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及以后诸汗的货币
窝阔台时期
《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说得十分准确。成吉思汗本人其心也在中原，只因“有事西域”而未暇经理。他弥留之际留下的最后叮嘱，就是攻金战略。他说要先联络宋国，借道兵下唐、邓（今河南南阳地区），迫使金国重兵长途救援，则“破之必矣”。窝阔台继位后，一方面继承成吉思汗未竟事业，继续西征战争，窝阔台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灭金之后，窝阔台曾经组织大规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长子继承人拔都领衔，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的长子拜答儿、三子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四子拖雷的长子蒙哥，还包括诸庶子的长子，其他诸王的长子，率各房诸子，统十多万大军西征，主力方向为钦察和斡罗思，并分兵进入西域和东欧，史称“长子西征”。另一方面，窝阔台本人在位13年，却始终不曾亲征西域，而是遵从成吉思汗遗命，专注于“经理中原”，同时做了大量的国家建设工作。
在成吉思汗时代，无论大汗还是诸王、贵族，都还保持着游牧习惯，上下等级意识淡薄。窝阔台登基时，长兄术赤已薨，唯二兄察合台为长。由耶律楚材出面劝察合台率领诸王贵族在窝阔台面前下拜，才确立了朝廷的礼仪。窝阔台借此机会，把成吉思汗以来的各项口头命令整理成《大札撒》，即蒙古成文法，颁布全国。接着制定税收制度，不以劫掠和战争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改为征税。窝阔台三年（1231），建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成立规范的中枢机关，以为国家的行政领导。特别是窝阔台七年（1235）正式开建和林城，成为大蒙古国历史上一个从游牧走向定居的分水岭。
前述南宋的使臣彭大雅于窝阔台四年（1232）出使蒙古，归来后写成《黑鞑事略》。稍晚于彭大雅，又有徐霆出使蒙古（窝阔台六年），回来后邂逅彭大雅。二人相谈之下甚觉相契，于是徐霆为彭大雅《黑鞑事略》作疏。他们二人在蒙古时，和林尚未建城。彭大雅记述当时蒙人对商业的态度：
其贸易，以羊马金银缣帛。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按彭大雅以宋朝立场称蒙古政权为“伪”），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或市百货而懋迁，或托夜偷而责偿于民。
徐霆为彭大雅作疏：
霆见鞑人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自鞑主以下只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回回或自转贷与人，或自多方贾贩，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民户。大率鞑人止欲纻丝、铁鼎、色木，动使不过衣食之需。汉儿及回回贩等人贩入草地，鞑人以羊马易之。鞑俗真是道不拾遗。
从两位南宋使臣的记叙中可以看到，其时蒙古几乎没有商业概念。“鞑人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撒花”是索要贡献，即贵族们看上什么，就要求贡献，实际是白要，根本没有购买的意识。在草原从事贸易的主要是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商人。所谓贸易，在平民，还是用自家的羊马换取一些商人的织物、炊具、木材等日常生活用品；在贵族，则是索取高档纺织品、珠宝首饰等奢侈品，高兴了也会给以一些银锭（应即取自金国的银铤）。西域商人得到银锭，就用以放高利贷。其利之高，是一年倍息，二年是前一年本利相加再翻倍，如此10年就翻到1024倍。这类高利贷当时称“羊羔儿息”（后来一些高利贷者形成放贷专业户，利用贵族给的白银放高利贷，蒙古贵族依此取息，称为“斡脱”，又是后话了）。更有不良商贩，倚托贵族权势，伪称夜间被盗，强令蒙民赔偿，则又不在行商之列了。
依照成吉思汗的遗命，窝阔台联络宋国，于六年（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亡了金国，国土扩张到了淮河以北的中原广大土地。窝阔台七年，窝阔台决定在哈拉和林建城，作为大蒙古国的正式首都，城内建万安宫，作为大汗皇宫。该城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南380余千米处，鄂尔浑河上游流域，早已废弃。遗址经19世纪末发现后，苏联、俄罗斯、蒙古都曾几次发掘。1995—1996年间，为准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蒙古与日本合作，再次对遗址进行了勘察和测绘。[11]
