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研究历史，须先搜集材料。材料经考订、分析、综合、贯通后，始能写成历史。在目前之中国，欲以关于元史之中西材料分析贯通而编为历史，则为时尚早。故今日所欲言者，在探讨我国过去研治元史者之工作，及吾人今后应努力之方向而已。
现存正史尽为史料。以二十四史而论，学者向以《元史》为最坏，盖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闰七月元帝北遁，十二月明太祖即下令纂修《元史》，上距元亡才四阅月，即距二次开局亦仅一年。时间仓卒，自不能无懈可击。
当时承命纂修诸臣，对《元史》似亦不甚满意。如参与史局之朱右即曾作《元史补遗》十二卷。其书虽佚，但吾人顾名思义，可知躬与其役者，事后亦憾其书缺漏甚多也。有明一代，学者对《元史》虽不满意，顾其书为“昭代所修，未敢议及”，故仅作正误、续编、补遗等工作，未见有发愤重修、取而代之者。如永乐中胡粹中《元史续编》即为好例。
清初，邵远平作《元史类编》四十二卷，其书一名《续宏简录》，乃续其祖邵经邦之《宏简录》也。自谓除采用《元文类》、《经世大典》、《元典章》等书外，复广收元人文集以补《元史》之缺遗，今就其书观之，邵氏当时所能见到之材料而彼未之见者尚多，盖其目的在续“祖录”，并无意推翻旧《元史》也。
至钱大昕，始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之信史，所撰《元史稿》一百卷，未成书，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间，日人岛田翰至江浙访书，犹曾见钱氏手稿，据其所作《访余录》，谓曾见钱书二十八册，缺前二十五卷。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及一九三〇年《通报》伯希和（P.Pelliot）文中，均曾据岛田翰书，推测钱稿尚未全亡。希望有好事者起而刊行之，以慰元史学者之渴望。钱氏自谓有重修《元史》之志，归田以后便即搁置，今仅有《艺文志》及《氏族表》二书行世。吾人虽未见竹汀残稿，但据《潜研堂全集》，即可知其搜集材料之能力，如元人普通著述外，兼访释道二藏，纸上材料外，又旁及金石文字，倘钱氏书成，则后之改造元史者，必不至若是之多也。
清末魏源作《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时值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交通日渐发达，历史范围因之扩大。魏源修《海国图志》时，知元代西北二藩所及甚远。遂继钱氏后，发愤重修元史。其书亦未完成。光绪末年始有刊本。今读魏氏书，不惟体例不能使人满意，即其所采外国史料，如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思《地理备考》，亦均无史料价值。盖魏氏为时代所限，虽知海外有新史料，而尚无搜求之门径也。
魏源系湖南邵阳人，其同乡有曾濂者，作《元书》一百〇二卷，大抵以魏书为蓝本，稍加若干史事而已。就史料言，益不足道矣。
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出，乃为元史开辟一新大陆焉。四十年来，国内治元史者，犹多不能出洪氏矩矱。考其成就，所以能如是之大者，除洪氏个人努力外，其所遭遇之时机，亦实一重要因素也。兹将欧洲东方学家研究蒙古史之情况稍述于后，以见洪钧西使时所遇机会之佳，及其所以能在《元史》上有巨大贡献之故。
西人翻译中文蒙古史材料，约始于明清之际。初，东亚、中国耶稣会士均受葡萄牙人保护。康熙时，法王路易十四闻而羡之，亦派六人来华。当时法国教士中有宋君荣（Gaubil）者，译《续宏简录》本纪十卷为法文，一七三九年出版。又有冯秉正（Mailla）者，将《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译成法文，计十三大册。其中第九册全为叙述元代史事者。顺治初，达海（Dahai）、厄尔德尼（Erdeni）等已译《元史》为满文（书名Dai Yuwan Gurun i Suduri Bithe，12 vols，1644）。故冯书于元史部分，亦有参考满文译本处，一七七九年出版于巴黎。路易十四所遣派之六人中，尚有一人曰刘应（Visdelou）译《文献通考》之《四裔考》中塞北民族史料为法文（Supplément à la Bibliothègue Orientale），但其中无蒙古部分，此可不论。
