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唐朝与吐蕃会盟。当时吐蕃赞普为可黎可足，“策署彝泰七年”[16]。吐蕃年号只此一见。很可能吐蕃赞普本无年号，这只是偶然仿效汉制而已。

依西藏典籍传说，“时轮学说（Kālacakra）发展于北方苫婆罗国（Chambhala）。十世纪下半叶从此地输入中天竺，以后又经加湿蜜罗传来吐蕃，1027年在吐蕃引起六十年一轮的年历输入”[17]。

苫婆罗国内有徙多河（Sita）[18]。据《大唐西域记》，此河即今塔里木河。这就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粟特文历书残片出土之地——高昌了。

汉历六十年一轮，称为一个甲子，因为是从甲子年开始的。藏历亦以六十年为一轮。印度人称六十年一轮的第一年为Prabhava，藏文与之相应的字为Rab-'byun，译言胜生。故藏人用胜生称呼一个六十年轮。汉历十干与十二支相配为一轮，藏历则以五行与十二属相配为一胜生，每个胜生的第一年是火兔年。藏历十二属的次第与突厥、蒙古两族相同。藏历之前，以五行与十二属相配，就目前所知，似乎只见于高昌残历。

五行之说首见于《尚书·洪范》，自汉朝以来即在中国人思想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五行之次序，在《尚书·洪范》中是水、火、木、金、土。这与两汉之际为谶纬神学所采取的五行次第是不同的。《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兽苍龙，……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兽朱鸟，……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兽黄龙，……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兽白虎，……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兽玄武，……其日壬癸。”后来人讲五行，都遵循这个次第。高昌粟特文残历、吐蕃年历之五行次第与《淮南子》所列举者完全相同，而与从粟特人那儿输入的七曜中火、水、木、金、土等五星次第不同，这显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相反，可以证明高昌残历和藏历中的五行来源于中原的阴阳五行之说。不仅如此，高昌残历以五行和十二兽相配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与西藏的胜生俱有某种继承关系，并进而推想徙多河上的苫婆罗国或许就是841年回鹘西迁后在今吐鲁番建立的高昌回鹘国。

十干与十二支相配，只能以单配单、以双配双。甲与十二支相配，得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此所谓六甲；乙与十二支相配，得乙丑、乙卯、乙巳、乙未、乙酉、乙亥。在六十年一轮中，只有甲子，绝无甲丑；只有乙丑，绝无乙子。因此，五行中每一字即可代表十干中相邻的两干。换句话说，木既代表甲，亦代表乙。如木鼠、木牛，即甲子、乙丑。其他火、土、金、水亦然。高昌残历用五行与十二属相配，每隔一日记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名者，原因即在五行之一名可配二日也。藏人往往在五行之上再加阴（mo）、阳（pho）。如藏历第一胜生第一年为阴火兔年（me mo yos），第二年为阳土龙年（sa pho'brug），第三年为阴土蛇年，第四年为阳金马年等等，其实全无必要，故亦不甚流行。

十二兽纪年为藏族同胞人人所熟知。干支相配六十年一轮的胜生则用于书籍、契约、公文、书信等等。所以即使在藏历创制后的一〇四〇年，宋仁宗遣刘涣使邈川（今青海乐都）见唃厮罗，厮罗“道旧事”仍“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19]。足见吐蕃上下平时纪年止用十二兽，不用干支。

青海佑宁寺也摄班珠尔（以孙波堪布著称）乾隆十三年（1735年）著《印度、汉族、西藏、蒙古圣教史如意宝树》，其书页二七三至二八四为“方格年表”（Rehu-mig），记宋仁宗天圣五年丁卯至乾隆十一年丙寅（一〇二七——一七四六年）七百二十年间的西藏大事。这个年表的第一胜生第一年为火兔年，那么它相当于公历哪一年呢？

自匈牙利人Csoma de Koros所著《藏文文法》把这个火兔年误算为一〇二六年，嗣后踵其误者甚众。一九一三年伯希和著《西藏年代学中的六十年循环制》一文，始订正为一〇二七年，并作一甲子、公元对照表附于文末[20]。一九三五年钢和泰著《西藏人六十年循环制》，有中历、藏历与公历对照年表，刊于《华裔学志》。

无论以上两表使用是否方便，均须置于案旁方能查阅。其实藏历纪元与公历互换，无须查表即可推算出来。兹举二例如下：

藏历换算为公历：萨班（Sa-skya Pandita）于第四胜生火马年（丙午）见阔端太子于凉州。按火马年为第四胜生的第四十年。前三个胜生（即三个六十年）加四十年再加1026年（第一胜生第一年为1027年）即所求萨班见阔端之公历年份，是为（4-1）×60+40+1026=1246年。如果用公式来表示，则第m胜生第n年的公历为（m-1）×60+n+1026年。

公元换算为藏历：宗喀巴（Con-kha-pa）卒于一四一九年，1419-1026=393年，则宗喀巴死于藏历纪元后第三九三年。393÷60=6余33，则此年为藏历第六胜生第三十三年，是为土猪（己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