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之末的至正交钞

四、大元之末的至正交钞

仁宗登基后的22年间，就经历了五个皇帝的更替[36]，不断重复着权臣贵族操纵帝位，或明或暗，或温情脉脉或刀兵相向的活剧。上层贵族们忙于争夺国家权力，无暇专注于改进、完善国家的治理，致基层的官吏迅速腐化，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只待适当的机会，就将爆发。

元朝的末代皇帝顺帝（即惠宗）[37]妥懽帖睦尔是武宗的孙子，承其叔父文宗之位时，皇位已在武宗的堂兄弟、子、侄、孙间几经转移，顺帝即位时年仅13岁。此前宫中大权掌握在权臣燕铁木儿手中，此时燕铁木儿已死，其子唐其势却认为“天下本我家天下”，企图武装政变。事败后，顺帝以为可以自己来行世祖忽必烈的“善政”了，因而用世祖的年号为自己改元“至元”（史家称“后至元”）。但是朝政却又落到伯颜手中。伯颜原是武宗手下大将，战功赫赫，地位崇高，算起来，是顺帝的爷爷辈，还辅佐过文宗，此时又平了唐其势之乱，不可一世，成了又一个权臣。

伯颜掌政时，专注于蒙古贵族集团间的争斗，排斥汉人，甚至废除了科举，以防止汉人进入官僚上层，以至国内本已积累甚久的民族矛盾、贵族集团间的矛盾和阶级间的矛盾更为加深，社会动荡不已。从后至元三年（1337）起，到处暴发叛乱和起义，广州的朱光卿、河南的棒胡、四川的韩法师、江西的彭莹玉等，使朝廷疲于镇压。

后至元六年（1340），伯颜掌权6年之后，伯颜的侄子脱脱眼见伯父骄纵，深恐事败牵连家族，询于汉文老师吴直方，吴直方说《左传》有“大义灭亲”之说，“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脱脱于是与顺帝共谋，趁伯颜出猎，将伯颜贬出京城，伯颜病死于赴贬所途中。此时顺帝已20岁，希望借助脱脱等大臣而有所作为，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原主理蒙古人事务的宗正府札鲁忽赤帖木儿不花为左丞相，并改第二年为“至正元年”，显示自己“与天下更始”的决心。

脱脱担任丞相以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试图改变元朝天下日益衰败的局面。他恢复了科举取士；重开经筵，为皇帝选儒士进讲；为被伯颜打击的蒙古贵族平反昭雪；减税额、蠲逋负，即减轻盐场等的商税、免除民间多年的税赋积欠等，颇得社会好评。至正九年（1349）九月，顺帝命“凡建言中外利害者，诏委官选其可行之事以闻”。于是有武祺者就货币之事做了认真的研究。

武祺，字子春，冀宁路太谷（今山西省太谷县）人，儒林出身，做过知县，当时在中书省任左司都事，一个正七品的小官。中书省的办事机关分左、右二司，分别主管“吏户礼”“兵刑工”事务。各司设若干专业房，左司属下就有个银钞房，下辖两科：钞法科、课程科。武祺既是左司都事，因而能够掌握元朝开国以来的货币档案材料。他据此提出了关于钞法的意见，后来这些意见收入他所著《宝钞通考》一书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了他的意见[38]：

大旨谓自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至武宗至大四年，二十五年中印者多，烧者少，流转广而钞法通。自仁宗皇庆元年至延祐七年，共九年，印虽多而烧亦多，流转渐少，钞法始坏。自英宗至治元年至三年，印虽多而烧者寡，流转愈多，钞法愈坏。自泰定元年至至顺三年，共八年，印者少而烧者多，流转绝无，钞法大坏。复合计六十四年中，总印钞五千九百五万六千余锭，总支五千六百二十余万锭，总烧三千六百余万锭，民间流转不及二（千）万锭。以《经世大典》所载南北户口民数计之，其无钞可用者至二千万户之多。民生安得而不匮，财用安得而不绌乎？

武祺总的看法是，目前钞法的主要问题有两项：一为社会所需通货不足，二为伪钞太多，影响钞法。他说：“钞法自世祖已行之后，除拨支料本、倒易昏钞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这个意见在廷议时为诸大臣赞同，顺帝遂命凡政府所需财政支出一律由宝钞总库拨出。

顺帝和脱脱还希望对社会上已经十分严重的货币问题做进一步的改革，又有偰（xiè）哲笃者提出钞法改革的意见。偰哲笃，祖上高昌回鹘人，世学儒学，造诣深厚。[39]祖父曾任世祖朝的漕运、盐法等官员，偰哲笃兄弟（包括堂兄弟）六人及子侄“一门两代，凡九进士”，皆为元朝忠义之士。偰哲笃本人是元朝第一次举行科举考试（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时的进士，此时已官至吏部尚书。他所提出的改革办法是，发行新钞，同时铸造铜钱，每新钞一贯值铜钱一千文，新钞为母，铜钱为子，是为“子母相权”。顺帝命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翰林院诸臣开会讨论。会上诸臣看丞相脱脱倾向于改革，多不敢反对，只有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吕思诚持不同意见。吕思诚也是儒学世家，祖上金朝时即为进士，本人是泰定元年进士，不但学问根底深厚，且性格刚直，不惧权势。在朝堂上，吕思诚与偰哲笃、武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40]

