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名称
昔洪钧著《蒙古考》（《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下《西域古地考》），萃集中外史料，考证蒙古的译音、意义及原始住地。以后柯劭忞、屠寄等元史专家，多遵循其说，可惜没有特殊贡献。今取輓近的新研究及新材料，对蒙古名称的译音及意义再作探讨，殆亦留心塞北民族史者所乐闻欤？
蒙古的名称，唐代已见著录。《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传》称之为蒙兀，《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称之为蒙瓦。他们是大室韦的一个部落，居地约在今额尔古纳河的上游，这是谁都知道的。唐代以后，译名繁多，就不胜枚举了。今姑就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五《辽金时代蒙古考》一文中所引用的史料考之，辽金两代蒙古名称的异译，已有下列二十余种：
韈劫子（宋欧阳修《五代史记》卷七三《四夷附录》引胡峤《陷虏记》）
萌古（《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太康十年。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作盟骨，与原书不合）
谟葛失（同上，卷二九《天祚纪》保大二年）
梅古悉（同上，卷三三《营卫志下》）
毛褐（宋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二四）
蒙古里（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
盲骨子（宋洪皓《松漠纪闻》）
朦骨（《松漠纪闻》引《契丹事迹》，王考作朦古，兹据古今逸史本改）
蒙子（宋楼钥《北行日录》卷下乾道六年正月十五日）
萌骨子（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引《蒙古编年》。按此处蒙古二字当为清代改译）
萌子（同上，卷一九一）
萌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
萌古子（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按许涵度本作蒯骨子，王考改蒯为萌，甚是）
毛割石（同上，卷二一引史愿《亡辽录》）
蒙国斯（同上，卷二二〇引孙淮夫等《上两府札子》）
蒙古（同上，卷二四三引《炀王江上录》。按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谓蒙古之称，始于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失考）
毛揭室（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三）
蒙国（宋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四绍兴五年。按王考作蒙古，兹据东方学会本改）
朦辅（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十二皇统七年）
谋葛失（《金史》卷二太祖纪天辅六年。按王考作谟，非原文）
蒙古斯（宋赵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条）
在王氏引用的史料中，尚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引的王大观《行程录》，《行程录》虽为南宋伪书，而蒙古的译名，则决不能伪，惟李录北族人名地名，悉经四库馆臣改译，原来面目，不可复见，兹暂从略。在王氏所举的二十多个异译之外，我们顺便再加入两个辽金时代的别种异写：
蒙骨（《契丹国志》卷二二《控制诸国》）
萌古斯（金《完颜希尹神道碑》，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一期插图）
