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漠北酒局与大都酒海

元代漠北酒局与大都酒海

酒局一词，数见于《秘史》。除一八七节译作古鲁额（kürü‘e）外，他处均作秃速儿格（tüsürge）。按动词tüsür（《华夷译语》音译为土俗儿）译云倾。tüsürge《秘史》第一三〇节译为瓮。《蒙文总汇》译为喷壶。故所谓酒局者，必为一种巨大的盛酒之器也。

《秘史》第二一三节记成吉思汗命其保兀儿臣（Ba'-urchin，译言膳人）孛罗忽勒（Burughul）及汪古儿（Ö-nggür）坐于大酒局左右。第二三二节及二七八节言门内二人拿（baritughai）酒局。第二四五节记帖卜腾格里（Teb Tenggeri）进成吉思汗帐，坐于酒局西边。是酒局一物，必为幄帐中重要陈设之一，其所在地又必临近帐门也。

关于酒局，《秘史》无详细描写。顾中外史料，均见记载。名虽不同，实物则一。吾人参照比较，犹可考知此一代制度也。

《秘史》第一八七节，帖木真以所获王罕金酒局、器皿（altan gürüge ayaqa saba）赐巴歹（Badai）及乞失里黑（Qishiliq）。吾人试读东罗马Menander Protector记载，知北族君长，至少自六朝以来，饮器酒瓶及大壶，皆金制也。[1]

一二四六年四月，普拉诺·迦尔宾尼（Plano Karpini）在拔都帐，见帐内近门处设一桌，桌上置饮料（大半为奶酒），盛以金银器皿。[2]

鲁布鲁克（Rubruk）自述其一二五三年六月离Soldaia后初遇蒙古时，宛若置身另一世界。门口有一桌，上设杯盏及一革囊，盛奶子或它种饮料。[3]至撒里答（Sartach）帐，觐见时，见幄帐门口有一桌案，上陈马湩及杯盏。[4]至其觐见拔都时，又见幄殿入口有桌案，上陈马湩及嵌饰宝石之金银大盏。[5]一二五四年他在和林觐见蒙哥汗时，亦谓帐口有桌案，上设马湩。

卡尔宾尼及鲁布鲁克在蒙古将官或君主帐中所见之帐口酒案，与《秘史》之酒局，当为一物。形制虽有精粗之别，而作用则一。然则所谓酒局者，幄殿贮酒之器也。大抵蒙古时代，宴飨为国家大事之一，参加之人甚多，所需马湩之量亦甚巨。帐内特设酒局，以为临时挹取酒湩之地。而掌司御宴之保兀儿臣，亦即面北坐于此物左右，以与可汗宝座遥遥相对也。

酒局之用途既明，吾人始可以进而讨论别种形式之酒局矣。鲁布鲁克谓和林皇宫大殿门口，有巴黎金器匠制造之大银树。树下有四银狮，口吐白色马湩。有四管通树顶，每管泻出饮料一种，即葡萄酒、黑马乳、蜜酒及米酒是也。[6]此银树之制作，固甚精巧。就其作用言，亦为酒局之一种。盖宫内陈设，随国势隆盛而改观也。

冯云鹏《金石索》“金索三·杂器之属”收录元至正辛丑（一三六一年）朱碧山所制银槎杯图，并附《朱竹坨银查歌》一首。据云：“杯以银为之，形如槎，空其中，有口，以出入酒。”惜冯氏昆仲仅见杯图，未睹原物，不知其形制大小。中国历代饮酒之器，种类至夥，然以枯树为象，他代似未之见。今读鲁布鲁克纪行所记和林酒树，颇疑所谓银槎杯者，乃朱碧山仿制之蒙古酒局也。此器至奇。布歇尔（Bushell）于其《中国艺术》（L'Art Chinois，p.127）表彰于前，一九一四年比人汪黑（Vanhée）又于《通报》（页一九一）刊其图于后。顾二人均以奇器视之，未明其渊源。兹特指出，用谂世之关心元代文物者。

酒局乃幄殿门口盛酒及放置杯皿之器。虽因时代关系，形制不同，而其物要为漠北幄殿中之陈设，非汉地所固有也。及蒙古入主中土、奠都燕京，遂于“登极、正旦、天寿节会朝之正衙”大明殿内，亦设置酒局。此则清室因萨满教（Shamanism）关系，于坤宁宫设置两大锅灶，同一意义。质言之，即移其漠北幄殿固有器物于大都宫殿，以便举行其旧有仪式也。《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条：

〔大明殿〕中设七宝云龙御榻。……前置灯漏，贮水运机，小偶人当时刻捧牌而出。木质银裹漆瓮一，金云龙蛇绕之，高一丈七尺，贮酒可五十余石。雕象酒桌一，长八尺，阔七尺一寸。玉瓮一。

此木质银裹漆瓮，又名酒海。同书卷五“劈石斧”条：

天子登极、正旦、天寿节御大明殿会朝时，则人执之（指劈石斧），立于酒海之前。

又《元史》卷八〇《舆服志》“殿上执事”条：

酒人凡六十人：主酒（国语曰答剌赤，Darachi）二十人，主湩（国语曰郃剌赤，Qarachi）二十人，主膳（国语曰博儿赤，Ba'urchi）二十人。冠唐帽，服同司香。酒海置漏南，酒人北面立于酒海南。

吾人就《辍耕录》及《元史》所记酒海与漏之位置推之，不难知两书之酒海，即木质银裹酒瓮也。“酒人北面立于酒海南”，犹为《秘史》二一三节保兀儿臣“面北坐”之遗制。然则酒瓮、酒海、酒局，实一物也。

大明殿中酒局制作之时日，吾人今日犹可考得之。《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

〔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壬寅，造大樽于殿。樽以木为质，银内，而外镂为云龙，高一丈七尺。

《元史》虽只言造大樽于殿，而未明言为何殿，顾就此大樽质料、形式、尺寸考之，与《辍耕录》所志大明殿酒瓮悉合。则定其制造时期为西历一二八五年三月六日，而酒局又称大樽，非穿凿也。

马可波罗自谓时常出入宫禁，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始离中国。大明殿中大樽式酒局，彼自有亲见之机会。吾读其行纪中所述大都宫殿中大酒瓮，窃疑其即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所造之大明殿大樽也：

殿中有一器，制作甚富丽，形似方柜，宽广各三步，刻饰金色动物甚丽。柜中空，置精金大瓮一具，盛酒满，量足一桶。柜之四角，置四小瓮，一盛马乳，一盛驼乳，其它则盛种种饮料。柜中也置大汗之一切饮盏。有金质者甚丽，名曰杓，容量甚大，满盛酒浆，足供八人或十人之饮。列席者每二人前置一杓，满盛酒浆，并置一盏，形如金杯而有柄。[7]

大都除大明殿之外，其它宫殿亦置有酒海。明洪武初，工部郎中萧洵奉命参加毁元旧都，归著《故宫遗录》。据其所见，广寒殿、大明殿后之延春堂，皆设有酒海。惜叙述简略，形式不详。今可知者，惟万寿山顶广寒殿，有可贮三十余石之大酒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年十二月己丑，“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惟其质为黑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8]与马可波罗所见者，形式花纹俱异。

皮袋盛马湩置于木案之上，为今日巴失基尔德（Bashkirds）人室内主要家具。是酒局之制，在北方民族中，犹有存者。

（原载《东方杂志》一九四三年第三九卷第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