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人王恽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秋涧集》卷五七《吕嗣庆神道碑》）征伐的目的在于掠夺。蒙古兴起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使他们把掠夺看成“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战争成为他们“经常的职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狩猎作为对游牧经济的补充，是蒙古人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1]，同时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练武和娱乐的时机。宴飨，既是蒙古统治阶级将掠夺来的财富用于穷奢极侈的享乐，又是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场合，如王恽所说，“虽矢庙谟，定国论，亦在于樽俎餍饫之际。”（《吕嗣庆神道碑》）这三项大事，确实概括了元朝蒙古统治者的主要活动。

元朝制度，“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2]。凡新皇帝即位，群臣上尊号，册立皇后、太子，以及每年元旦，皇帝过生日，祭祀，春搜，秋狝，诸王朝会等等活动，都要在宫殿里大排筵席，招待宗室、贵戚、大臣，近侍人等。出席这种“内廷大宴”的人，都要穿着皇帝颁赐的特别贵重服装，按照贵贱亲疏的次序各就各位；每次宴会，预宴者的服装从皇帝到卫士、乐工都是同样的颜色，虽然精粗、形制有等级之别，但总称为“质孙”（或译“只孙”，蒙古语Jisun，意为“颜色”），因此这种宴会就称为“质孙宴”。元朝皇帝特别热衷于宴飨，一年之中质孙宴要举行许多次，[3]皇帝赏赐给宗亲、大臣的多属宴飨用品，如上尊（美酒）、金银酒器、质孙服等，耗费巨大，成为元朝财政上的沉重负担。

“质孙宴”又名“诈马宴”。周伯琦的《诈马行》诗序中说：“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采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惟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太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他费称是，名之曰只孙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为诈马筵。”（《近光集》卷一）此外尚有若干元人诗文记叙上京大宴，都径称为“诈马筵”（或“诈马宴”）。杨允孚《滦京杂咏》诗注云：“诈马筵开，盛陈奇兽，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皇帝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4]就是说，每次大宴前，一定要由掌管金匮之书的大臣，捧出成吉思汗大札撒，诵读其中若干条文，然后才能开始饮酒作乐。

“诈马”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元末人大概已经弄不清楚了。王祎在讲到上京大宴时说：“预宴者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只孙宴。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衒也。”（《王忠文公文集》卷六《上京大宴诗序》）叶子奇《草木子》也说，参加诈马筵的“诸王贵戚子弟竞以衣马华侈相尚”。二人都没有亲见诈马宴，只是根据他人的记述，望文生义地作解释，把马牵扯进去了。清高宗到木兰围场打猎，蒙古王公来朝，选名马幼童表演赛马游戏给他观赏，于是这位以博学自命的皇帝，就将蒙古人的赛马与元朝的诈马宴联系起来，他“考证”说：“诈马为蒙古旧俗，今汉语所谓跑等者也。然元人所云诈马实咱马之误，蒙古语谓掌食之人为咱马，盖呈马戏之后，则治筵以赐食耳。所云只孙乃马之毛色，即今蒙古语所谓积苏者。”[5]这段文字实在是前后矛盾，既说元朝的诈马乃蒙古语“掌食之人”，又说诈马宴是表演马戏之后的赐宴，更荒唐的是不顾元朝人很明确的解释，武断地指“只孙”为“马之毛色”。总之是离不开那个“马”字。

日人箭内亘作《蒙古的诈马宴与只孙宴》（《蒙古史研究》，第九四五——九五六页）一文，研究这两者的关系。虽然他对只孙宴作了正确的解释，但当讨论到诈马宴时，却也被“马”字以及乾隆皇帝的说法迷惑住了。他以为元人的所谓诈马应该就是乾隆《诈马》诗序中描述的“蒙古旧俗”——赛马；只孙宴是泛指穿着只孙服参加的宴会，而诈马宴则是专指在上都举行的、有宿卫大臣与近侍表演赛马仪式的宴会。所举的主要证据就是周伯琦《诈马行》诗序有“盛饰名马”，“各持采仗，列队驰入禁中”的记载。他认为这就是诈马宴不同于一般只孙宴的特点，并指摘周伯琦说的“只孙宴俗呼为诈马宴”是误解。

然而，“诈马”一词在蒙古语中并无任何赛马或饮宴之类的意思，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把蒙古人的赛马习俗说成“诈马”，只是乾隆自己的创造。由于出自皇帝的“御制”，就被奉为圭臬，钱大昕奉命做诗“恭和”，赞颂所谓“诈马”的盛况[6]；陈康祺将它录入《郎潜纪闻》。无怪乎箭内亘也不能摆脱他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