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故城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及其距阳关乌垒鄯善新都之道里

一、楼兰故城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及其距阳关乌垒鄯善新都之道里

西汉初年,匈奴是汉朝北方最大的敌人。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即皇帝位,逾年(前二〇〇年)即被匈奴围困于平城(大同),七日始解。嗣后匈奴辱骂吕后、蹂躏稼穑,汉家备受其骚扰与威胁。当日匈奴不仅据有蒙古全境,而且控制西域诸国,“引弓之民尽为一家”,汉家君臣上下认为,欲制匈奴,必须首先争夺西域,断其右臂,以削弱其力量,于是公元前一三八年遣张骞使西域进行凿空之业。

公元前一二六年张骞自西域归,汉人于西域地理始获得明确之知识。五年后(前一二一年)匈奴浑邪王降汉,[1]汉人始获得西通西域之交通路线。又三年(前一〇八年),虏楼兰王,[2]敦煌与西域城郭诸国之交通始无被匈奴切断之虞。又三年(前一〇五年),汉与乌孙[3]和亲,经二十年之努力,切断匈奴右臂之理想竟得实现。又四年(前一〇一年),李广利伐大宛[4]之后,置校尉屯田渠犁,[5]汉朝于西域始获得经营西北之根据地,自此以乌垒、渠犁为中心,[6]转兵东向,与匈奴共争车师前王庭。[7]及车师被汉控制,遂于乌垒设立都护治所,以树立汉人之统治权,建立抗击匈奴管理西域之政治军事中心。

大抵两汉经营西域之目的,在凭借西域以东制匈奴,故西汉以乌垒为中心,东以车师前王庭为前卫;东汉则以柳中[8]为中心,东以伊吾[9]为前卫,汉朝之势力中心逐渐东移,即匈奴之国势日见削弱,故匈奴经营西域之中心,初在焉耆、危须、尉犁间,[10]及汉朝势力强大,遂东退于车师,再退于伊吾,而终退出于西域。

西汉经营西域之中心既西在乌垒,故阳关与都护治所间之交通线,即由玉门阳关[11]西经楼兰故城而直达乌垒之大道,盖西汉时车师与伊吾尚均在匈奴之手,势亦不能舍弃此道,而别采后世安西——哈密——土鲁番之线也。中原与西域之交通既只有此线,则楼兰城在此线上地位之重要可想见矣。

二十年前王国维先生根据玉门塞上出土之木简,指出汉代西域南北二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故楼兰城始,则其城又非仅西域孔道上一普通据点,且为西域交通之咽喉矣。《观堂集林》卷一七《敦煌汉简跋》十四云:

今案汉时南北二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楼兰故城始,自此以南则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北则东越车师前王庭或西趣都护治所,皆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故二道皆出玉门,若阳关道路止于婼羌,往鄯善者绝不取此,故西域传言“姥羌僻在东南,不当孔道”。《汉书》记北道自车师前王庭始,记南道自鄯善始,当得其实。然则楼兰以东实未分南北二道也。

王氏所言,至为详明,惜中外历史学家之研究楼兰者或未见其文,或不信其说,大抵仍本旧传,谓西域南北二道自玉门阳关始,此实西北地理进步上之一大遗憾也。兹据《汉书·西域传》所载各国间道里再加推算,以实王氏之说,以证楼兰为西域交通枢纽。

《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抒泥城”,[12]按汉昭帝元凤四年(前七七年)傅介子刺楼兰王,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其国都由今罗布泊西北之楼兰废址迁于泊西南唐代之石城镇,当即在此时。

若楼兰故城为南北二道分歧之点,则由鄯善(质言即其新都)归汉者必先北至楼兰故城,再转道而东至阳关;由鄯善赴都护治所亦必先北至楼兰故城,再转道而西至乌垒;其由乌垒归汉或赴鄯善者方向相反,而所遵之道路则相同。

据《汉书·西域传》“鄯善”条,由鄯善新都去阳关一六〇〇里,去都护治所一七八五里,则由鄯善新都经楼兰故城至阳关与由鄯善经楼兰故城至都护治所道里之和为三三八五里。

据《汉书·西域传序》,都护治所经楼兰至阳关为二七三八里,则鄯善新都至楼兰故城之道里为三二三点五里(三三八五里减二七三八里除以二)。

由此吾人可以推知下列三地间之距离:

楼兰故城去阳关为一二七六点五里(一六〇〇里减三二三点五里)。

楼兰故城去乌垒为一四六一点五里(一七八五里减三二三点五里)。

吾人既求得阳关去楼兰故城之道里为一二七六点五里,楼兰故城去乌垒为一四六一点五里,二数相加之和为二七三八里(一二七六点五里加一四六一点五里)。即阳关乌垒间之距离,与《汉书·西域传序》所志者完全相同,故知吾人之推算决不错误,而由阳关赴北道之乌垒与赴南道鄯善等国者,其分歧之点不在玉门阳关而必在楼兰故城也。

且据上列数式不惟可知楼兰故城去阳关、乌垒、鄯善都城三要点之道里,更可根据所得数字以决定楼兰新旧二都城之方位。至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氏所发现之废圩是否为楼兰故城,尤可以上列数目字验之。

由阳关赴鄯善新都者何故不取今罗布泊南之直线而反迂绕泊西北之楼兰故城乎?此读者应有之疑问也。按《汉书·西域传》所记各国都间之道路为都护设立后西域之孔道,宜与清代蒙古之军台大道相仿,孔道之外非别无他道可寻,但由汉代记载及輓近考古家在甘新发现之遗迹考之,孔道沿途皆有障塞、烽燧、仓库、守卒等设备。楼兰故城去鄯善国都才三百余里,由阳关直达鄯善国都,其距离决不止一二七六点五里,为缩短三日程之距离而增加一千二百余里之军事设施,利害相权,吾知汉代参谋部之所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