据查考报告，和林城位于两条河道泛滥冲击成的平原、一个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城呈长方形，仍留有0.5～2米高的城墙。城的中轴线并非正南北，而是偏东30°，大汗的皇宫万安宫在城的西南角。令历次发掘者困惑的是，万安宫的主轴并不与城的中轴线平行，呈现出与城不相协调的布局。其实城之呈东北—西南布设，是因为它建在一个不受水浸的高地上，是依地形而建。万安宫体量较小，可以不受高地地形的限制，但却受到了建筑设计者的思想制约，即帝王应南面坐，宫殿自然是坐北朝南。这正是汉人的建筑思想。根据白石典之的报告，万安宫内柱础尚存，排列规则。柱础的间距都为31.6厘米的倍数。这个尺寸与元大都大内宫殿的规则十分相似。宋朝的朝廷虽然规定了“官尺”（也称“省尺”），但各部门、各地方使用都有出入。“营造法式”（按即建筑规范）也规定要用官尺，依据遗留的各种度器文物，宋官尺的一尺就约合31.2～31.6厘米。[12]依据这一规范，白石典之认为，和林城的城墙也是按宋朝的尺度规划的。也就是说，和林城是汉人建筑师和工匠建造的，此前一年占领金国为这一大型工程提供了可能。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记述了窝阔台的建城和建宫：
他从来也不忽视任何一种有关建成统治世界的基础和建立繁荣的根基的意见。因为他过去就曾从汉地带回来各种工匠和各行各业的技师，所以他下令在自己的禹儿惕（按即牧场领地）哈剌和林，他大部分的驻留地，修建一座有高台基和柱子，与这位君主相称的宏图宫殿。那座宫殿的每一方面各长一箭之距，中间有一巍峨的殿堂耸立，殿堂被加以精致的装饰，描以彩绘和图画，并被称之为“合儿失”（按蒙语宫殿），使它成为极美好的皇宫……（窝阔台又）问道：“世界上最好的城市是哪一座？”回答说“报达”（按即巴格达）。他便下令在斡儿寒河（按即今鄂尔浑河）岸修一座大城。[13]
元初人的记述证实了这一点：刘德柔“立行宫，改新帐殿，城和林，起万安之阁，宫闱司局，皆公发之”。刘德柔，世为宣德县（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大族。成吉思汗九年（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侵金，刘氏全家被俘。后刘德柔因其才能受到成吉思汗重视，随军西征，学得多国多部语言，并受命管理诸国工匠。回师后始终负责税务、工匠、技艺诸事，窝阔台继位后命其主管和林城的修建[14]。
和林城的修建加速了外来因素进入蒙古腹地的脚步。窝阔台显然很得意于万方来宾的局面。但是他也并不以商业买卖的态度对待客商，而是大手大脚，任意挥霍。《史集》这样记录：
合罕（按指窝阔台）慷慨善良的名声四处传播，所以各国商人都争相来到他的宫廷。合罕吩咐收下他们的全部货物，不管好坏，全部如数付酬。多数情况是，未看货物就给了报酬，而且商人们定出了重利十倍的高价，因而获利甚巨……合罕有旨，无论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付款（按即多给一成）。[15]
这样的例子，《史集》中记录了几十则，看上去几似于寓言，但大量这种寓言就说明，和林城的修建，为西域各国商人大量进入蒙古腹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一时期，蒙古贵族通过战争虽然集聚了巨量财富，若论经商，却才起步。
建城后的第二年，万安宫落成，分镇各地的诸王都来和林聚会庆贺。趁此时机，窝阔台为诸王、贵族分配战利品，即按照成吉思汗当年的约定“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兄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16]。在成吉思汗家族看来，天下是自己“黄金家族”的战利品，应该在自己的家族和亲族中分配，而分配的首要方式是瓜分土地和人民。此事窝阔台早有筹划，窝阔台六年（1234）大金亡国，窝阔台立刻命在中原“括户”，即清查户口。此次诸王聚会，窝阔台命再次括中州户口，在此基础上，将中原各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成为“分地”。经过耶律楚材的劝谏和建议，才又在分赐各州设立“达鲁花赤”，命各“分地”不得自行收税，自行养兵。
设了“分地”，又建立“科差”制度。所谓科差，就是除粮食以外的赋税。由于占有了中原，蚕丝成为一项重要收入。于是规定，每2户出丝1斤，是国家收入；每5户出丝1斤，是“分地”的收入。即每户人家每年要承担11两2钱的丝税。另外汉人每户须纳6两白银。丝和银，成为大汗和汗国财富的重要象征。
万安宫落成的这一年，正当诸王大会之时，有一个叫于元的人，大约是原金国的经济部门负责人，建议印行交钞。耶律楚材说，金国“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窝阔台表示“从之”。这种交钞史籍此后再无记载，既不知什么样子，也不知怎样使用。不过《史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献给他一顶波斯式的帽子。合罕在醉态中表示赏他二百巴里失。汇票已经写好了，还留着没有盖玺印，手下人怕的是合罕也许是在醉中随便说的。第二天，合罕见到了那个人。那人禀告了有关应给他汇票的事。合罕吩咐开给他一张三百巴里失的汇票。出于同样的原因，汇票还是拖延着没有付给。合罕就每天增加一百，一直达到了六百。（按着重号是作者所加）
贵由时期
建城后7年，窝阔台在出猎中酗酒而崩。窝阔台生前曾经指定皇后脱列哥那所生的第三子阔出继承汗位。但是阔出竟死在窝阔台之前，窝阔台遂有意让阔出的儿子失烈门继位。其时失烈门尚年幼。脱列哥那皇后于是自行摄政4年，才召集忽里勒台大会，选定她自己的长子贵由继位。
