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
西北民族史料中，问题最多的恐怕是译名（人名、地名、物名、制度、风俗习惯的名称等等）了。就拿汉文史籍来说，或由于所根据的资料来源不同（如有的得自所记载的本民族，有的则是根据重译或三译），或由于编纂历史的人不懂民族语言，致使同名异译、前后颠倒、或脱或衍等等现象屡见不鲜。在传抄或印刷中，因译音用字形近而造成错上加错的例子，就更不胜枚举了。
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下令将辽、金、元三史及同时代文集中的少数民族的人地名等统统改掉，《辽史》据索伦语（达斡尔语）改，《金史》据满语改，《元史》据蒙古语改。《元史》中的人名有译自蒙古文，也有译自阿拉伯文、畏吾儿文、藏文和他种文字的，不是蒙文而用蒙古文来改，就不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了。如奥都剌合蛮是阿拉伯文Abdar-Rahmān的音译，意为“慈悲之奴仆”，《语解》改译为蒙文温都尔哈玛尔（Ündür Qamar），意为“高鼻子”，汪古部长名阿剌忽失，是突厥文Ala Qush的音译，意为“杂色鸟”，《语解》改译为蒙文阿噜哈斯（Aru Qas），意为“山阴的玉石”，完全是胡闹。同时因时代不同，读音也很有差别，用清代的蒙古语读音去改译元代的蒙古人地名，也很不妥当。因此，《元史》被改得面目全非。当年汪辉祖、魏源等元史专家，或托辞“僻处草茅，未由仰见”；或把自己著作出版的时间倒填日月，利用各种方法进行抵制。《续资治通鉴》用的就是改过的名字，标点本如果重版，应该统统改回来才好。三史还有未改过的本子可以依据，有些文集只剩下四库馆臣的改本，可就麻烦了。乾隆皇帝下令纂修三史国语解，目的别有所在，不过纂修者对于审音勘同却作了不少工作。可惜他们语言学的修养不足，方法又不科学，只体现了专制皇帝的横暴和对史籍的破坏而已。
研究民族史，第一步的资料工作，不光是搜集，还要考订。这就需要在音韵训诂上下一番功夫，尽可能将译名复原，弄清楚它的意义，然后才谈得上整理资料并利用它来为研究服务了。
要做好这一步工作，一、必须具有一定的音韵学知识，懂得汉字的古代读音；二、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懂得西北民族的语言规律；三、还必须知道不同时代的翻译规则。
汉语的语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汉字的读音有很大的差别。古人书中少数民族的译名，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读音。如果不辨明这些译名的当时读法，就无法准确地复原，当然更谈不上拿这些名称去和某一民族的语言作比较了。明朝研究古音的学者陈第在谈到后人读《诗》中存在的问题时说：“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不入。”“乖剌不入”不过读着别扭，觉得不押韵，如果拿今日读音读古代少数民族译名，并据此去做比较研究，那就难免要隔靴搔痒了。
我国音韵学家把汉字分为两类，凡以鼻音m、n、ng收尾的字，称为阳声字。韵母中无鼻音成分的叫阴声字。与收声m、n、ng的阳声字相应的入声字，收声为p、t、k，我们研究西北民族史进行勘同工作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些收声p、t、k的入声字及m收尾的阳声字。
根据《广韵》，入声字中收声p的有“缉”、“合”、“盍”、“叶”等九韵，唐代西北民族文字的音节收声b及p的，必选这九韵中声音相近字对音，如突厥官名Yabghu音译为叶护，用汉文叶（yieap）字与yab对音，突厥文官名Alp意为英雄，汉文音译用“合”（hap）字对音。
入声字中“质”、“术”等十三韵的字，收声为t，唐代民族语中音节有d、t、r、l收声的，用汉字音译时，均选用这十三韵中声音相近的字，如用设译Shad（官名），汩译qut（幸福），密译mir（星期日），阙特勤译Kül Tigin（人）。
