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得芝

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经历了诸多重大变革、涌现过无数杰出人物的伟大时代，中国史学界的许多优秀学者也在各自的专门领域作出了无愧于这一时代的贡献。河北教育出版社为了对本世纪我国史学的成就进行回顾和总结，计划集中刊行一套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名著，以便于史学事业的后继者在前辈辛勤构筑的坚实台阶上向更高处攀登。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创举。其所定书目中有韩儒林先生的《穹庐集》，命我写一篇评介文字附于书后。我虽师从先生几三十年，日承耳提面命、祛蔽启蒙，但因资质驽钝，未能深切领悟先生学术的精奥，岂敢谬当评介之责！只不过将自己读先生书和往日幸闻教诲所得的粗浅体会写出来，期与读者诸君共同学习而已。

《穹庐集》是韩先生晚年亲自编订的学术论文选集。早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社就约请韩先生出一部论文集，于是先生着手整理旧作，进行仔细的校订。记得他在指导助手誊录《史集》有关成吉思汗十三翼记载的波斯原文时曾说：以前受条件局限，只有贝勒津的刊本可用，现在苏联学者已收集多种抄本作了汇校并出了新译本，可惜其原文汇校本还没有出版，无法用来修订旧作，总觉不安。大概是出于这种考虑，论文集迟迟没有交稿，即此可见先生对学术著作的严肃、慎重态度。其后，编选校订工作又因故中断了十来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得以重新编订完成，1982年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此集收录了先生于1940年至1981年间发表的34篇论文，分为四组，第一组为蒙古史、元史（22篇），第二组为突厥诸族史（4篇），第三组为西藏史（4篇），第四组为西域、西夏、女真以及中俄关系的研究（各1篇）。这些论文半数以上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的刊物上发表的，很不容易找到，《穹庐集》的出版遂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十余年来海内外学者有关这些领域的论著，引用此书者甚多，可见对学术发展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次重刊，在保持先生自选集原样的前提下，作了少量增补：一篇为《读〈史集·部族志〉札记》，原是先生四十年代初拟著为《拉施特史集部族志研究》的草稿，其中一部分已于当时整理成文发表，即收入本集的《蒙古氏族札记二则》，我从先生遗稿中又整理出一部分，并加了一些补注，刊于《元史论丛》第三辑（1985年）；另一篇《清代蒙古驿站》是先生为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写的考释资料，先生生前仅整理、发表了其中的《清代内蒙古驿站的方位》并收入了本集。为完整反映此项研究成果，由姚大力同志将外蒙古部分（“阿尔泰军台方位”和“巡查卡伦站”）也整理出来，合成一篇，改为今名。另两篇为《中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和《谈谈辽、金、元史籍中少数民族的译名等问题》，都是治蒙元史必须具备的知识，先生讲课中经常提及，亦予补入。

