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中国自安史乱后，就陷于割据状态。自契丹族占据燕云十六州后，白沟河便成了契丹、北宋两国不可逾越的鸿沟。十二世纪初女真南下，更把中国从淮河中流拦腰切断，分成两个天下。此外，西夏据河西，西辽也建国于新疆及其以西的地区。成吉思汗兴起时，中国正处在这样四分五裂的衰落局面。西夏、金国和西辽东部所割据的地方，都是唐代的州县，所统辖的人民，除西辽外，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时不仅淮河以南的南宋过着委靡不振、偷生苟活、“甘弱而幸安”的生活，就是进入中原的女真、党项劲旅，也早已变成游手好闲的腐朽地主了。这些国家在战争时期所驱迫的兵士，多数是汉族农民，少数是北方各族的牧民或农民，差不多等于驱迫汉族农民自相残杀。和平时期各国各有疆界和禁令，经济文化不能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居统治地位的地主知识分子更竭力鼓吹忠于本国君主的封建思想，以愚弄本国人民，加深各国间的敌对和隔阂。这就严重地阻止了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摧毁了或开始摧毁这几个处在衰朽阶段的王朝，扫除了各族间的疆界，消灭了分割汉族的墙壁，使汉唐以来我们多民族的大国又恢复原状。因而各族人民的精神状态顿时改观。以前各国所关心的如何防御、如何隔绝的问题不存在了。如何称伯称侄、用大量岁币购买一年苟延残喘的和平的问题不存在了。西夏亡后，元代历史家说：“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9]这种说法不正可以反映当时人对中国恢复统一、结束分裂的心情么？
在我国历史上北族有许多杰出的首领：匈奴的冒顿，突厥的土门、室点密兄弟，回纥的怀仁可汗，都是一世之雄。可是何以他们都不能进入中原，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独能成功呢？看来不是成吉思汗比冒顿等人特别有才干或武力特别强大，而是当时金、宋特别衰朽，和以上诸人所面对的汉唐时代，形势大不相同。
当时西夏最小，它“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可是成吉思汗对这样一个小国，一生却攻打了多次，临死还没得亲见其灭亡。可见他的武力不是什么无敌的。
蒙古和金国的战争最久，战祸也最惨酷，有人把“河朔生灵尽”、“白骨纵横乱似麻”的责任，都归给成吉思汗，是不是公平呢？我们详细分析一下金国内部的情况，认为结论不能是那样的简单。
处在衰朽阶段的金国，蒙古兵一踏进国境，所有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女真政权从中都（今北京）逃避到开封后，黄河以北的统治力量削弱，农民起义遍地爆发了，这些起义绝大多数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农民队伍，只有杨安儿领导的红袄军，活动在蒙古、金国和南宋三种势力接触的山东地区。各地武装地主既然不能再依靠金国政权来镇压农民军，便各自“据险自守”，对其邻近的农民军进行镇压。这些地主为了控制劳动力，便劫持其佃客、乡邻、亲族，结集在山寨或水栅里，组织成他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如果地方州县官被农民杀掉或逃走，这些武装地主也就“入县摄事”，作威作福起来了。[10]
武装地主的势力大小强弱颇不相同，弱小的为强大的所吞并，或自动地加入强大的组织，借以保存自己的力量，继续对农民军进行镇压。元初刘因《静修文集》卷一七《郭弘敬墓铭》云：“金贞祐至南渡，而元军北还，是时河朔为墟，荡然无统，强焉弱凌，众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遗民自相吞噬殆尽。”足见当时地主武装之间互相残杀的惨酷。
武装地主的政治路线不是固定的，要看怎样最符合他们的利益。金世宗曾说这些人“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11]，正足以说明他们只注意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管皇帝是那一族的人。金末河北苗道润、武仙之流继续为女真皇帝效劳，参加反对蒙古军的战争[12]。张柔、张荣之流则降附蒙古，加入反对金国的行列。在蒙古、女真、南宋三种势力接触的山东地区，更有些混入农民军的投机分子李全之流，在叛金降宋之后，见蒙古势力强大，便又投降了蒙古。他们不管背叛谁、拥护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凭借一个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猎取更高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所有武装地主们都是一致的。
成吉思汗西征时，把灭金的任务完全交给木华黎。木华黎接受的军队，除汪古、契丹、女真兵外，蒙古兵仅仅只有一万三千人。[13]他所辖的汉军，尽是新降的武装地主军队，蒙古灭金的长期残酷战争，实际上主要是这些投降蒙古可汗和继续支持女真皇帝的两种地主，在扩大蒙古政权或保护女真政权的条件下，在两个政权统治者的指挥下进行的战争，双方所残杀的几乎全部是汉人，蒙古和女真统治集团虽也参加战争，但更大的任务是组织监督这些惨酷的战争。
金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也是尖锐的，元朝多承用金制，元朝把国人分为四等，大概也是学习金朝的，因为金朝在兵权财权上，用人已有“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14]的次序。渤海人数不多，又与女真为同族，矛盾不很突出。河北汉族对女真猛安谋克人户强夺土地，结怨最深，所以女真政权迁汴后，河北农民便乘机起来进行报复。[15]契丹族的地主不甘心失去政权，蒙古兴起时也纷纷起来为他们作向导、当谋士，有的且纠众独立，建立政权。