元陈元靓《事林广记》庚集卷十《至元译语》及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二七的《译语》，我现在都没有参考的机会，不知道有没有蒙古名称的译音，可是我们至少可以加入下列明清两代的几个异译：
忙豁勒（《元朝秘史》蒙文。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均言蒙古本称忙豁仑。按忙豁仑为蒙古文Mōngghol-un之译音，此云“蒙古的”，两家舍现成的忙豁勒不用，均取其属格的译音，殊谬）
蒙古鲁（明《华夷译语·女真语》。德人Grube刊本页一七。此名当为女真语译音）
莽官儿（明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二二《译语》）
莫卧尔（明程百二《方舆胜略》附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禹贡》半月刊五卷三四合期插图三）
蒙古勒（《蒙古源流》卷三）
蒙兀儿（避寇西来，读书极感困难，惭愧得很，我还没有见过柯劭忞及屠寄使用这个名称的元代史源。洪钧《蒙古考》云：
“至今波斯人仍称蒙兀儿”。又谓明代“莫卧尔即蒙古，实即蒙兀儿”。倘二家的根据在此，则未免荒唐可惊矣。）
我们就以上所列举的三十多个译名比较起来，不难把它们分作下列五组：
第一组：蒙兀，蒙古，萌古，蒙骨等。
第二组：韈劫子，谟葛失，毛割石，梅古悉等。
第三组：盲骨子，萌古斯，蒙古斯等。
第四组：蒙古里，忙豁勒等。
第五组：莫卧尔，蒙兀儿。
关于第一组蒙兀与蒙古的译音，洪钧已经研究过。他说：“蒙兀《新唐书》作蒙瓦，尤与‘忙豁’音近。蒙兀，忙豁，二音一敛一纵，秘史于忙豁字旁，皆注中字（按仅豁字旁注中字，洪氏失检）明宜敛音口中，不宜纵音口外，忙豁敛音，即蒙兀矣。”
洪氏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虽多，惜为时代所限，他的知识和工具，尚不足以解这种译音的问题。洪氏不知“兀”“瓦”二字的唐代音值，竟用现代普通话的读音去比对，如何能得到较好的结果？我们现在只须举出伯希和的研究，便可见洪氏“蒙瓦、蒙兀与忙豁音类”的价值了：
蒙兀二字唐代读为Mung-nguat，乃Mongghol之绝对的正规译音。这是《旧唐书》的译写。《新唐书》作蒙瓦（Mung-ngwa）。但‘新书实本旧书’，王国维业已言之。所以新旧两书的史源只有一种，而两个译写当然也只有一个正确。我毫不犹豫地主张《旧唐书》的写法是正确的。（《通报》卷二六，页一二六）
按兀字收声-t，唐代的西北方言，已读为-r。这可以用唐代吐蕃音译的《千字文》、《金刚经》之类的敦煌残卷去证明。这个收声-r，正即Mongghol之-l的对音。所以洪氏的主张，绝不能成立。至于洪氏斤斤考求的蒙兀与蒙古的是非问题，留待讲第三组时再说。
第二组韈劫子、谟葛失等译名，从时间上看只出现于辽代。韈劫子一名仅见胡峤《陷虏记》。（峤于辽太宗大同元年随萧翰北入辽，七年后南归，著此书记其见闻）伯希和在评论王国维遗书时，对此有扼要说明：
王国维以为第十世纪中叶胡峤陷虏记的韈劫子即蒙古。在那个时代，这个译音大概可复原为Makäs。这没有一点不可能，因为这个译名，非由蒙文原字译出，而是由一种颚音很重的语言（如契丹语）译出的，并且加上了一个复数-s。这个复数，嗣后又在下列诸译名中遇到，如梅古悉、谟葛失、毛割石、毛褐室、萌古子、盲骨子、蒙国斯、蒙古斯、萌子、蒙子等等。
伯希和所列带复数-s之诸译名，其间实有明显差异。韈劫子、梅古悉等名，首字皆是阴声，而萌古子以下诸名则为阳声。如谓前者系从契丹语译出，则辽人对蒙古尚有“朦骨”、“萌古”等译名，何以时代相同而差异若此？又谟葛失一名见于辽末，至《金史》载天会三年（1125年）谟葛失来附，是这个名称的最后一次出现。王国维主张这是部名而非人名，果尔，则《辽史》所载金人击败谟葛失，“擒其子陀古”及天祚“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金史·太宗纪》所载谟葛失“遣其子菹泥格失入贡”等，应如何解释呢？看来它究竟是人名还是部族名，尚须阙疑。总之，第二组诸名称只在辽朝一百多年中用过，契丹人口中的此类名称如果是部族名，那末应是那个部族呢？何以这个部族在辽代突然出现，辽亡后又突然消失了呢？倘以上疑点不能解决，似难于断定第二组诸名称即是蒙古之译名。