韩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不渝地致力于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从学术史上看，他和同时代的翁独健、邵循正等先生的成就，代表了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重大进步。蒙元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涉及众多的民族和极其广阔的地域，就史料而言，除我国的汉文、蒙文、藏文、回鹘文等文献外，还有十分丰富的波斯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拉丁文、俄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史料，加以来自各个民族、各种语言的名物制度非常多，交叉转译，互有歧误，不加考订即无法利用。明清时期的学者不满意明初草率修成的《元史》，进一步搜集史料做了许多补遗、订误的工作，有的还发愤重修，其中尤以钱大昕贡献最大。但他们所利用的史料大抵不出汉文的范围。鸦片战争后，我国边患问题日趋严重，很多关心国事的学者愈益重视西北边陲史地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元史研究，成为晚清学界的一大热门。魏源著《元史新编》，第一个利用了外国资料以补旧史之缺（主要是西北诸传），被誉为“开榛莽而启津途”，但他的新资料都来自外国通俗史地读物，实无史料价值。清末洪钧出任德、俄等国公使，得到俄人贝勒津所译波斯文《史集》和多桑、霍渥士、哀德蛮、沃而甫等西方学者的蒙古史著作，他本来就热心于西北史地和元史研究，这时“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遂据以著成有划时代意义的《元史译文证补》。从此我国学界才真正了解到国外丰富的蒙元史史料，眼界大开，许多学者在洪书基础上参用中西史料研究元史，比前一阶段有了很大进步，代表性成果就是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两部巨著。但他们的工作仍然是着力于补缀和重修《元史》，未能超出封建时代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范畴。他们本人都不通西文，更不懂史料的原文，全赖他人帮助把西方学者的译述重译为汉文。域外蒙元史史料以波斯、阿拉伯文史籍为主，转抄流传中字母和音点很容易误写误置，特别是其中大量专门名词，需与他种史料（主要为汉文史料）比勘订正才能定其写读。早期西方学者多不通汉文，无法比勘，其西文译写随意性很大，时见错误，译音用字又很不规范，再经不懂专业的译人重译成汉文，往往错上加错，洪钧及柯、屠诸家未能辨别，常为其所误。蒙元史中的名物制度来源十分复杂，汉文史料和外文史料同样存在大量译名问题，这个时期的学者由于语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缺陷，不知道以汉语古音结合它民族语言的语音规律和对应规则进行审音勘同，而常用音差、音转、急读等来解释，每多牵强附会，自难有好的考订成绩。陈旧的史学思想、方法和语言知识的不足使这一阶段蒙元史研究的进步受到很大局限。

民国初年以来，在外国东方学取得重大成就的影响下，我国学者遂另辟蹊径，突破旧史学的框框，接受西方的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把蒙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王国维和陈垣、陈寅恪等先生是这个新阶段的开拓者。二十年代韩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选修陈垣、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课程，常从请教，遵照他们的指点，读了许多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其先进的治学方法所吸引，“如同进入一个天朗气清的新天地”（先生所撰《回忆与展望》中语），对比老前辈的西北史地与元史著作，愈益感到我国学术的落后，遂立志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三十年代，韩先生赴欧留学，先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后转到巴黎大学，师从伯希和学习蒙古史、中亚史和中亚古文字，又到柏林大学学习波斯文、蒙古文、突厥文、藏文等。三年留学期间，他研读了更多的外国学者著作和域外史籍，节衣缩食购置这方面书籍。在如饥似渴吸收新知识的同时，还完成了突厥碑文的译注，是为我国学者研究突厥文史料的最早成果。归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并积极参加禹贡学会活动。1939年，为避日寇转至昆明北平研究院工作，次年受聘为成都华西大学教授，1943年出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应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边政系主任。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先生一面任教，一面悉心著述，短短五年中就发表蒙元史、突厥史、西藏史及西北史地等方面论文二十六篇，以考证精审、富于创见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