十九世纪初期，俄人俾丘林（Бичурин，Н.Я.）译《元史》之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本纪为俄文，惜其所据者为乾隆改译本，致使西方学者如多桑（Mouradgea D'ohsson）、贝勒津（Березин，И.Н.）等人时生误会。
中文元史史料既被介绍至欧洲，遂有人参用东西方材料起而著成蒙古史或注释蒙古史料者。
十九世纪初年，施密德（I.J.Schmidt）在外蒙传教，得蒙文《蒙古源流》，译成德文，一八二九年以蒙德合璧形式刊行于圣彼得堡（名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时多桑书已出第一册，故施氏曾采用其所运用之中、西、回教材料作注解。
多桑利用回教与中文材料著成的《蒙古史》于一八二四年初版，一八三四——三五年再版，一八五二年三版。其书初版在施密德书之前，故施密德得参考其书。及再版时大加增补，复得参考施氏所译《蒙古源流》。除回教材料外，多桑采用三种中文材料（即前述之法译诸书）。在志费尼（Juwaini）、拉施都丁（Rashīd ad-Dīn）、瓦撒夫（Wassaf）等人书未全译为中文之前，其所采用之回教材料，仍有参考之价值。
哀德蛮（F.von Erdmann）执教于喀山大学。一八六二年作《不动摇之铁木真》（Temudschin der Unerschütterliche）。此书大体译自拉施都丁《史集》之《部族志》及《成吉思汗传》，但亦参用中国材料。如一八五七年俄人瓦西列夫翻译之《蒙鞑备录》，哀书即曾用之。
一八三三年俄国皇家学院悬金征求钦察汗（即金帐汗）史论文，其条件必须应用中国、中亚及钱币等材料。应征者仅哈麦尔（Von Hammer-Purgstall）一人。其论文即著名之《钦察汗史》（Geschichte der Goldenen Horde im Kiptschak，1840）也。一八四〇年出版于匈牙利京城。一八四二年复著《伊利汗史》，出版于德国南部之达木施塔特（Darmstadt）。
英人霍渥斯（Howorth）继诸家之后作《蒙古人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七六年，为中国部分之蒙古，第二卷（分二册）为金帐汗史。出版于一八八〇年。第三卷为伊利汗史，出版于一八八八年。霍渥斯不通东方语言，所用材料皆转手译著。惟其书为蒙古通史，读之可略窥蒙族发展之轮廓。
上举诸书皆节译回教国材料及节录中国史料之译文而成之历史。
其发愤翻译波斯文重要蒙古史料之全书者，似始于俄人贝勒津。（按Petis de la Croix在十七世纪曾利用波斯、阿拉伯史料著《伟大成吉思汗传》）贝勒津根据波斯文之拉施都丁《史集》，于一八六一年译出《部族志》，一八六八年译出《成吉思汗传》前半部，一八八八年译出后半部。俄译与波斯文分册刊行。就蒙古史料言，拉施都丁《史集》与《元史》有同等重要性，惜译文为西欧不甚通行之俄文，故虽有三册译文，几与未译等。
公元一八八七年，即霍渥斯全书完成及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及《成吉思汗传》有俄文译本之前年，洪钧出任德俄奥荷公使。洪氏本熟于西北地理，恰又际遇此难逢之时代与机会，故能在元史学上别辟一新天地。洪氏大概不能直接阅读西文书，为之收集材料与翻译者，有使馆馆员，洋文参赞金楷利等。其《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本纪》即据贝勒津俄译拉施都丁《史集·成吉思汗传》重译为中文者。惟节略太多，未可全信。《部族志》亦有译文与考证，惜身后稿本亡失，不可复见。就史料言，仅《太祖本纪译证》可供参考，其余补传皆取材于多桑书，而多桑书今已有完全译本，故其书除考证外，已失去其时代价值。
