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辽、金、元史籍中少数民族的译名等问题

一、毕沅《续资治通鉴》中辽、金、元三代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采用的都是“钦定”《三史国语解》的改译。我认为应当依据未改过的三史本子统统改过来。

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下令将辽、金、元三史及同时代文集中的少数民族人名、地名一律改译，《辽史》据索伦语（达斡尔语）改，《金史》据满语改，《元史》据蒙古语改。像这样师心自用、擅改史文，只会给后来的研究者增加麻烦和困难。例如《元史》中人名、地名，有的译自蒙文，也有不少译自阿拉伯文、维吾尔文、藏文和他种文字，都用蒙文来改，就不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即使是译自蒙文的，时代不同，读音上也有差异，以今音律古音，同样是不妥当的。清代许多有名的学者，曾使用各种托辞抵制乾隆“钦定”的改译。赵翼倒填著书年月，然后说：“臣纂辑《廿二史札记》时，第就坊刻辽、宋、金、元、明旧史为据。今蒙高宗纯皇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所有人名、地名，一一翻译改正，始知数百年以来皆承讹袭谬，今日方得本音。”他在书后作了个新旧译名对照表表示恪遵诏令，其实是为了免除学者阅读之苦。魏源写《元史新编》，借口“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官书，即在京师亦难购觅，况南方下士乎”，仍用没有改过的旧名。毕沅编纂的《续资治通鉴》，是继《资治通鉴》之后一部便于使用的编年史书，目前还没有其它适当的书来替代它。但毕沅身为前清重臣，所处的政治地位使他不敢不采用乾隆“钦定”的改译。虽然在每一个改译名词初见时都注出它的旧名，读者仍然难以立刻记住这么多毫无道理的改译名词指的究竟是何人何地。对使用这部书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折磨。将所有改译都按旧名改回来，不但不会降低、而且只会提高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续资治通鉴》时，我曾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重新提出来，希望趁这次古籍整理的机会妥善解决，以便解决青年读者和文史工作者使用这部书的困难。

二、解放后我国重印的古籍不少，一部分还加以标点，用起来较为便利。但是为古书作索引的还很少。有时为搜检某一方面的史料，甚至只是一、两条材料，就不得不有将一部卷帙浩大的古书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思想准备。我认为应该有系统地为廿四史、通鉴等重要古籍分别作出索引，以减少学者翻检之劳。从前颉刚先生曾作过《尚书通检》，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日本学术界为辽、金、元史所作的索引或语汇集成，每个词条下都带有简要的原文，是研究这一阶段历史的中外学者手头必备的工具书。我们今天编这一类工具书，当然不能倒退到过去的水平之下，也不应该自甘落后于国际学术界同行已经达到的水平，应当采取语汇集成的方式，在词条之下注出扼要的原文。这个工作，希望能有一个规划，通过分工合作、集体努力，尽快搞出来。

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是在和外国隔绝的状态下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在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开扩自己的眼界。在这里，我觉得以下两点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第一，有关兄弟民族、历史上的边疆地区、中外交通的史籍整理工作，除校点而外，应尽可能优先组织力量进行注释。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们的研究对象绝不能局限于汉文史籍，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各个时代的少数民族和邻国史籍中的有关材料，尽可能充分地吸收国外东方学家的学术成果。西方及日本东方学的发展虽然曾经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其中不少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只有置于当代世界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综合成果的坚实基础之上，才能高质量地进行下去。第二，对于少数民族文字（如藏文、维吾尔文）的珍贵文献古籍，包括新疆出土的大量回鹘文书等，也应加紧组织班子进行研究和整理。以上两点如果做得好，我们就能培养出一批年轻的专家，改变目前在这些比较特殊的学科领域中人才缺乏的现象。

（一九八二年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