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里移场”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载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欢腾的草原》说：今年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二连等地“草场干旱，牧草生长不好，可是牲畜发展又比较快，过冬过春牧场不足。经过盟领导机关通盘考虑，和水草丰美的东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阿巴嘎等旗商量，决定把几个草场干旱的公社，共二十五万多头牲畜，暂时迁移到东乌珠穆沁等旗草原，等到干旱牧场轮歇，再逐渐搬回来”。
“千里移场，事情多么新鲜”！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牧区人民就是这样互相帮助，来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正如新华社记者报道一个老大娘所说的那样，“如果在解放前，封建王公各霸一方，我们到那里连个站脚的地方也不会给你”。
千里移场在解放前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
从匈奴时代起到解放前止，广漠无垠的蒙古大草原，北方民族都是把它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分地”。各个奴隶主或封建主把他们的牧奴或牧民完全封锁在自己的分地之内。为了控制这些劳动力和剥削对象，牧人只能在分地之内随水草迁徙，不能离开这个禁区一步。而且各个牧地，各有主人，牧主也不容许邻族邻部由于天旱草枯搬到自己的牧地，避难保畜。
成吉思汗前，蒙古族是部落组织，蒙古高原上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个部落。各个部落都有他们固定的牧地。例如篾儿乞集团在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合流的地区；[3]塔塔儿诸部在呼伦湖和贝尔湖一带[4]等等。各部之内，又包含若干分部。部落领袖把保持祖宗的牧地，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职责。[5]
各部落的牧民仅能在其所隶属的部落内游牧，只有个别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的人，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为了报答恩情，才被赐予“自在下营”的特殊权利。[6]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解散了部落组织，采用千户、百户、十户的体制；把当日蒙古全体人民划分成九十五个千户，分别命八十八个“功臣”进行统治。[7]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地区分封给幼子拖雷；绝大部分的军队，也遗留给他。那末绝大部分的蒙古牧民，应该也都留在蒙古本土了。至于他所接受的是哪些千户，我们用《元朝秘史》第二〇九节和波斯拉施都丁《史集·成吉思汗传》中“关于成吉思汗的万户、千户和军队表”互相比对，就不难略知梗概。[8]
在今日蒙古地区中，除拖雷的封地外，尚有达尔湖、乌丹城等处的外戚分地，乌兰察布盟汪古驸马封地，以及东蒙古地区内成吉思汗诸弟和“功臣”的分地等等。
忽必烈取得政权后，除把一部分儿子分到南方外，一部分儿子分地仍在北方。如克鲁伦河土剌河流域的晋王甘麻剌，[9]以及牧地似乎一度在和林西北帖木儿河上的北安王那木干[10]等等。即使分地在南方的，漠北似乎仍有他们的牧场。至于《元史》“诸王世系表”和本纪所列举的诸王，分地何在，绝大部分已难以指出其确切地区了。但是不管如何，拖雷的后裔代代分封，分地就一再分割成越来越零碎的小块采邑，这是可以断言的。分地逐渐变小，就意味着牧民能游牧的范围也越来越狭窄了。
这些狭小的分地，元代称之为部，也称为投下，有时用它的蒙文音译称为爱马（Ayimaq）。如称某王分地内的牧民，即称某王部民。蒙古牧民“著籍”某王的部中，这个部就成了他们世袭的监狱，永远不能离开了。《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泰定元年三月给蒙古流民粮钞，遣还所部。敕擅徙者斩，藏匿者杖之。六月赈蒙古饥民，遣还所部。七月赈蒙古流民，给钞二十九万锭遣还，仍禁勿擅离所部，违者斩。
中原农业地区遭遇干旱，找不到水源进行灌溉，只有坐视禾苗枯死了，把禾苗移到千百里外风调雨顺的地方栽植，是不可能的事。蒙古牧民的牲畜是会行动的动物，是会跟着牧民逃避旱灾的。这个地区水干草枯了，不难赶到别的水草丰美的地方去放牧，借以保全牲畜的生命。这是畜牧业遭遇旱灾时独具的特别有利条件。可是这种特别有利条件在解放前封建主各霸一方的时代，是无法利用的。因而遇到天旱就出现牲畜死亡，牧民饥馑的灾情了。《元史》卷二《定宗纪》：
是岁（定宗三年戊申）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
又卷三一《明宗纪》：
天历二年五月赵王马札罕部落旱，民五万五千四百口不能自存。
封建主的“分地”就是他的独立王国。未受灾的封建主如果遇到邻部遭受天灾，只有幸灾乐祸，坐视邻部牲畜饿死，如何会把自己的牧场借给邻部解除灾难呢？至于受灾区的封建主，由于惧怕丧失剥削对象，也决不允许他的牧民离开自己的领土迁到他处谋生。元朝的统治集团不是曾制订残酷的法律，用死亡的威胁，来控制牧民，防止逃亡么？因此展转在死亡线上的牧民，如果不甘心坐而待毙，除冒生命的危险逃亡外，又有什么活路呢？
只有今天，牧场所有制改变、牧民项上锁链斩断、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今天，遇到旱灾，在人民政府统一的领导与安排下，才能“千里移场”，利用畜牧业独有的避旱条件，保护牧民与牲畜的安全。
元代中央政府的宣徽院设有阑遗监（《元史》卷八七），专管逃亡无主的奴隶和牲畜，蒙古人称之为孛兰奚，大概是移到内地的草原原有制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