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向盛世

二、走向盛世

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年已50多岁，及至中原略定，天下一统，已是年近花甲，意志衰退。高祖的三个儿子建成、世民和元吉，在反隋立唐和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势力成长壮大起来。其中尤以世民最为功高，高祖加封他为“天策上将军”，位在所有王公之上，可以置府设官。但是建成却因为是长子而立为太子，居储君之位。建成为与世民抗衡，拉拢元吉势力，兄弟三人势同水火，引发了唐朝的第一次权位之争。

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626）六月，秦王李世民在王府心腹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等文武官员协助下，于宫城的北门玄武门设伏杀死了李建成、李元吉，迫使李渊将国家大权交给李世民。八月，李渊退位自居太上皇，李世民正式继位（身后庙号太宗），第二年（627）改元贞观，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太宗皇帝登基时，年仅29岁，宫廷中已没有政敌掣肘，身边谋臣众多，猛将如云。文官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武将尉迟敬德、李靖、李世勣、侯君集、屈突通、秦琼……他们或是早年从龙旧臣，或是沙场浴血的战友，甚或曾是敌方阵营的对手。经过统一战争的大浪淘沙和“玄武门之变”前后僚属队伍的重新整合，他们都能够团结在太宗周围，而太宗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能够虚心纳谏的皇帝，因而贞观时期也以历史上著名的明君直臣而为人称道。

应该说，自武德到贞观30年间（618—649），最为重要的是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治国措施，并且比较认真而坚决地执行了这些措施。

均田制。武德七年（624）规定，丁男每人给田100亩，其中80亩是口分田，死后要交还国家重新分配；20亩是永业田，可以为承业者继承；老人、儿童、女人不纳田，不纳税（寡妻妾给30亩）。汉末以来近400年，国家多处于分裂战乱状态中，农民不得安业，死亡、流离，人口大量减少。唐朝均田制的实行，使农民有了一份固定的土地，国家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也就有了稳定的收入。

租庸调制。租庸调指的是赋税制度。租是指应缴纳的谷物，标准为每年纳粟2石。根据文献和当代学者研究，唐代粮食单产约为平均“亩收二石”[1]，则粮食税约当1亩所产。调是指纺织品。养蚕种桑的，年纳绫绢等织成品2丈，丝绵3两；种麻织布的，纳麻布2丈4尺，麻3斤（桑麻用地含在百亩中）。庸是指力役。每丁每年服役20日，包括国家建筑、水利工程及为政府服务等劳役，如不能服役，则用纳绢代役，1日3尺，20日6丈。当然社会实际不可能不折不扣地与理想设计合拍，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生产的产品除了自身生活所需外，承担的国家课税是有了一个法律上的限定。

府兵制度。府兵作为一种军制，在隋朝已经成形，但为炀帝自己所破坏。武德、贞观年间，唐不但重新建立了府兵制，而且不断改革完善。其基本内容是，将全国的军队管理设为630多个军府（贞观年间称为折冲府），军府不一定与行政区划的州县相合，而是根据地方人口、边镇关隘等实际情况设置。军府的长官为折冲都尉，以果毅都尉副之。军府领4～6个团，团设校尉；每团2旅，设旅帅；每旅2队，队设队正；每队5火，火设火长，领10人。这样每一折冲府兵员为1000～2000人。军府府衙仅有副职、幕僚和行政管理人员，并不领有常备军丁。军府的兵员从当地农户中选拔，每10丁选精壮的2丁充府兵。作为军人，这些府兵免除税赋，每年农闲时训练个人的作战技艺和武艺、行军规矩、团队作战的阵法等。农忙时仍可回到土地耕作。中央的警卫和边镇的驻军，由各府兵员轮番值守。兵员的军装、个人使用的弓刀等轻武器、生活用具、军粮等自备；军帐、铠甲、马匹、大型装备由军府供给。军府军官只有管理、训练府兵的职责，不能调动和使用军队。每当有大的军事行动，皇帝指派将领，集中府兵出征。军事行动结束，府兵各归自己的军府，将领则回归朝廷。这是一种兵农结合的兵制。