洪氏之后，融合中西史料而改造元史者，有柯劭忞、屠寄两家。屠寄作《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缺若干卷，厘为二十八册，屠氏对于译名非常矜慎，但其工具及训练尚不足以解决其所遇之困难。如其书名“蒙兀儿”即系杜撰，不见著录。屠氏作《蒙兀儿史记》时，与柯氏相互交换新材料。屠氏有子相助，宜能为之广收西方史料，但其子皆非蒙古史专家，所译乞迷亚可亭（Jeremiah Curtin）之《俄国蒙古人》（The Mongols in Russia，1908），以及《历史家之历史》（History of Historians）等书均无史料之价值。
柯劭忞作《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费时达数十年，日本帝国大学特为此赠以文学博士之名誉学位，徐世昌为总统时，以之并入正史，颁定为二十五史。一般学者亦多以为《新元史》采摭钱大昕以来研究之结果，熔铸新旧材料于一炉，集元史学之大成。但吾人就其所用史料观之，用其书须严加慎审，《蒙兀儿史记》有自注，著者虽有武断处，吾人犹可凭其所据材料以定其是非。至于柯书则不然，无论新旧材料均不注明出处，遂至学者惮于引用，盖其所用旧材料犹完全存在，而所译新材料则甚难完全凭信也。
统观吾国元史研究之进步，可分五个阶段：明人虽不满意《元史》，而犹无发愤重修之意，不过仅作拾遗、续补等工作而已。此第一期也。
第二期之学者，已不甘于作《元史》之诤臣，若钱大昕、魏源等，皆曾爬梳群书，发凡起例，别造新史者也。
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吾国学者始知《元史》之外，蒙古所征服及所接触之他种民族中，尚保存不少蒙古史料。于是柯劭忞、屠寄诸家，遂利用此种新发现之材料，而成其《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等书。惟此期之学者，不惟不能直接阅读新史料之原文，且亦未能阅读欧洲东方学家之译文，全凭舌人为之重译。原译如误，重译自不能不误。即原译不误，由于舌人知识不足而致误者，亦不可胜数。此元史研究进步上之又一阶段也。
柯屠之后，我国治元史者率皆通习欧洲语文。能直接阅读西人译著，不复再假舌人隔靴搔痒矣。唯元史史料非一般科学书籍可比。人名、地名、制度名又有待于考证者至夥。苟能勘同而未经勘同，则其人、其地在元史上即失去其意义与价值。盖域外重要蒙古史料，多为波斯、大食文字，字母与音点，最易错误，若不用中文史料与原文校对，则原文人名、地名，不惟泰西译者不能定其读音，即大食、波斯学者亦莫能定其写读。故吾国学人如但凭西人译文研究元史，则西人随意译写之舛误处，吾人必仍旧因袭莫能改正。质言之，即吾人决不能跳出西人范围而别有所贡献也。近若干年来吾国元史研究所以仍少进步者以此，此元史研究之第四阶段也。
故吾人今后研究元史，于域外史料，决不能仍以贩卖西方译文、拾人牙慧为满足。必须直接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中文材料作比较之研究。原文不易了解之处，将见中文材料往往可以解释之，中文材料不可解释之处，将见域外材料往往可以订正之。如是研究，始可扫荡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上无数谬误，而渐趋于光明之境域。惟一人精力究有限度，无论如何渊博，决难尽通与元史有关之各种语言文字，尽读与元史研究有关之各种研究论文。窃以为吾人今日应各本所长，分力合作，先校译波斯、阿拉伯、拉丁、俄、蒙古、亚美尼亚、西藏、突厥等文字中之蒙古史料，而成蒙古史料丛书。或仿施密德之译校《蒙古源流》，噶特麦尔（Quatremère）之译校《旭烈兀传》，原文与译文合璧，附加详细注释，或仿贝勒津之校译《史集》，忽达斯（Houdas）之译校《札兰丁传》，原文与译文分装。然后考证者始有可信材料供比较，写史者始有可靠材料供运用。不然正确史料尚不可得，或竟不知已可运用之史料之存在，而遽写蒙古历史，则其书是否可以立足二十世纪之史学界，不难预知矣。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于成都
（原载《责善》半月刊一九四〇年第二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