吕思诚：中统钞、至元钞本是自为母子，譬如蒙古人收养汉人之子为子，虽都是人类，养子毕竟还是汉人。岂有以故纸为父而以铜为过继之子者乎（众笑）！钱与钞（钱是实，钞为虚），只有以虚换实，才能使货币统一。如发新交钞，再铸铜钱，市面将出现历代铜钱、至正铜钱、中统钞、至元钞、新交钞五种货币。百姓如果藏其实（铜钱）而弃其虚（纸币），恐非国之利也。

偰、武：至元钞伪钞太多，故更之尔。

吕思诚：至元钞不是伪钞，是有人在造伪钞。若行新钞，同样会有伪钞。且至元钞犹如故戚，家里童稚皆识。新交钞犹新亲戚，虽不敢不亲，人不熟悉，伪钞反而更容易得逞。况且至元钞是世祖所定，岂可轻改。

偰哲笃：祖宗法弊，亦可改矣。

吕思诚：汝辈要改法，还要诬言世祖，是要与世祖争高下。自世祖以来，诸帝皆谥曰“孝”，你们要改成宪，可谓孝乎？

偰哲笃：钱钞兼行何如？

吕思诚：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而途说，何足行哉。

偰哲笃愤而问曰：我等策既不行，公有何策？

吕思诚：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

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是御史大夫，看到双方情绪激动，说：“吕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当在庙堂上大声厉色尔。”

争辩的双方都是饱学之士，两种意见的激烈对撞让脱脱十分犹豫。社会上的货币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尤其是至元钞，假币现象非常突出。以政府而言，当时并没有发生财政困难，相反，货币的储存是充裕的。自顺帝即位以来，宝钞的印制并不膨胀。如武祺所说，自文宗以后，“印者少而烧者多”，以至市场货币紧缺，“流转绝无，钞法大坏”。为解决市场流通问题，后至元三年（1337），印造钞本150万锭，四年又印造120万锭；到后至元六年，就停止了印钞。至正元年（1341）二月，又曾加印了至元钞99万锭、中统钞1万锭。可是到了年底，下了一道诏：“以在库至元、中统钞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八锭，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钞本。”此后即未再见印钞的记录，可见当时的政府财政并没有太大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问题出在社会上。从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创行至元通行宝钞以后，就停止了中统钞的印制。仁宗皇庆以后，虽然恢复了印刷中统钞，但印制数量远远小于至元钞。当至元钞的年印刷量常在以百万计的时候，中统钞每年却往往只印一二十万锭，少的时候只印三五万锭。由于至元、中统两钞比例为1∶5，而且从武宗至大以后，货币的计数改为以至元钞为准，于是事实上形成了以至元钞为主币、中统钞为小额辅币的货币结构。但是如武祺的报告，泰定年间以后，社会流通所需的纸币越来越少。政府关心的是税收、拨付、赏赐等大额支付手段，而社会需要的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小额纸钞。社会流通手段不足使伪钞问题更为突出。

伪钞是和纸币与生俱来的社会现象。《元典章》中有大量关于惩治伪钞的法律文件和管理纸币的具体办法。实际上伪钞和反伪钞的道魔相长几乎贯穿着元朝的始末。显然利之所在，彻底禁绝伪钞，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在货币紧缺时期，伪钞现象就格外突出。至今全国各地不时会有印造元代伪钞的印版发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伪钞问题严重的事实。

在清除了伯颜权臣的势力后，在脱脱的教导下，顺帝颇有一番励精图治的心气，努力学习儒家帝王之学，缩减浮费，连给诸王贵族的赏赐，也不是如成宗、武宗动辄数万锭，通常不过是以千计而已。由于顺帝力求精进，逐渐缓和了朝廷内蒙古贵族间的关系，汉人文臣的地位有了提高，政府的财政也有了余裕，似乎显现出一派“中兴”景象。其时国家的库存交钞“可支二年”，所以顺帝认为国库充裕，决心支持丞相的货币改革。

但是上层集团矛盾的缓解不等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自顺帝登基以来，天灾不断，不但有水旱，黄河泛滥又造成大批流民；元朝历代皇帝积累下的阶级矛盾致使民间的反抗、暴动此起彼伏。脱脱为此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改革钞法，企图建立一套新的货币制度；一件是募集流民治理黄河。黄河的治理就工程技术而言可以说很成功，通过疏浚，勒黄河入故道，解决了历年没有解决的河患。钞法的改革可以说是一套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令顺帝和脱脱没有想到的是，社会矛盾的发展没有给他们任何“中兴”的时间和机会。