除此之外，武德贞观时期还完成了厘定官制、整理《唐律》，开科举士等一系列工作，但是，土地、赋税和兵制是最基本的工作。农民有了土地，国家有了税入，兵农结合使军队得到稳定，就是太宗身后百年盛世的基础。

政治风云

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崩逝，太子李治继位，是为高宗。从高宗继位的永徽元年（650）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其间长达百年，经历了高宗李治、武周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5个皇帝[2]，政治上并不平静。

先是高宗在当政10年后患头痛病，常不能理政事，朝中大政往往须由皇后武氏协助处理。高宗在位34年，武后权位渐高。武氏为掌控朝政，打击政敌不惮狠手；培植私人势力、提拔武氏族人毫无顾忌。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逝[3]，中宗李显继位，武后以皇太后身份掌控朝政。中宗在位仅一个多月，太后即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幼子李旦为皇帝，自己临朝称制。这一决定招致英国公李敬业在扬州起事，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聚兵10万。扬州起事虽然很快被镇压了，但对朝野仍然产生了很大震动。

垂拱四年（688），为反对太后的称帝意图，李氏宗室的越王、韩王、霍王、鲁王、江都王、琅琊王等相约起兵。这次行动的失败比之李敬业的失败更快，但是借此反叛，大批李唐宗室被杀，株连亲党数百家，连儿童都被流放岭南。李氏势力被大大削弱。

天授元年（690），太后改国号周，原皇帝李旦改为皇嗣，赐姓武，自称“圣神皇帝”，建立起武周皇朝。

武周末年（神龙元年，705），部分官员发动宫廷政变，逼迫武氏将帝位传给中宗李显，尊太后为“则天大圣皇帝”（自此武氏被称为武则天），恢复了李唐皇朝。

中宗复辟后庸碌无为，武氏势力却仍然强大。皇后韦氏想效法武则天，将女儿安乐公主嫁与武氏家族，韦氏、安乐公主和武氏集团相互勾结，操纵朝政，卖官鬻爵，拉帮结伙，景云元年（710），他们甚至毒杀了中宗，由韦太后临朝摄政，改元唐隆。李旦之子临淄王李隆基联络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借助羽林军的力量，发动政变，杀掉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恢复了李旦的帝位，是为唐隆政变。

太平公主依仗在唐隆政变中的作用，权势日隆。她曾长期在武后身边协助武后，颇有乃母作风，朝廷大事没有她的首肯就无法决定，以至她或有不朝，宰相要到她家里汇报。她结党营私，官员任免须经她决定，7个宰相有5个出于她的门下。延和元年（712），李旦决定传位太子李隆基，八月，李隆基即位（玄宗），改元先天[4]，尊李旦为太上皇。李隆基胸怀大志，聪慧强干，登基后与太平公主的矛盾日渐突出。先天二年（713）七月，太平公主预谋废除李隆基，为李隆基发觉，利用羽林军的力量，将太平公主的势力一网打尽，太平公主被迫自缢。十二月，改元开元，自此，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政变不断的局面，为“开元盛世”创造了稳定的政治前提。(https://www.daowen.com)

