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克特穆尔祖考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

……繁我高后，于尔先人，闻为世之所贤，奏遣仟而将致。由渠既耄，辞不能往，以汝克肖，代之而行。非家学有自而来，不父誉如是之力。春秋方富，初供奉乎东朝。夙夜惟勤，载徒征于西域。托椒房之亲，以为傅父，居画室之馆，以鞠帝姬。虽一话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即其时皆书之册，视他日取用为模，至今天府，所藏尚存。

高后即元宪宗及世祖之母唆鲁禾帖尼别吉（Soyorghaqtani Begi），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追谥庄圣皇后，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加谥显懿庄圣皇后者也。后克烈（Kereit）部长王罕（Ongkhan）弟札合敢不之女，宪宗二年春卒。克烈部世奉聂思脱里教，故高后亦崇信之。参阅陈援庵先生《元也里可温考》第四〇——四一页，伯希和《远东及中亚之基督徒》（Chrés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éme-Orient），《通报》，一九一四年，第六三八——六四一页。关于唆鲁禾帖尼一名之异写与读法，参阅伯希和《Seroctan的真实名字》（Le vrai nom de“Seroctan”）《通报》，一九三二年，第四三——五四页。

据神道碑，列边阿答介绍爱薛于定宗，今读制文知定宗所召者，本为爱薛之父，而非爱薛。其父年迈，不能远行，爱薛代父应诏耳。定宗左右多景教徒，对教士亦颇优遇，顾其本人，未尝皈依也里可温。就制文衡之，恐以高后闻列边阿答推荐爱薛父之贤，奏召其人，较近真。

高后所请者，本为爱薛之父，“由渠既耄，辞不能往，乃命其克肖”之子，代之而行。此事与《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忽必烈请巴思八之故事极类似。

景教中心，远在西土，东亚仅见流行。唐代以后，塞北虽尚有遗迹，而通达教义者，恐难逢其人。盖东西绝远，交通艰难，西方教士弗乐东就。故东亚基督教徒，代有聘请教士之举。忽必烈命马可波罗父西归，请教皇遣派通晓“七艺”者百人东来，[20]固为家喻户晓之事实，而大都主教孟德高维奴（Jean de Monte Corvino）之东行，据《多桑蒙古史》三卷四章所引《教会年历》，亦出于忽必烈之请。顺帝时大都阿速人（Asut）福定（Fodim Iovens）等上书教皇，请遣高僧，昔人皆视为商贾伪托者，今亦证实其可信矣。[21]

关于列边阿答，伯希和于其《蒙古人与教廷》（Les Mongols et la Papaulé）第二卷中，设有专章（单行本第二九——六六页）详加研究。神道碑称爱薛卒于至大元年（一三〇九年），年八十有二。伯希和以为列边阿答介绍爱薛东来，当在一二四六年八月贵由即位之时。[22]然则爱薛当时仅二十岁，故制文称其“春秋方富”云云。至其初期所事者，为宪宗（非定宗）母后之“东朝”。

爱薛副孛罗丞相西使，碑文明言在癸未（一二八三年）夏四月，而輓近中国两位元史专家，则皆加更改，殊可怪也。（一）屠寄以爱薛奉使在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质言之，即马可波罗西归之年。盖屠氏以孛罗丞相即马可波罗（主此说者，尚有Pauthier，Yule，Charignon，张星烺先生等），故不惜更改其所本之史料，以迁就威尼斯商人。今据伯希和考证，知孛罗丞相为蒙古朵儿边（Dürben）氏，非威尼斯之商人，而与马可波罗同行西去之蒙古使臣，杨志玖先生近亦于《经世大典》遗文中查出，仍《马可波罗行纪》（Yule，p.32）所举之兀鲁解（Oulatay）、阿必失呵（Apusca）、火者（Coja）三人，[23]无正、副使孛罗、爱薛，则一二九一年之说，自不能成立。（二）柯劭忞《新元史》误癸未为辛未，谓爱薛奉使在至元八年，益谬。此点伯希和氏已指出（《通报》一九二八年，第一六三页），兹不赘述。

“虽一话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即其时皆书之册，视他日取用为模。”显然指景教经典而言。景教经典以叙里亚文为主，而叙里亚又为爱薛之生地，则其所用之经典，必为叙里亚文无疑。按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冯秉正（De Mailla）曾于北京发现叙里亚文写本。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会亦于午门楼上发见景教叙里亚文圣诗。据欧洲叙里亚语专家意见，此写本当为十二、三世纪物，[24]然则殆即姚牧庵所谓“至今天府，所藏尚存”之残余欤？

《马可波罗游记》有马薛里吉思（Mār Sergis）而无爱薛。神道碑爱薛子六人，《元史》仅著其五。殿版《元史》改爱薛为“阿锡页”，故萧若瑟《圣教史略》所引马可游记之“赫西亚”，必注释家撮引殿版《元史》之文。至爱薛封秦国公，萧氏再转为“晋伯”，直令人废书而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