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朝和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各族劳动人民的政权，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上是从前代继承和发展来的。元朝有的大部分弊病，其他朝代也有。因此，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是不适当的。
如果我们研究元朝社会的特点，就会发现，尽管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若干落后倒退的因素，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出现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
有人认为，蒙古人不能汲取汉文化，所以元朝国祚不长。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对于能加强其统治力量，提高其物质生活的汉族文明，蒙古统治者从不拒绝，总是尽量加以利用。猛火油、震天雷、制甲、造桥等先进技术，不是在蒙古人的征服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么？《元史·百官志》列举的手工业官署，不尽是当日精工良匠会粹之所么？至于农业，本非漠北牧民所娴习，然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即迁移内地农民北去，种田做工，分布于漠北各地。后来，还让他们“杂教部落”，指导一部分蒙古人种植粮食。阿尔泰山南的称海，以及杭海、和林、五条河、唐努山北的谦谦州、吉儿吉思等处，竟一时成了产粮基地。惟从事此种工农业生产的多是汉人及回回人。蒙古统治者只驱使蒙古人充当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保护他们的政权，而不引导蒙古人学习先进文化。因此，一旦政权丧失，所有的一切便悉归乌有了。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后，对儒、道、释、医、卜者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们看来，这几类人属于“技术”人才。成吉思汗召见精通卜筮的耶律楚材，带他随军西征，因为卜筮在战争中对于落后迷信的将士能起很大的作用。一二一九年，以医术进用的刘仲禄言道士丘处机有保养长生之术，成吉思汗便命他跋涉万里，到山东莱州召这位道士。同时，他又指令木华黎国王优待海云禅师师徒。僧、道之流善于装神弄鬼，后来西藏的佛教——剌马教传来，更适合蒙古贵族的口味，因而极受尊崇。在元代，僧、道的地位很高，郑思肖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是有一定道理的。
蒙古人最初不知道儒者有什么用途，俘虏到儒士，往往让他们去做苦役。后来，耶律楚材等人建议说，儒者学的是周公、孔子治天下的道理，要管理好汉地，没有他们不行。因此，把孔、孟的庙祀恢复了，孔夫子的后裔也封了官。一二三五年打南宋，命姚枢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等人物，姚枢是儒者，故特别重视儒士，在俘虏中发现了理学家赵复，将他带到北方去传授程朱理学。一二三八年考试儒士，对合格者准予豁免身役，选用他们做官或让他们教书。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国子学，选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学说，培养统治人才。一些入居中原的蒙古贵族羡慕汉族文化，还请了儒生当家庭教师，来教育子女。这样，元朝也出了一些懂得汉文化的蒙古族文人学士，如朵儿直班等人。
然而，多数蒙古贵族则只知道享用中原的物质财富，役使汉人、回回人为自己服务，而不愿学习比较艰深的汉文化。有位皇太子说，儒家老师说的话，听了昏昏欲睡，而剌马说教一听就懂，可见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在蒙古人中不会有广大的市场。儒虽不是宗教，但有“万世师表”的孔子，又有自己的经书，蒙古人也就把儒生看成与和尚、道士、答失蛮、也里可温等“告天祝寿的人”一样，给予一定的优待。但儒的地位总是居于释、道之下。
元朝幅员广大，民族众多。政府使用三种语言文字。蒙古语是所谓“国语”；汉人、南人使用汉文。色目号称三十一种，其中以回回的文化为最高，回回商人在朝内拥有很大的权力，所以元朝许多重要机关都设有回回译史、令史、掾史等官职。政府设立的最高学府，除蒙古国子学、国子监、汉文国子学、国子监外，还有回回国子学、国子监，讲授亦思替非文字，来造就这方面的人才。当时回教世界通行的语言是波斯语，于是波斯文也就与蒙文、汉文并列，成为元朝官方使用的文字。
在元朝有大批中亚回回人入居中原，伊斯兰教亦随之广泛传播于中国各地。因之元朝不仅三种文字并用，剌马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三种文化亦并存。此外，元朝皇帝把各种宗教视为手的五指，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所以也里可温（景教、天主教）、术忽（犹太教）也都有一席之地，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组成部分。
蒙古统治者的大事有三，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所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回回地面出产的武器和奢侈品，如回回炮、折叠弩，如牙忽（宝石）、答纳（珍珠）、速夫（毛布）、纳石失（金锦）、阿剌吉酒（蒸酒）、舍儿别（果子露）之类都相继输入中原。而对各民族文化发展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交流。元朝制造的回回天文仪、地球仪（木制圆球）等科学仪器，所编著的回回历书、医书、地理书等，都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成就。地理家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的制图法，显然都受到回回地图学的影响。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更有许多赞誉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
元代文化的多样性是显著的。那么经济上怎么样？是有所发展，还是衰退了呢？这个问题也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北方地区在金朝末年，社会经济残破不堪，很多地方生产衰落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蒙古军队的破坏，有金朝统治者与河北起义人民之间的战争，还有各个地主武装集团的相互争夺残杀。后来，元朝政府在北方恢复农业生产，有的地方还恢复得很好，没有闲田，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如山西，甚至做到一亩地可养一人。受战争破坏最甚的河南、江淮地区，也是“丛蓁灌莽，尽化膏沃”，“荒田耕遍”，生产得到恢复。至于江南地区，破坏得并不太厉害，经济情况与南宋时相差不多。总的说来，在元朝，耕地面积有所扩大，尤其是边疆地区开发了，北宋、南宋还不能和它相比；棉花的种植普及了，中国北方原来是桑麻遍野，到元代，渐被棉花代替了。这在穿衣问题上是个很大的改革，以前穷人穿麻织品，现在可以穿棉布了。
元朝的中外交通特别发达。陆路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欧洲，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交往的范围扩大了。当时，东西方使臣、商旅往来非常方便。元朝人形容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同时代的一个欧洲商人也说，从黑海沿岸城市到达中国各地，沿途十分安全。这是因为，陆路交通有严密的驿站系统作保障。海路交通方面，元代的航海技术有很大进步。航海者们善于利用季候风规律出海、返航，“凭针路定向行船，观天象以卜明晦”。他们长期积累的观测潮汛、风信、天象的丰富经验，还被编成歌诀。因为有了这个条件，他们才能航行得更远。明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只是继承元代航海家的遗业，步其后尘而已。
由于中外交通发达，元朝的对外关系得到了发展，使节、商人往来不绝。中外贸易十分活跃，在中国各大城市，不仅有波斯、阿剌伯商人，而且出现了欧洲和非洲的商人。元代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我们不能机械地、绝对地看问题，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元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而且在不少方面有它自己独特的贡献。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元朝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政治的腐败也是相当突出的，元朝的统治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的乃至落后的影响。举例说，唐、宋以来以科举取仕，元初不行科举，入仕之途或由宿卫，或由儒，或由吏。到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才恢复科举，开始会试进士，可是采用了深受南宋理学家影响的程钜夫等人的意见，“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从此四书五经成了圣经，程、朱成了圣人的代言人。科举考试、学校教学一律用朱子的传注。到了明朝，朱元璋、刘基又制定八股文体为士子进身的敲门砖。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这一套思想的枷锁束缚六百多年，一直到了五四运动时代，才得到解放。对于这些方面，当然也是我们所必须看到的。
（原载中华书局《元史论丛》第一辑，一九八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