安定周边

唐朝盛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周边疆域的稳定。中原政权的周边，生活着众多的其他族群。由于生活环境、发展程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他们和中原社会存在着或和平，或冲突，或贸易，或战争的关系，而中原政权对待这种关系，也依据自身的条件，采取了或和亲，或打击，或封册，或贡赐，甚或相互借助等不同的策略。唐朝初年，政权甫立，尽管周边常遭游牧民族的骚扰，唐国群臣抱着“强干弱枝”的理论，尽量避免对抗。直到贞观时期，唐国基本消除了其他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原，国家逐渐强盛起来，才开始认真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首先处理的是北疆与突厥的关系。突厥原来生活在阿尔金山（今新疆阿勒泰山）南麓，因为善于冶铁，为北朝时在北方草原崛起的柔然汗国提供铁器，被柔然称作“锻奴”。西魏时，突厥强大起来，攻灭了柔然，成为北方草原又一强大势力。突厥牙帐（即可汗的汗庭）建在于都斤山（今蒙古国中部，鄂尔浑河上游），势力所及东起辽河，西至中亚咸海至里海一带，北至北海（今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南达大漠（今蒙古国南部沙漠），控制着北方草原原有的铁勒、仆固、同罗、回纥、薛延陀等小部族。隋文帝时，庞大的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自今新疆西部到中亚为西突厥，新疆以东属东突厥。东突厥逐渐南迁，越过大漠，甚至越过了长城。趁着隋末中原战乱，突厥侵扰直达今晋北、陕北一带；中原的各种势力为着争战也常与突厥联络。唐李渊起兵时，为免后背受敌，也曾用缯帛金玉贿赂突厥。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派李靖、李世勣北上大破东突厥，擒获突厥可汗颉利，东突厥国亡。太宗免除颉利死罪，给以封号，颉利死后，葬在长安郊区。深受突厥压迫的草原各部族酋长纷纷来到长安，请求太宗称“天可汗”，希望以大唐的实力保护各草原部族。自此，唐朝对北方和西北各族往来，皆称“天可汗”。贞观二十一年（647），漠北的铁勒、回纥、拔也固、仆固、奚等各部也都请求内附，太宗在漠北设立府、州，命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另在其上设立瀚海、单于、燕然等都护府，派设都护。各部酋长请求在通漠北的通道上设置驿68所，以便往来，称为“参天可汗道”，并请派文人到各部，以便与天朝互通消息。太宗“皆许之”。

自贞观以后，黄河河套以北地区始终在中原政权的控制之下。高宗后期至武则天时期，安置在黄河河套以北的突厥部落又曾兴起复国风，几经反叛，势力逐渐增大，控制了大漠南北原东突厥汗国的地域，史称后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曾侵掠唐朝北方的居民，也曾西向攻击西域，但是由于唐朝政权自身的强大，终不能造成大的危害。而后突厥汗国为了控制周边的民族，还不得不向唐朝要求通商，甚至要求和亲。唐朝允许突厥送马，唐朝也向突厥赠赐了纺织品、农具和谷种，但却始终不同意和亲。突厥抱怨，说吐蕃可以和亲，连奚、契丹这样为我奴役的民族都得尚公主，况且我也知道她们都不是真公主，我也不敢挑剔，但是“屡请不得，为诸国笑”。唐仍不许婚。依仗着强大的实力，直至玄宗时期，唐以各种手段收放自如地控制着边境的安定。

在唐朝的西面，有一个吐谷浑国，时常侵扰唐的西部。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氏的一部，西晋时逐步西迁，十六国时，于今青海地区建国，以部族酋长名字为国号，称吐谷浑，建都伏俟城（位于今青海湖西约7千米处，今尚存遗址）。唐初，吐谷浑与唐的关系既有朝贡和互市，又有摩擦。一方面，吐谷浑盛产牛羊和马匹，愿以与唐交换。唐初在平定李轨割据时需要截断吐谷浑与李轨的联系，同时又需要战马和耕牛，互市是互利的。另一方面，青海苦寒，生态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对粮食、纺织品、手工业品和劳动力的需求远高于互市所得，所以吐谷浑不断寇扰唐的西部市镇，甚至劫掠唐与西部往来的使者和客商。贞观九年（635），唐基本平定了中原，遂派出以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的大军，下辖五路总管，出击吐谷浑。平定吐谷浑后，太宗颁发了《宥吐谷浑制》，把吐谷浑首领封为河源郡王、吐谷浑可汗，吐谷浑则奉行唐历、奉唐年号，遣子弟入侍（实为入质），青海地区平定下来。

此时，在吐谷浑的南面，吐蕃王朝正在崛起。吐蕃是生活在今西藏地区的民族，他们有的生活在河谷地带，从事农业，有的生活在高原牧场，从事牧业，部落分散，各不从属，又常常为争夺劳动力、生活资源而争战。大致与唐李渊在内地活动同时，生活在今山南地区雅隆河谷的悉补野部落强大起来，四处征战。隋末唐初时的酋长松赞干布逐渐统一了西藏地区各个部落，成为第一代吐蕃王朝的赞普[5]，并将王都从雅隆迁到了逻些（今拉萨）。贞观五年（631）松赞干布的用兵指向了青海，而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也派兵平定吐谷浑，双方在青海有了最初接触。贞观十二年（638），松赞干布向太宗求婚，起初太宗不许。松赞干布于是向唐的松州发动进攻，被唐朝几路大军打败。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对对方有了了解。贞观十四年（640），松赞干布派以大臣论布噶（即新旧《唐书》中的禄东赞）为首的使团携带大量礼物，再次赴长安请婚。这一次，唐太宗以宗室女册为文成公主，允嫁吐蕃，并派江夏王送亲。队伍经河州（今甘肃临夏）、鄯州（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翻日月山入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省玛多县黄河上游扎陵湖）迎亲，对江夏王行子婿之礼。从此唐与吐蕃建立了舅甥关系，文成公主携带大批汉族工匠和汉地书籍、生产资料和文化用品到吐蕃，对吐蕃做了很多汉蕃友好的工作，在唐蕃间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友好关系。