至正十年（1350）十一月，顺帝终于下决心改革钞法，下诏：

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涌，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这是抬出世祖皇帝，用中统钞面文以铜钱为单位作为改革的理由，重新规划货币的体系。显然，这一体系是准备以新的中统钞为基准货币，以小平铜钱为货币单位。作为过渡，保留至元钞，很可能会通过不再新印而使其逐渐退出流通。这样逐渐形成至正、铜钱两种货币的流通体制，其中至正新钞相当于今日所称“主币”，而以铜钱为“辅币”。

在长达600年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始终以为，至正年间的货币改革是印行了一种新纸币。1959年，在西藏的萨迦寺发现了两张元代纸币，一张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至元通行宝钞。这是国内第一次正式发表元代纸币的实物[41]。此后，各地才陆续有了若干发现。通过这些实物，人们了解到，原来至正年间所谓发行的“新钞”，其实仍是原来的“中统元宝交钞”，只是在新印交钞的背面，加盖了一个矩形的印记，上有“至正印造元宝交钞”8个大字。

与此同时，在大都成立了一个诸路宝钞都提举司，统管全国的货币和鼓铸新钱的事务。新铸铜钱钱文为“至正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和当十，背面往往铸有一个八思巴文，或纪年，或纪值。如若假以时日，这一理想化的货币制度能否见效，尚未可知。

历史却不予大元机会了。新币诏书下发后仅仅五个月，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朝廷决定疏浚黄河。开工后不久，白莲教徒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黄河工地上预埋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散布流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五月，石人被河工挖出来，他们趁势鼓动人们起义，由此引发了规模浩大的元末大起义。为镇压起义，又有一批蒙古贵族起兵成为军阀，天下大乱。为军费供给和赏赐军功，交钞“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就连京师大都也“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地方郡县更是“皆以物货相贸易”，至正的货币改革随着元朝一同走向了覆亡。

作者评述：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他的笔记《南村辍耕录》中记录了元末时民间的一首歌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谣寄“醉太平”调，大约是出于乡间某村学究之手，由于元末的混乱，引起社会的共鸣，因而“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这首小令近几十年来常为各种著作、教科书所引用，作为认识元朝亡国原因的史料。小令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末的社会现象，但它显然是站在下层地主立场上的产物。特别是它把开河和变钞称为“祸根源”，是惹出“红巾万千”的原因，也由此而使历代论者引导出脱脱就是“奸佞”的结果，则完全混淆了是非。元朝的政治、吏治之腐败，遭民间反抗早已发生，而如红巾般扩大，也只在早晚之间。“开河”本是利民之事，且无论河开与不开，红巾都会起义，只是开河给了红巾一个起义的契机而已。

至于“变钞”，显然并不成功。以纸币（加盖背印中统钞）为主币，与铜钱并行，是极其危险的。吕思诚说得不错：“何者为母？何者为子？”即两者是什么关系？如用现代语言来说，是双轨制还是主辅币？铜钱有没有完全“法偿”功能？铜钱能否用于纳税？当中统钞是基准货币的时候，发行之初可以规定每钞一贯权铜钱一千文。当时民间生活用品大量依靠铜器，铜盆、铜壶、铜镜、铜刀、铜烛台……铜钱如果被交钞规定住比价，必然与生活用铜发生价格差。如果在流通中由于各种原因钞、钱比价发生了变动，公、私之间（赋税、和买等）将如何处理？如此等等都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元朝形成纯纸币社会至此已有八九十年，这是三代人的时间，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对铜钱的认识和操作早已陌生。在大量问题都没有规划的时候，仓促改革，更无论“原”中统钞还在流通，至元钞还只得允许照常使用，这些都将干扰新币制的运行。

事实上，历史的变故甚至都没有允许这些问题出现，红巾的大规模起义就搅乱了社会，一些稀奇古怪的货币现象果然出现了。有一种大型铜钱“至正之宝”权钞钱，钱背铸“权钞”二字和面值：伍分、壹钱、壹钱伍分、贰钱伍分、伍钱，还有一个“吉”字，这是江西吉安的地名标志，显见是为解决地方货币困难而铸的权宜性货币。其伍分、壹钱、伍钱等字样代表的是至正中统钞，依元代习惯，伍钱即500文，壹钱即100文，伍分即50文，其余类推。更小的还见有“半分”之类小钱。以这样一枚“伍钱”大钱代表同样是法定货币的500枚小平钱，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其结果如何，历史不乏例证。不久，各地逐渐为反元势力占据，群雄在各自的范围内铸行了自己的货币，用自己的实力宣告着至正变钞的失败。

然而开河、变钞是至正十一年（1351）之事，脱脱也早在至正十五年（1355）即遭贬死，而元亡则已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从开河、变钞到亡国，其间尚有17年，可知大元之亡，不当在开河、变钞上寻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