这个时期韩先生的论著大多数属于名物制度的考证，这也是他的主要学术特色。先生认为，蒙元史史料非同一般书籍，人名、地名和部族、制度名有待考证者又甚多，如不经考订勘同，就失去了其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基本史料中的误谬如不能清除，蒙元史研究即无从进步。西北民族史的情况同样如此。因而，他以最多精力从事于这一领域研究中首先必须做的最基本工作。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之所以成绩不大，纰漏常多，主要是由于未能直接利用域外新资料和采用新方法，依赖他人译述而莫能辨正其误。先生在蒙元史方面的许多考证成果，主要是直接用波斯、阿拉伯史料原文与汉文、蒙文史料相互比勘校订，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辨析，使数十年来元史学者聚讼不决的一些难题得到解决，订正了中外史料以及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谬误。下面略举数例。十三翼之战是蒙古建国前的重大事件，弄清成吉思汗十三翼的组成对了解当时蒙古的社会结构有重要意义。《圣武亲征录》的记载多讹误脱略，波斯文《史集》颇详，但经传抄转译，错误亦多，洪钧从贝勒津俄译本译出，柯、屠诸家据之进行考释，复以讹传讹，衍出更多错误。先生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对每翼的人名、部名一一作了考订。如第一翼，洪译为“谔伦额客并其族斡勒忽阑人”，以为即铁木真母族斡勒忽讷部，柯、屠皆从之，而原文此作oghlānān，实为突厥语oghul（意为男孩）的复数形式再加上波斯语复数后缀-an，oghlānān ordu系指铁木真母亲宫帐的仆从。第九翼有一部落，洪译为委神，认为即《元史》之许兀慎，按此名贝氏刊本作H.jin，其俄译本即据此，但其他抄本有多种写法，据同书《部族志》并与《亲征录》比勘，应订正为Nūnjīn，即嫩真部，与许兀慎为不同部落。屠寄虽然按《亲征录》比对出即嫩真，但却取《元朝秘史》的译名“温真”，说是嫩真的音转，又说“委神、许兀慎皆温真二字变转之音”，牵强附会地把两个部落混为一谈，其实《秘史》此名的蒙文原文，据《史集》勘同应为Nūnjīn，因第一个字母缺音点而成为Unjin。第十二翼一个部落，洪译晃火攸特，柯氏又据哀德蛮的错误译写Kinegkiat重译亨力希牙特，皆不知为何部，屠寄乃以晃火攸特为人名，作了牵强比对。其实此名贝本原文作Qingqiat，即《亲征录》之共吉牙部（按《秘史》译名作轻吉牙惕），两相比勘，一目了然。《史集》记载蒙古雪你惕部有一个分支部落，多桑书作Cairounnes，哀德蛮书作Kabterun，柯氏重译前者为喀依伦，后者为喀泼特伦，均未能与汉文史料勘同；屠寄以柯译“喀依伦”一名与霍渥士书所记塔塔儿分部“也鲁忽依”（Yerkui，据《秘史》比勘实应作Beruqut），解释说“皆重译之音差”，把蒙古部落当成塔塔儿部落，越考越错了。先生在《蒙古氏族札记》文中检查了波斯原文此名的多种写法，用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发现唯有qbtrqs的写法是正确的，此即《秘史》所载雪你惕的兄弟部落合卜秃儿合思（Qabturqas），于是自多桑以来百余年东西方学者著作中有关此部的讹误立即迎刃而解。此类精当考证在先生的其他论文中也非常丰富，如西北诸部名、地名，蒙古、女真之译名等等，细心的读者自能从中获得很多知识上的补益和研究方法上的启发，无需一一列举。

先生十分重视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上各种制度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可以《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突厥官号考释》等篇为代表。答剌罕是蒙元时代极尊荣的封号，元代文献及近代辞书对此词有各种解释，但以前学者均未能详细考明其具体封授情形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变。据先生研究，此号源于柔然，《北史》载“［可汗］阿那瓌兄弟塔寒”即此，而非人名；后为突厥、回鹘人袭用，唐宋文献译作“达干”，为专统兵马事的武职官称；蒙古时代则用以封授对大汗或其子孙有救命之恩的功臣，给予自在下营、免除赋税、九罪弗罚等特权；明以后，蒙古王公除授予救命功臣外，又以授能工巧匠，故辞书中有衍生的“工匠”一义。又，突厥官号“俟斤”也是鲜卑、柔然人先有，后为突厥、契丹、女真相继沿用，“特勤”之号则从嚈哒人到突厥、回鹘、契丹、蒙古一直因袭下来。先生认为，北方民族官号的这种因袭演变，反映了各族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影响与继承关系，实是研究民族史者最当注意的问题。阔端赤是蒙元时代怯薛执事之一，《元史》将它和云都赤一并释为“侍上带刀及弓矢者”，实误。近世学者以其对音为Kötechi，释作向导者、侍从，皆不合原音原意。先生考明此名词根就是《秘史》和《华夷译语》中的“可团勒”（kötöl或kötel，注为“从马”、“牵”），加后缀chi，为牵从马之人。元人音译非汉语词，凡l收声的音节，l多变音为n，故阔端赤之对音必为Kötölchi或Kötelchi。在弄清语义的基础上，详细地考察了这种职务在当时的作用、地位及其变化情况。