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开始征高丽。早在武德七年（624），高丽就曾遣使到长安，表示内附，请求颁赐唐历。当时高祖李渊册封高丽国王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同时封了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为乐浪郡王。到贞观十六年（642）冬，高丽国内的泉姓贵族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了高丽王，又尽杀老臣，另立高丽王的侄儿高藏为王，自封莫离支，大权独揽，为所欲为，遮断唐与半岛南部新罗、百济的关系。太宗征辽，兵发两路大军，一路从山东半岛渡海北上，在卑沙城（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登陆，直攻鸭绿江口；一路由大将李勣[6]率领，从幽州经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向辽河攻击前进，太宗随李勣一路御驾亲征。战争从贞观十九年（645）四月李勣渡辽河攻玄菟城（位于今沈阳市东陵区）开始，至十月天寒撤军，攻陷高丽10城，设3州，将7万人迁入内地，稳住辽东。此后，李勣屡攻辽东，直至高宗乾封元年（666），高丽莫离支泉盖苏文死，盖苏文的几个儿子兄弟相争，向唐求救，高宗于是任李勣为辽东行军大总管，再伐高丽。李勣于总章元年（668）九月攻克平壤，高丽国亡。十月，李勣在长安献俘，高宗将高丽地改设州县，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首任安东都护。高丽王高藏被俘后，唐朝考虑到高丽王不过是泉氏的傀儡，赦免其罪并任为司平太常伯。

10年后，高藏又被任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派回辽东安定高丽余众。高藏到辽东后密谋反叛复国，事发后召回流放邛州。其时武则天当政，将高丽遗民大部迁入河南、陇右[7]，仅留下贫弱，高句丽民族遂逐渐融入内地或辽东其他各民族中而不复独立存在。

在西部，大唐最重要的是处理与西突厥的关系。突厥汗国在最为强大的时期即出现分裂的迹象，可汗的弟弟室点密从崛起之处的阿尔金山西向，经伊犁河流域，势力直与波斯相接，控制了中亚的河中地区[8]，于隋朝初年与突厥本部分离，自立为汗国。西突厥汗国所控制的区域，伊犁河流域以西，多为粟特人所居。粟特人精于经商，在西方罗马帝国（及后来的东罗马，即拜占庭）和东方的中国之间的商品交易中，长期扮演着接力商的角色；葱岭以西，则是所谓吐火罗地区，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又一条商路，曾是贵霜帝国的范围，以后又相继为嚈哒、突厥控制；而葱岭和伊犁河流域以东，原是中原王国的势力范围。汉末以来，中原战乱不断，西域失于管理，控制力大减，实际管理地区仅达今新疆东部，自今吐鲁番、焉耆一带以西，多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汗国控制。