第三组诸名皆见于金代，其末字均为“斯”或“子”。按洪皓《松漠纪闻》明言，盲骨子即辽人所撰《契丹事迹》之朦骨，《唐书》之蒙兀部，故此组为蒙古之译名决无疑问。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知道，蒙古人的老家，两唐书已经指明在今额尔古纳河（望建河）上流的呼伦诺尔（俱轮泊）一带。元代“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的弘吉剌部，在辽金时代称为王纪剌、广吉剌（皆Qongqirat的同名异译。至其在译音上的问题，我在此恕不多谈），他们的居地，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页十九）及日人箭内亘（《元代的东蒙古》）已经根据《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考出来在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也里古纳）与特勒布儿河（迭烈木儿）合流处苦烈业尔山（苦烈儿温都儿斤），与两唐书所记载的蒙兀地望完全相合。拉施都丁《部族志》“弘吉剌”条说：
这部的祖先，脱离Ergene Qun时，足部为炭火所伤，故该部多足疾。（贝勒津刊本，《丛刊》第七册，第一九五页）
这个山口（Qun译言山口），就是唐代突厥祖先传说中的“先人窟”。冯承钧《成吉思汗传》第二章（页一五）主张Ergene即额尔古纳。就蒙古民族的史实言，自然甚有理由。但拉施都丁明言Ergene意为峻崖，其说若有据，则冯氏的假设犹当阙疑。不过无论如何，蒙古人的老家在额尔古纳河上流，是毫无可疑的。
自从蒙古民族见于唐代著录起，到成吉思汗勃兴止，中间几百年，汉人并没和他们壤地相接过。换句话说，蒙古与汉人之间，尚有别种民族间隔着。就唐代讲，由大唐的幽州（北平）出古北口向北行，经过奚、契丹、霄三个民族，才能到蒙兀所隶属的室韦边界。及朱全忠篡唐，契丹耶律阿保机也于同年“告天即皇帝位”，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大国。后契丹亡、女真兴，疆界并自宋辽界河白沟南移至淮河。所以五代和两宋（南宋断自成吉思汗兴起时），汉人和蒙古人始终没有直接交通的机会。因此，凡关于这个未来的强勇民族的知识，汉人只有间接从契丹、女真人口里“听”来。
上述历史背景既已明了，再回头看第二、第三两组译名的差异。这两组译名有两个异点：（一）第二组的首字都是阴声，第三组的都是阳声。（二）就时代言，第二组译名大抵都是北宋时代的，质言之，应该是从契丹人口中听来的；第三组译名是南宋时代的，即是从女真人口中听来的。所以伯希和氏拟测的契丹语和语音上的解释，对第二组言，大体是可信的。若应用于第三组，就不见得合适了。因为第三组首字为阳声，如何能用Mǎkes式之mǎ-去比对呢？况且就时代言，这几个译名既然都是南宋的，我们也应该用当日立国北方的女真人的语言去解释，不可再在其胜朝遗语中推究了。
清代的满洲人是女真的裔胄。他们的语言虽不能完全代表女真语，可是与之极为相近。在满洲语中蒙古写作Monggo，语尾无-1，复数作Monggoso（参阅P.G.von Möllendorff的A Manchu Grammar，P.4）。那末，不惟第三组的萌古斯、蒙古斯、盲骨子等译名应该用Monggoso式去解释，即伯希和认为是Mongghol之省译的第一组，其中怕也有不少是直接由Monggo译出的。质言之，它也是全译，不是把蒙文原字省了一个-l，也不是袭用契丹的旧译。
洪钧怀疑蒙古之古字，译音不合，应读为蒙兀。他说：
元时西域人拉施特而丁奉敕修史，亦称蒙兀勒（洪氏译蒙字不信，详下），不称蒙古勒……尝询波斯使臣，详审语音，实非‘古’字。《瀛环志略》云：明嘉靖间，撒马儿罕别部莫卧尔攻取中印度立国，势张甚，谓莫卧尔即蒙古，实即蒙兀儿。萃中外之见闻，以相印证，其为蒙兀而不当作蒙古，明甚。
屠寄书称《蒙兀儿史记》，大概即受洪氏这段文字的影晌。按蒙古二字，始见无名氏《炀王江上录》，其书所记为金海陵王南侵事，则蒙古二字系由女真语重译，自无可疑。倘若满文Monggo一字可以代表女真语，则此字之译音当然为“蒙古”而不当为蒙兀。质言之，蒙兀者，蒙古人之自称，蒙古者，女真人对蒙古人之称呼也。
洪氏为西人译文中的G母所误，终身未能解答何以同一go音有时译“兀”、有时译“古”，同一ga音有时译“哥”有时译“哈”。柯屠诸家踵之，亦无丝毫进步，遂致所译新史料，人名地名，大半与蒙古语音规律相背，与元代译名不能相应，良可慨叹。不过有一点我却不能不在这里指出，即洪氏谓西域人（指波斯大食）称蒙古为蒙兀勒，实不可信，因为西域人称蒙古曰莫卧尔（Moghul），绝不能译为蒙兀勒或蒙兀儿，妄改原音以迁就己说，乃洪氏书中常见的事。
