,第三页下(广雅书局本)。

[46]《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元经世大典地理考证》卷三,第四页。

[47]《新元史》卷五〇,第二七页。

[48]《蒙兀儿史记》卷一六〇,第二五页。

[49]斯特兰吉:《哈里发东部统治区地理》(G.Le Strange,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三〇年,第二〇二页。

[50]《黑鞑事略笺证》第二一页。

[51]罗振玉本附曹元忠《黑鞑事略校记》第三页。

[52]G.J.拉木施台德:《蒙古北部卢尼字体回纥文二碑》,刊于《芬兰一乌戈尔学会会刊》,一九一三年,第三〇卷第三号。

[53]布来特施乃德:《中世纪研究》,Ⅰ,第二六二页。

[54]《鲁不鲁克行纪》理施德文译本,一九三四年,第四五〇页。

[55]《中世纪研究》,Ⅰ,第二六三页。

[56]《迦尔毕尼行纪》,理施德文译本,一九三〇年,第一一四页。

[57]《迦尔毕尼行纪》,理施德文译本,一九三〇年,第一九四——一九六页。

[58]《上Nya或雅尔隆的霍尔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学报》第五卷,一九三二年,第六九——七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