可见成吉思汗兴起时，金朝已处在瓦解的前夕。除了南宋与金国、西夏与金国、蒙古与金国、契丹与金国的战争外，金国内部还充满了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矛盾，汉族契丹族反对女真政权的民族矛盾，也充满着继续效忠女真皇帝和降附蒙古可汗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遍地战火的北中国，死亡了无数人，荒废了很多良田沃土，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因而金国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处缺粮，普遍陷于饥馑状态，有的地方竟达到人吃人的地步。[16]刘因描述当日的情况道：“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17]我们若把所有这一切灾难完全推到成吉思汗身上，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可是这种灾难，一部分毕竟是成吉思汗造成的。成吉思汗初入中原，目的只是抢掠财物，不在占有土地，金国大河以北虽说只有十一个城没有打下，可是接受金国降款后，他就退出居庸关了。蒙古以畜牧为业，不需要大量劳动力，缺乏的只是手工业工人，因而屠杀人民，毫不顾惜。常用屠城等残酷手段，对待英勇抗战的人。人死多了，劳动力就减少了，这不仅和武装地主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对蒙古军顺利地进行战争，也很不利。所以当时史天倪、王楫、刘世英、塔本等都相继向蒙古统帅木华黎、孛秃等建议，改变屠杀政策。嗣后大规模屠杀虽稍稍停止，可是各族将领却大量俘虏人民，作为自己的农奴，这样做也破坏了农业生产。
金哀宗说，“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18]金哀宗用唯武器论的眼光看蒙古的胜利和金国的败亡，当然是不正确的。蒙古受地理条件的限制，除了为畜牧狩猎服务的简陋手工业外，当时其他技术工人，不仅极端缺乏，甚至根本没有。成吉思汗为了军事的需要，竭力输入当日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军事经验和技术。他从中原搜罗了大批手工业技术人员——造弓的、造甲的、造鸣镝的、造攻战之具的、造火炮及金汁炮的等等，[19]直接地改进了他们的武器，间接地也提高了他们手工业的技巧。他又从中原输入造桥技术、符牌与驿站制度，来改善他们的交通条件，重用中原医生，来改善蒙古的医疗和卫生，更迁移大量农民到漠北，来发展蒙古的农业。[20]成吉思汗的主观意图虽然是用这些农民、技术人员和手工业工人来加强武力进行掠夺战争，但同时也改进了蒙古的特殊生活条件，发展了生产，对蒙古人民是起积极作用的。不过这一点积极作用是建立在广大中原人民的痛苦和死亡上的。成吉思汗向漠北迁移的农民和工人，不仅沿途缺乏食物，大批死亡，就是到了漠北，由于地理条件突变，寒冷不支，以后也有大批再迁回中原的，利害得失衡量起来，代价显然是太大了。
成吉思汗把东起太平洋西到黑海间的疆界都扫除了。就当时的世界讲，中国是经济文化最发展的地区之一。就中国讲，中原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又最高。大批游牧族进入中原，大批少数民族移居内地后，他们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特别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在祖国的散文、诗歌、书法、绘画上，在医药和农业科学上，都贡献出卓越的成就。[21]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王朝，就中国的全部历史看，社会经济究竟是发展了呢，还是衰退了呢？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例如有人爱用“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到“极”点？鬻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22]若认为汉唐有文景之治、开元盛世是理所当然，在少数民族做皇帝的元代，阶级矛盾就一定不能缓和，不可能出现“治世”，这是什么逻辑呢？任何封建王朝都是民族的监狱，在一定的时间或一定的条件下，民族矛盾都会变得突出，要说蒙古王朝没有一线光明，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成吉思汗到元顺帝，总的看来，这个王朝可分两个阶段。忽必烈以前，政权是统一的，政治中心在和林，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只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蒙古贵族仅遣人搜刮、需索，却没把全部力量投到这里。忽必烈以后，西北藩属独立，政权分裂，他仅仅占有东方，差不多只做了中国的皇帝。到了这时，政权的经济基础几乎全部建立在汉族地区，要想进行长期统治和剥削，必须加强汉地的统治力量，在这方面，蒙古统治集团采取的办法很多，我们在这里只谈他们的屯田和马政。
蒙古统治者在经济落后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政策是十分成功的。这种屯田政策，成吉思汗已经开始实行了。他迁移大批汉族农民到漠北，委任镇海管理，进行垦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元史·兵志》“屯田”条说：“勺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从蒙古的鄂尔浑河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到西南的云南诸省，开辟了汉唐两代所未曾开辟过的土地。
蒙古统治者为了养马，把牧地也扩大了。东越耽罗（今朝鲜济州岛），北逾火里秃马（今苏联贝加尔湖东西），西至甘肃，南至云南等地，都有他们的牧马场所。[23]
蒙古皇帝加强屯田和马政的目的，在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解决粮饷和交通工具的问题，但耕地面积和牧地范围扩大了，农产品和牲畜的数量增加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不正是所谓“祸兮福所倚”么？
元代地方官的升降往往由其对农业增产有无成绩来决定，这当然只是具文。但就偶然遗留下的生产数字来看，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力确实年年有所增加。依《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耕旷地三、五七〇顷，二十八年一、九八三顷；至元二十三年植桑枣杂果诸树二三、九〇四、六七二株，二十八年二、二五二、七七〇株。依《元史·地理志》的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全国人口达到五八、八三四、七一一人，超过历史家歌颂的“开元全盛日”一千多万人（《旧唐书·地理志》：开元二十八年全国人口四八、四四三、六〇九人）。仅根据元代是蒙古人做皇帝这一点，就断言社会经济趋于萎缩，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