蒙古自称曰Mongghol，那末第四组的译名，当然一望就可以知道是它的译音了。老前辈们对于这一组的同名异译，自然用“音讹”、“音转”、“译音无正字”等老套子去解释，但这一组的译名，个个都有它所以然的理由，个个都表示出来它的时代性或地方性，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种专门问题。
第五组莫卧尔这个译名，不是直接由Mongghol译出，而是由回教民族的Moghul译出的。一五二六年Baber在印度建立Moghul帝国，明末耶稣会士绘制中文世界地图，把这个国名译为莫卧尔。其实Moghul一字，乃波斯大食人对Mongghol一字的误读，其异写尚有Magoll、Mogol、Mogull、Moghul、Moghol、Moghal、Mughul、Mogul等等。至于Maghoore、Magor，则又为西班牙及葡萄牙语Mogor的讹转。（参阅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Ⅵ，Mogul条）
在元代欧洲僧侣及商客的东方纪行书中，蒙古一名，迦尔毕尼作Mongal（《迦尔毕尼行纪》，里施德译本，页二七九），鲁不鲁克作Moal（《鲁不鲁克行纪》，柔克义英译本页一一二），马可波罗作Mungul（《马可波罗行纪》，玉耳英译本，第一册页二八五）。此外尚有Simon de Saint Quentin的Mongali，Ricold的Mogali等异写。本文旨在讨论中文译名，关于蒙古在西方的译音，暂从略。在现代蒙古方言中，甘肃西部蒙古人自称曰Monguor，鄂尔多斯自称曰Monggal，亦不俱论。唯对屠寄径用蒙兀儿来译写蒙古族名，则必须略加辨析。按儿字中古音读若nzi、ni，辽代以降北方音渐变为ð、er，用来译写他族语之r音。现所见元代文献中凡译名之儿字，悉与r对应（r音尚有用里、鲁等字译写），未尝见有用以译写l音者。Mongghol之译音只能为蒙古里、忙豁勒，至于唐代译名蒙兀，则已包含了其尾音-l（已见前述）。故“蒙兀儿”之译名，断难成立。
蒙古的意义，中外史料，都有记载；研究的人也很多。不过我们觉得现在还有再探讨的必要。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云：
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人名其国曰银。
蒙古名称，远在金前。此说在时间上的谬误，博明《西斋偶得》业已指明。蒙文银字作münggü（n），读音虽与Mongghol略近，字形却不相同，而且一为前元音字，一为后元音字，绝不可妄加附会。《一文钱·罗梦》云：
蒙古儿，觑着他，几多轻重。
市井用蒙古作银的隐语则可，用银解释蒙古则不可。拉施都丁《部族志》第四章第一节：
Moghul一字，原读mong-ol，意衰弱与坦白的心（波斯文Firo-manda va sada dil）。但乞颜（Qian）在蒙古语中，乃由高山下注之急流奔瀑。乞颜族人极强勇，故用此字以自号。（贝勒津刊本，《丛刊》第七册，第一七八页）
拉施都丁的注文，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曾经引用。施密德（I.J.Schmidt）注释其《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即《蒙古源流》德译本）时，据多桑译文批评道：
多桑采用拉施都丁之注释，训蒙古为简朴孱弱，毫无根据。盖西域史家，于蒙古语一无所知也。
洪钧著《蒙古考》，对拉施德书之说则完全接受。他说：
元西域史解蒙兀为孱弱，亦为鲁钝。此必元人所自言，非拉施特而哀丁所能臆造。《易》曰“物生必蒙”，朔漠部名，乃有合于华文训义，斯又史学家所乐为称引者矣。
屠寄踵洪氏之后，则直认此义出于汉文。《蒙兀儿史记》卷一：
蒙兀之义为银，或曰孱弱，曰鲁钝者，既入中原，附会汉文为此说也。
以上诸家或对拉施都丁的注解表示反对，或对它表示赞成，独对其析Moghul为Mong-ol，则尚无人表示意见。我就以上五组的译名考之，无论是契丹人或女真人的读法，第二个音都是有辅音声纽的（-g，-k等），不是一个元音。Mongghol原字的第二个音是ghol，也不是-ol。虽说十二世纪初年蒙古人用以“书国言”的畏兀儿字母，数目太少，不足以完全表示其必要的元音及辅音，可是我们根据《华夷译语》的凡例，尚不难辨明忙豁勒的豁字，声母是不是一个真gh：
