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成吉思汗西征的记载，我们今天能读到的，主要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记录下来的。蒙古人信仰珊蛮教，对于回教的风俗习惯自然不会尊重，这些回教历史家诅咒成吉思汗是不难想象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这些记载。

蒙古草原上自古就有中亚商人贩卖东西双方的商品。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在北京近郊接受金国求和的时候，中亚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派遣赛夷·宝合丁·剌昔到北京见成吉思汗，[24]借以侦察蒙古的虚实。当时成吉思汗即要求蒙古和花剌子模双方经常派遣使臣、商人、商队往来，交换两国精良商品，维持永久的和好。成吉思汗对待花剌子模商队也是友好的，可是贪婪的花剌子模边将由于垂涎蒙古商队的珍贵商品，竟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来。及成吉思汗再派使节去质问，又遭到使臣被杀、使团成员被割去胡须的侮辱。[25]摩诃末统一中亚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后，双方贵族继续向外掠夺邻人的财富，那是必然的。可是在西夏和金国灭亡之前，若不是花剌子模对蒙古实行进攻，成吉思汗是否便挥戈西向，实在很难说。花剌子模的欺侮，对素重复仇而又处在无往不胜时期的蒙古贵族，是不能忍受的，所以成吉思汗决心进行的复仇战争，才会鼓舞起来他们的敌忾心。

成吉思汗西征时，花剌子模的算端也才刚刚并吞了波斯和河中（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在这些新征服的疆域中，政权还很不稳定，统治力量也很薄弱。就军队讲，军人是康里人，不仅军权掌握在康里军官手中，地方政治也由他们操纵。宗教呢？派别很多，算端属阿里派，与伊斯兰教名义上的首领哈里发，处于对立地位。特别是花剌子模的人民对康里军队的暴横，厌苦莫名。这就是花剌子模当日国内的情况。在统治集团中，算端与康里将领、地方首领、报达的哈里发、他的母族之间，各有各的打算。战争由可耻的边将杀人越货引起，士气也不容易鼓舞。因而便提不出一个作战部署的整体计划，也组织不成全国一致的抗战力量，只有步步退却，着着溃败，进行一城一地的守御战了。

成吉思汗西征的对象，除花剌子模外，还有一个里海北部的钦察。成吉思汗何故遣速不台、者别二将越过高加索山，进击钦察，绕道里海以北返回蒙古呢？这仍是为了复仇和掠夺。

从蒙古的土拉河到里海北的伏尔加河，这个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都是突厥族人，虽有部族间的分界，却无语言上的隔阂。这个草原的最西端，住的是突厥族的钦察部人。成吉思汗的世仇蔑儿乞部破灭后，首领逃入乃蛮，及乃蛮败亡，又逃入钦察。成吉思汗遣速不台等进击伏尔加河和乌拉河之间玉理伯里山的钦察部，就是因为它藏匿了他的“负箭之糜”[26]——蔑儿乞部部长。

钦察各部落或逃或战，意见很不一致，他们向邻人斡罗思人请求援助，斡罗思各封建主又各顾自己的利益，行动也不能统一，所以他们的联军，遇到成吉思汗的这一支偏师就被击败了。看来这次战争，是乘机复仇，是偶然的，若说成吉思汗在蒙古大本营早就制定了进军克里米亚半岛的作战计划，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历史家说成吉思汗一生曾“灭国四十”。[27]他所灭的西域各国，当然也在这个数目之内。这些国家的奴隶主或封建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剥削，把自己的国家看成禁区，封闭本国人民的耳目，和外国隔绝起来。他们只希望所辖的人民浑浑噩噩，愚昧忠顺，千秋万代供他们一家一姓任情压迫和剥削。如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出现了，他的战马冲破了大大小小“四十”个国家封禁人民的铜墙铁壁，使他们的人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可以活动，看见了更高的文化可以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成吉思汗难道是该否定的么？灭国四十是不会没有流血和破坏的，然而我们是拥护各国大小奴隶主、封建主的封锁禁闭呢？还是赞成成吉思汗打破封闭，给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创造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条件呢？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是封闭呢？还是冲破封闭呢？当然不会是前者。

当然，成吉思汗在西域的破坏，毕竟是巨大的。以畜牧业为生的蒙古人，对于农业和城市的摧毁毫不吝惜。花剌子模首府玉龙杰赤变成泽国，马鲁绿洲成了荒芜之区，都是成吉思汗灌城决堤的结果。血族复仇在当日蒙古人生活中还占重要位置，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战死在范延城下，这个城堡在成吉思汗的愤怒之中，也全部毁灭了。

成吉思汗从动身西征起，便采用中原的交通制度，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驿骑”、“铺牛”和“邮人”，[28]把中原原有的驿站系统延伸到西域。一直到他的子孙时代还继续改善和发展这一艰巨事业。西征时带去大批汉族技术人员，沿途辟山开路，修筑桥梁，改善东西交通条件，为了维持道路上的安全，他还特别在交通大道上设置护路卫士，颁布保护来往商人安全的札撤（法令）。《突厥世系》著者花剌子模的阿不勒·噶齐（一六〇五——一六四六年）说：“在伊朗和都兰（今中亚）之间的一切地方享有这样一种安宁，头顶金盘，自东徂西，不会遭受任何人的侵犯。”这样东西畅通无阻的时代，古代史上曾出现过几次？

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泉州和波斯的忽里谟子之间有大量的商船定期往返，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真腊、暹、爪哇、印度等等）的使节和商人，在一定时期内几乎相望于道。由于海上交通的频繁，艄工航海经验的积累，元代中国航海家除了凭针路定向行船外，潮汛、风信、气象的规律也能初步掌握了。[29]明初郑和西使，正可看作元代海外交通事业的继续和发展。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