汉代张骞开辟的以楼兰为节点的中西交通要道自楼兰国南迁以后，已经逐渐湮没在沙海中。北朝以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主要通过高昌，即今吐鲁番绿洲。高昌本是汉代屯田所在，故而本地居民以汉族居多。西晋以后，西域失据，高昌在北方游牧政权支持下独自立国，国王虽是汉人，但由于地处中西交界附近，高昌国王始终持首鼠两端的态度，既向中原政权示好，又表示从属游牧汗国。其持国最长的是麴氏家族，从北魏时期立国，到唐朝建立，已经100多年。因为处于中西交通要道，高昌的作为对于唐朝有很多不利。贞观十三年（639）太宗发布《讨高昌王麴文泰诏》，诏书列举高昌数罪：中原一统后“人怀首丘，途经彼境，皆被困系，加之重役”，即生活在西域的中原人士要回乡，却被高昌阻绝，困作劳役；西域诸国“职贡不绝，商旅相继，探书遭其寇攘，道路由其拥塞”，即扣押劫掠过境使节和商旅；高昌的西邻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请求唐朝重开湮没多年的大碛路，以绕开高昌，高昌遂勾结突厥攻打焉耆，“轻肆凶威，城池有危亡之忧，士女婴劫掠之酷”；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高昌与突厥“间谍酋豪，交乱种落，遂使毡裘之长，亟动干戈，引弓之人，重罹涂炭”，介入和参与突厥战乱。太宗于是派出大将侯君集于次年（640）平定高昌，不再允许高昌持国，在高昌设西州，建州县。设立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即置府高昌，管理整个西域地区事务。

此时安西都护府所在以西地区，还为西突厥控制。西突厥的一个小首领阿史那贺鲁起初以归附唐朝的名义，获得太宗任命其为瑶池都督（今新疆吉木萨尔至平泉一带[9]），归安西都护府管辖，管理天山以北各个部族。西突厥控制的地域极其广大，而西突厥虽号称汗国，由于游牧经济的特点所限，难于定居，内部部族和族系繁多，争斗不断，争相控制绿洲农业国家，所以西域大部地区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李世民崩，消息传到西域，阿史那贺鲁立刻反叛，夺取西州、庭州（今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不成，遂奔向西，正值西突厥大可汗内乱，阿史那贺鲁遂控制了原西突厥可汗管理之地，在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以西、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建立大牙帐，在双河（今新疆博乐市西）建立小牙帐，自号沙钵罗可汗，控制了整个西突厥。[10]

阿史那贺鲁控制西突厥后，不断侵扰唐朝边民，攻击唐朝地区，杀害唐朝官员，与西部各族争战，又控制了丝绸贸易商路上的索格底亚那诸国。为此，高宗决定彻底解决西突厥问题。显庆二年（657），唐朝派出大将苏定方率大军直击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领各族兵10万来迎，结果是阿史那贺鲁大败，西突厥地区因为连年战争，各族疲敝，纷纷脱离阿史那贺鲁，表示归附。阿史那贺鲁逃到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被石国缚送唐军，西突厥地区终于平定。阿史那贺鲁则在押送长安后被高宗赦其死罪，死后高宗将他与东突厥败亡的颉利可汗葬在一处。

西突厥地区平定后，高宗立刻把原贺鲁控制的地区改划为府、州，以碎叶川[11]为界，碎叶川以西设置濛池都护府，管理原五个弩失毕部落；碎叶川以东设昆陵都护府，管理原五个咄陆部落，即西突厥十姓部落，由早在贞观年间已归附唐朝的突厥贵族阿史那步真和阿史那弥射分领两大都护。在原吐火罗地区（葱岭以西，约当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直至伊朗西部），高宗派陇州南由（今陕西宝鸡市香泉镇）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到当地实地考察，划分府州，设置都督府及州80个、县110个、军府126个，在吐火罗国（今阿富汗北部）立碑纪事；在粟特人聚居的河中地，所谓昭武九姓诸国，派府兵别将果毅都尉董寄生到当地划分府州；在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即今新疆各绿洲国），也设府州，多以当地首领任职，在府任都督、在州任刺史，即为羁縻府州。由王名远主持，画图编为《西域图志》60卷。所有这些羁縻的都护和府州，统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安西都护府改称为安西大都护府，从西州（高昌）迁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并设置西域的四个军镇：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以东的托卡玛克附近的阿克贝欣遗址）[12]，驻扎守军。

这一时期是唐朝疆域最为广大的时期。唐朝在西域派驻的军队和官员，并不实际管理当地的民政，只为保持地区的安定。自此，西域地区虽有时还有小规模冲突，但中西方之间的交流通道保持了畅通，这一通道在19世纪被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固然肇始于汉代张骞的“凿空”，其运行却是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正是这个高峰，促使唐朝成为中国古代一个开放的时代，各种商业、农业、科技、文化的人员和信息在这条通道上交流，成为唐朝达到盛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