字旁小注“中”字者，乃喉音（Gutturale）也。
字旁小注“丁”字者，顶舌音也，以舌尖顶上颚读之。
《元朝秘史》忙豁勒之豁字旁，小注“中”字，足证其辅音声纽确为一个真gh，质言之，即其字确为Mongghol，决不能读为Mong-ol也。
Mongghol既不能读为Mong-ol，则拉施都丁的注解根本既不能成立，赞成它固不可，反对它亦不必。
明代机洼（Khiva）汗阿布勒哈齐（Abul Ghazi Baghatur）为术赤裔孙，著《突厥族谱》一书，前部大抵悉本拉施都丁书，惟关于蒙古名称的解释，则稍有不同，原书为东突厥语，德麦逊（Desmaisons）曾译为法文，其第二章页十二云：
Moung-ol误读为Mog-al。moung者愁悲，ol者诚实坦白也。
按畏兀儿语Mung译言愁悲。（W.Bang und A.von Gabain，Analytischer Index der Türkischer Turfan-Texte，S.28）是阿布勒哈齐又就其母语揣测敷会矣。其释-ol与拉施都丁书同，可惜我手头的工具太缺乏，尚不能找出他的出处，证实他。
《蒙古世系谱》（排印本页六）对于蒙古的名称亦有解释：
先是国号必达（按依据蒙文《蒙古源流》，其原字当为Bida）。至是（帖木真称成吉思汗时，质言之，即一千二百零六年）始号蒙古，以其剿定诸国，故曰蒙，取居中驭外之义，故曰古。
按《蒙古世系谱》为清代著作，其原文予虽未见，顾就著者对蒙古名称的解说观之，犹不难推求其原字。蒙文Mong译言富足，傲慢，勇敢，ghul译言中，世系谱著者，即用此Mong+ghul，敷会Mongghol也。
施密德注释其所译《东蒙古史》之库克蒙古勒（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S.380）云：
蒙古一名，由意为傲慢勇敢之Mong字孳乳而出。
Schmidt的揣测敷会，与《世系谱》的著者，不谋而合。都是在蒙古语汇中寻求与蒙古音近的字，去解释这个唐代已见著录的名称。
谈到了库克蒙古勒，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名称稍加解释。《蒙古源流》卷四记成吉思汗即位时云：
岁次己酉（实为丙寅），于克鲁伦河北郊即汗位……因号为库克蒙古勒云。
库克蒙古勒乃Köke Mongghol的译音，此云青蒙古，和唐代突厥人自称为青突厥（Kök Türk，见突厥文《阙特勤碑》），意义完全相同。因为青色是天（Tengri）的颜色，在塞北民族固有的珊蛮教中，是神圣的颜色。所以突厥人蒙古人都用这种颜色称他们的国号及传说中的始祖——苍狼，拙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一文（《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四期）曾详细讨论这一点，今不赘述。
青蒙古含有宗教意义，在某种情形之下，蒙古人自称如此，是可能的。而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称青蒙古，则绝非史实。因为中文、波斯文及初期的蒙文史料，都没有这种记载。而且每一代的太祖皇帝建立国号，是中国的旧俗，蒙古人初不之知（参阅《蒙鞑备录》“国号年号”条）。《蒙古源流》的著者萨囊彻辰所本的史源，大概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故有此说。窝阔台时，但称大蒙古朝（四部丛刊续编本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玄三页一六上）、大蒙古国（同上，洪七页三二下）。忽必烈建立汉族式的国号，乃出于汉人的建言。（参阅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六“建国号”条等）在成吉思汗时，如何会有“国号”的观念？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于成都
（原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一九四三年第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