蒙藏两族历史上关系至为密切，先生常说研究蒙元史者必需对藏史有相当了解，所以他自始便兼治蒙藏史，从唐代吐蕃到明清西藏都有所研究。其《吐蕃之王族与宦族》一文对唐代吐蕃官称“尚”“论”作了周密考释，证明“论”（blon）为王族的通称，“尚”（zhang）为宦族的通称（原意指舅、甥、婿、姐妹夫、表兄弟等姻戚），订正了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劳费尔以“尚论”源于汉语官号“尚书”及以“尚”出自一个地名的误说。吐蕃显贵人物的名号，首字多为尚、论，是因为其文武大臣多出身于赞普家族及其姻戚，由此可见吐蕃王国的权力掌握在这两大家贵族手中。先生的论断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解放后，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如文集《自序》所说，他“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史”。尽管繁重的教学、行政职务（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各种社会工作占去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仍一直坚持研究工作，撰写论文。这些论文既反映了他接受新思想、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的成绩，同时保持了严谨考证的学术特色。其《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从中央管辖机构宣政院以及分封宗王和帝师的权限，到吐蕃三道宣慰司的行政区划和乌思藏13万户的设置及其方位，都作了全面考述，以确凿史实证明元朝政府对吐蕃全境实行了直接的有效辖治。《论成吉思汗》一文从分析蒙古高原各部混战、民不安生的历史背景出发，评价成吉思汗统一诸部所起的作用；根据当时蒙古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周邻各国的情况，对蒙古统治者进行大规模向外掠夺、扩张战争的原因和影响作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认为简单片面地赞颂或否定成吉思汗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此文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使这个问题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

“文化大革命”以后，万象更新，踏实地进行学术研究得到鼓励和提倡，先生特别精神振奋，虽年逾古稀，犹孜孜不倦从事著述，数年中发表十多篇文章，并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中青年学者一起完成了断代史专著《元朝史》的撰写；创办了本学科第一个专门刊物《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并发起成立中国元史研究会，被选为会长，主编学会专刊《元史论丛》，为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这是先生的又一个学术活动高潮时期。他的论文继续发扬严谨治学的学风和精于考证的优势，篇篇有新见。如《唐代都波新探》据汉文史籍和突厥文碑铭资料考证了“木马突厥三部落”的分布地区、官号及其与唐朝的关系；《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元代西北史地的成绩和缺点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各部方位，论述了忽必烈与漠北诸王争夺该地区统治权的斗争以及元朝设立五部断事官管辖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措施；《元代诈马宴新探》考明“诈马”之名系波斯语jāmah（衣）的音译，即指“只孙服”，从而订正了史籍及前人著作中的谬误。

先生的著作为后辈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者提供了学习的典范，从中不仅可以吸取丰富的知识，在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方面更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启发。其一，研究历史必先求掌握充分的史料，就是先生常说的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如先生研究答剌罕封号，上至南北朝，下迄明清，旁及伊利汗国、钦察汗国，有关材料搜罗殆遍，综合贯通了大量例证才得出确切的结论。其二，对史料需作审慎的考订，一名一事务得其实，方可作为立论的依据。由于蒙元史史料的特殊情况，这一点尤为重要。其三，要放开眼界，注意借鉴各国学者的成果，切忌闭门造车。蒙元史是一门国际性学科，更应如此。掌握了他人之所长，加上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就能居于先进地位了。其四，学术研究应与时俱进。先生50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以前各个时期蒙元史研究的成就和缺点作了评述，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主要是直接掌握波斯、阿拉伯等各种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进行比勘研究。先生与其同辈学者为实现这个阶段的学术使命作出了贡献。现在的研究条件更加优越了，学习各种语言和获得新资料、新信息都较方便，又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我们应该提出更高的目标，在前辈的基础上把这门学科继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