入声字中收声k的是“屋”、“沃”、“药”、“铎”等十二韵的字，当时用以译写民族语中音节有q、gh、k、g收声的字，如Tutuq都督，Toghla独乐（河名），Beg匐（官名），Bökli莫离〔支〕（官名）。唐代黠戛斯有个属部名都波，有人望文生义说都波就是北魏的拓跋，须知拓跋的音值是t‘ak-b‘at都波是Tuba，根据唐代音译规律，拓拔与都波对音是不可能的。
突厥字中第一音节为is或iz时，汉文音译常省略第一个元音字母i，如始波罗（Isbara）、思结（Izgil）等。
民族语中收声为m的音节，汉译用m收尾的“侵”、“寝”、“沁”等二十七韵中的字对音，如隋唐以来的拂菻一词，东西学者都知道是东罗马，至于原字是什么，二三百年来猜谜的不下十余家，有人不做审音工作，竟用Bolin（希腊人的罗马京城的称呼）、Farang（波斯人对欧洲人的称呼）等字与拂菻勘同，是望文生义瞎猜的。唐代西北方言读拂菻为P-‘urlim，本世纪初在突厥文阙特勤碑中发现Purum一字，拂菻的勘同问题才解决了。
元代阳声字中的收声m尚保存着，所以元人用三（sam）字译写三合出来（Sam Qācūlai）的sam，用和林的林（lim）字译Qorum（和林）的rum。
唐朝末年，吐蕃有二个显贵氏族，一个是Mya
氏，一个是Mchims氏。曾有人考订Mya
氏就是《唐书》记载的綝氏，Mchims氏就是璨氏。查《广韵》，綝字在“侵”韵，丑林切。粗略点讲，音值为chim。藏文史籍中的Mchims氏，显然是《唐书》中的綝氏；“侵”韵中綝、琛两字同纽，所以《唐蕃会盟碑》中的琛氏，藏文正作Mchims氏。璨字属去声“翰”韵，音值为ts‘an，不仅声母不同，韵母的收尾也不是-m。
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多属阿尔泰语系，这个语系的最大特点是元音和谐律。就唐代突厥文讲，突厥语有a，ï，o，u四个后元音，e，i，ö，ü四个前元音，但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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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个符号表示，在辅音方面，b，d，l，n，r，s，t，y，八个辅音用两套符号表示，一套只和后元音（a，ï，o，u）拼写，另一套只和前元音（e，i，ö，ü）拼写，非常适合元音和谐律的特点，另外q，gh两个辅音只和后元音拼写，k，g只和前元音拼写，现代蒙古文还保存着这个区别，此外m、ñ、
、č、š、z等辅音不分对。至于突厥文中双辅音以及其他若干特殊情况，就不多赘了。
一般人称蒙语的后元音词为阳性字，前元音词为阴性字，从清季洪钧起，由于缺乏这点语言常识，不少学者在译音用字方面往往陷于困惑的境地。
光绪年间，洪钧出使俄国，正值拉施德《史集》的一部分俄文翻译和霍渥斯（Howorth）的英文《蒙古人史》出版，他请人帮助翻译出来，著了一部《元史译文证补》，使中国学者知道了国外还有如此丰富的元史史料，扩大了元史研究的领域，自然是很大的贡献。但他缺乏蒙古语言知识，不知道蒙语中的元音和谐律，对于译音用字常常产生迷惑和误解。例如他译Negüz为脑古，就以为是脑忽，说：“元史名脑忽者甚多，西人译忽字音，每讹为古，为库。”其实脑忽的原文是Nāqū，而Negüz元代译为捏古思，一个是阳性字，一个是阴性字，是不能混淆起来的。他说：“西人译‘黑’字每重读成‘克’。”“豁之变郭，犹哈之变喀。”当时西人音译用字不科学，使他陷于困惑误解之地。后来柯劭忞著《新元史》、屠寄著《蒙兀儿史记》，也利用了一些西人所译的元代史料和著作，但他们全然不顾蒙古语的语音规律，随便创制新译名，是很不科学的。屠寄还爱做考证，由于译名不正确，他的考证很多是靠不住的。
