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答剌罕考增补

蒙古答剌罕考增补

（一）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九页九梁相《大兴国寺记》：

薛迷思贤（Semizkent）[1]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Erkegün）行教之地……公（马薛里吉思，Mār Sergis）之大父可里吉思（Körgüz），父灭里，外祖撤必，为太医。太祖皇帝（成吉思汗）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Yeke Noyan）病，外祖舍里八（Sharbat）马里哈昔牙（Mār Hasia）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Sharbachi）本处也里可温答剌罕（Darqan）。

吾人于此，又得一成吉思汗时代之答剌罕。据梁相撰记，马薛里吉思外祖对太子也可那延有恩，故膺受答剌罕封号，此与吾人所已求出之封赠原则，完全相合。所谓太子也可那延者，即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也。按拖雷此号，《圣武亲征录》、《元史》及《史集》均见著录。《圣武亲征录》：

壬申（应为癸酉），四太子也可那延、赤渠驸马（Chigü Gürgen）率兵尽克德兴境内诸堡而还。

《元史·太祖纪》八年，“攻德兴府，皇子拖雷、驸马赤驹先登，拔之。”二书所纪，同为一事，录用其号，纪其用名耳。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并引《元史·祭祀志》（卷七四）睿宗主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以证之。至于波斯材料方面，拉施都丁《史集·太祖本纪》所记更详。

四子图里（Tūlūi，史作拖雷）亦称也可那延，又曰兀鲁黑那颜（Ulugh Noyan），义皆为大。……拖雷（Toli）义为镜，薨后蒙人讳言图里，称镜为库思古（Küzkü），突厥语镜也。[2]

按西欧文字Sherbet、sorbet、scherbett乃阿拉伯文sharbat之借字，为一种清凉饮料。舍里别赤者，制造舍里别之人也。

古叙里亚文Mar[3]，义为师。Hasia[4]义为圣。Mar Hasia乃景教对主教之称呼[5]。然则“公外祖舍里八·马儿·哈昔牙徒众”一语，意义殊欠明晰，殆“大兴国寺记”之作者，对上举诸字字义不甚了然也。大抵拖雷于西征途中病危，马薛里吉思外祖为景教主教，以所制舍里别饮拖雷，并率其徒众为之祈祷，拖雷适于是时病除，成吉思汗感其救济之恩，因赐以答剌罕号以酬之。

（二）《元史》卷二二四《忙哥撒儿传》：“宪宗既立，察哈台之子按赤台等谋作乱，刳车辕，藏兵其中以入。辕折兵见，克薛杰见之，上变。忙哥撒儿发兵迎之。按赤台不虞事遽觉，仓卒不能战，遂悉就擒。”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拉施都丁《史集》均详载此事，谓窝阔台诸孙失烈门、脑忽、脱脱三王合谋，阴辇兵器来赴蒙哥即位大典，企图作乱。适有蒙哥之司鹰者（Qushchi）克薛杰（Kesege）因寻觅失驼，误入其军中，发现车上满载兵器，急驰还告变。蒙哥遂遣忙哥撒儿等率兵捕三王。为酬报此次功劳，乃授克薛杰以答剌罕之号，赏赉甚厚云。[6]

（三）《元史·世祖纪》言邢州有两答剌罕，未举其名。据《元文类》卷二五刘敏中撰《丞相顺德忠献王碑》，丙申年（一二三六年）启昔礼受封顺德以为分邑（邢州即顺德，今河北邢台）。然则所谓邢州两答剌罕者，乃乞失力黑、巴歹之后裔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元史·太宗纪》“孛鲁带、邢州”条，据《太宗本纪》及《食货志》“岁赐”条亦曾言之：

《世祖纪》邢州有两答剌罕，其一为启昔礼（Qishiliq），即哈剌哈孙（Haraghasun）之大父，其一《太祖纪》所谓把带（Badai），即［食货志之］八答子也。

（四）南俄金帐汗国，亦有答剌罕制度，其特点约与波斯伊利汗国同，顾刻下流寓西川，莫由见俄国史料，仅能由普通俄史稍得消息耳。

十三世纪俄国分裂最甚，往往一小王公，富强尚不及一大地主。迨十四世纪，反抗遂起。各大城王公，力图恢复境内主权。大抵自称大王（Velikii Kniaz'），而强制其境内小王纳款称臣，凡拥有大量产业之寺院或地主而隶属于小王者，大王必尽力夺取其管辖权。其法即以所谓答剌罕（tarkhan）之免释状颁与多数僧俗地主也。就一方面言，此种免释状允许地主对其产业领域内人民有管辖权，就另一方面言，除大王外，则解除其对任何人之隶属关系。[7]

（五）《秘史》tusa译为恩，动词tusala一译为“济”，成吉思汗用答剌罕封号以报恩人，则动词“济”字，更足表示此制之特点矣。盖成吉思汗功臣虽多，一旦身临危险，未必即能得其济，换言之，功臣对可汗本人是否有济，乃可遇而不可求之机会，遇此机会而能济其危者，其人即为“家人”、为“圉人”，亦必以答剌罕之名号及特权授之。

（六）十七世纪末法人彼第思（Petis de la Croix 1622—1695）受路易十四宰相哥勒白尔（Colbert）命，著《伟大成吉思汗传》（一七二二年英译本名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书中引用Abu'l-Faraj（1226—1286）《历代史略》，列举答剌罕所享之特权，顾Abu'l-Faraj书中关于蒙古史部分之材料，悉取自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故其所举特权，悉与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之突厥斯坦》第三八五页所引者同。

（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