总之，利用民族史料，第一步就需要做一番审音和勘同的工作。其他文字的史料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大家知道，拉施都丁《史集》是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最重要的资料。但这部波斯文名著在传抄过程中由于音点的脱落或错位等原因，造成不少错误和无法解读的情况，因此翻译时就必须进行大量审音勘同等校勘工作。例如俄译本虽自称是根据七种抄本作了校订，但错误却仍然满目皆是，暴露了译者的语言学修养不足和对汉文史料的不熟悉。如距和林城三十里的图苏湖城，《元史·地理志》称为图苏湖迎驾殿，《史集》布洛晒刊本页五十及六十九均作Tuzghu，这是个突厥字，意为“客人的礼品”，可是一九六〇年的俄译本（Ⅱ，五一、五四页）却根据音点脱落的本子（z的音点脱落成r）译成Typry城，Typry成为无意的字了（蒙文Tusuqu意为迎接）。和林之北的迦坚茶寒殿（见《元史·地理志》）是蒙文Gegen Chaghan的音译（意为“洁白”），《史集》俄译本却误作Kapчaraн，就无意义了。柯劭忞修《新元史》曾使用《史集》的哀德蛮（Erdmann）的德文译本，由于原本音点脱落或错误，哀德蛮的译音多不可信。如雪尼惕（Sūnīt）译写为Suweit，合卜秃儿合思（Qābtūrqās）译写为Kabteren，柯氏以为这是域外新材料，在《氏族表》中雪你台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苏威亦忒，合卜秃儿合思未列表，却著录哀德蛮错译的喀泼德伦和多桑错译的喀亦伦（Caironnes），这就叫读者堕入五里雾中了。由以上所举的例子来看，如果不用汉文与波斯文细心校对勘同，《史集》中的大量专门名词，就很难译写正确，译文只算译书匠的工作，就缺乏学术价值了。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序言中提出要做到名从主人，要了解北方民族的语言，要明白汉字的古代读音。他翻译过不少西方专家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的论文，有很好的语言学基础，在《多桑蒙古史》的译文中，也的确注意到了蒙语的变化规则，译音用字也尽可能地符合于当时的读音，比前人确是前进了一大步。但看来他对元音和谐律似乎也不甚注意，因而在译名的复原和解释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未能解决。例如他解释阿里不哥（Ariq-Böge）为“洁净牛”，牛的蒙古语为Buqa是后元音字，元代译为“不花”，“不哥”（Böge）意为“巫”，是前元音字，不花与不哥是性质和意义不同的两个字。
各个时代的汉文史籍中，用什么字译写民族名称的什么音，都有一定的规律，这是和当时汉字的读音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相适应的。不严格注意这一点是不对的。例如屠寄的书名为《蒙兀儿史记》，创造了一个“蒙兀儿”来译写Mongghol，这在元代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译法。儿字在唐代西北方言中读为
i，到元代才读er，才开始用儿字来译民族语言的r音，如畏兀儿（Uighur）、密昔儿（Misr）、帖木儿（Temür）等。至于l在一个音节的末尾，或转为n，如算端（Sultan），忽邻（Quril），或保存l的音，如Boghol译为孛鲁，Achul译为阿术鲁，Emil译为叶密立，即l与其前的元音字母拼读一下，从不用儿字，在这里不再详谈了。所以“蒙兀儿”的译名，是昧于音韵学的虚构。
过去一般历史家通用“伊儿汗”三字，译写旭烈兀及其继承者的称号Il-Khan。il是突厥语“臣属”、“服从”的意思，唐时译为“伊利”，元代汉文记载中没有找到这个字的译名，但il决不可能译成“伊儿”。
各民族之间的互译，也有一套规律。例如蒙族人译藏族字遇到字首辅音为r或gr时，须将r后的元音放到前面去重复读。如蒙古人将藏语Rin-Chen（大宝）读为Irin-chen，因而汉文译为亦邻真，Phag-mo-gru汉文译为帕木古鲁，就是好例。有人把斡罗思名城也烈赞（Pязанb）改译为烈也赞，便是自作聪明，昧于音译规律所致。
以上说的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对研究西北民族历史来说仅仅是初步的工作。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