在皇后摄政期间，宗室贵族们几乎人人都有非分之想，或是寻找前途，或是寻找后路，纷纷四出活动。《史集》“贵由汗纪”说“在这段大位虚悬时期和这场混乱之中，每个人都向各方面派出急使，并四处送出汇票和拨款单，每个人都向其中某一方面找门路”。贵由上台后，立刻就“为此（指‘他们向地方上签发了一些支付票’）追究他们，因为这不符合法令和习惯”。(https://www.daowen.com)
不过贵由时期的所谓“商业”，比起窝阔台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贵由汗想使他的慷慨的名声超过他的父亲，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很过分。他命令像在窝阔台合罕时代那样，对四周国家来的商人们的货物估价之后，就照价偿付。有一次，价格超过了七万巴里失，为此不得不向各地开出支付票。各地的货物堆积如山，以致搬动都有困难。他说道：既然难以保存，留着也没有什么用，那就分给军队和在场的人吧。但仍剩下很多，他又下令听任人们随便拿走、抢光。
由于和林城的修建，各国商人有了货物集散地；由于灭亡了金国，中原物资全为蒙古所有，蒙古贵族的生活和奢侈需求迅速膨胀。1245年，法国耶稣会士柏朗嘉宾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向蒙古大汗送信。当柏朗嘉宾到达和林时，正好碰上选举贵由汗的忽里勒台大会和贵由登基大典。柏朗嘉宾详细报告了这个大典的盛况。虽然和林已经是一座城市，蒙古贵族仍然习惯于住帐篷。贵由的帐篷和登基所用的帐篷都极其巨大，“大得足可以容纳两千多人”。这样的大帐篷，“支柱都用金片相裹”，大汗的宝座用象牙制作，镶满金子、宝石和珍珠。从各地赶来的各部族、部落首领们都穿着华贵的丝绸服装，“第一天，大家都穿紫红缎子服装；第二天，换成了红色绸缎；第三天，他们都穿绣紫缎的蓝衣服；第四天，大家都穿着特别漂亮的华盖布服装”。在营地的附近，有500多辆四轮马车，“车上全都装满了金子、银子和丝绸服装，人们将这些东西在皇帝和大首领之间进行分配”。
贵由体弱而又酗酒好色，因而实际在位满打满算只有21个月，所留资料极少。我们利用这些记录亦可与《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做一对比。
蒙哥时期
贵由崩后，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主持诸王会议，主张由拖雷长子蒙哥继位。由于窝阔台在世时曾有意于汗孙失烈门，宗王间分歧很大。在拔都威势之下，蒙哥被决定为新的大汗，汗位遂转移到拖雷系门下。失烈门颇为不服，亲贵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为平衡贵族间的矛盾，为酬答主张自己继位的术赤系贵族，为提携自己所属的拖雷系贵族，也为了必须履行太祖“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诺言，蒙哥再次在全国括户口“抄数”，也就是户口普查。《元典章》“户部三”记：“乙未年（窝阔台七年，1235年）原钦奉合罕皇帝（按指窝阔台）圣旨，抄到民户，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官员（按投下，指分封的人户）分拨已定。壬子年（蒙哥二年，1252年）抄奉先帝（按指蒙哥）圣旨，从新再行抄数”，再为各贵族及其子女们分配“分地”。
“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的“分地”，按照窝阔台时期的规定，是由中央政府统一收缴赋税，按比例分拨中央和诸王、贵族。但是实际上这一规定根本无法执行。各部贵族既无“中央集权”的意识，完全各行其是；中央政府也无贯彻规定的手段。其结果就是诸王贵族在自己的分地中自行添加诸种杂项税赋，人民苦不堪言。典型的例子是河北郝经所说的拔都分地的情形[17]：
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一道，隶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间、道内、鼓城等五处，以属籍最尊，故分土独大，户数特多……近岁公赋仍旧，而王赋皆使贡金，不用银绢杂色，是以独困于诸道。河东土产，菜多于桑而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损价直贸易白银，以供官赋……始白银十折，再则十五折，复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银二两得黄金一钱。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费，空筐篚之纺绩，尽妻女之钗钏，犹未充数。
这篇“罪言”中所说的“平阳”是今山西临汾，“真定河间道内鼓城等五处”则在今河北石家庄所属晋州市。它们都是拔都大王的“分地”，都在自行增加民户的赋税而且竟化银为金。值得注意的是，拔都大王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受命分得里海、黑海以北到俄罗斯的广大地土，成为半独立的钦察汗国。但远在中原的山西、河北，却还又分得一片“分地”，得以自行加征黄金。
正是这种诸王贵族各行其是的形势，使我们看到，蒙哥时期的货币也有严重的各行其是的倾向。这一倾向特别表现在纸币上。
还是在窝阔台时期，就有印造“交钞”的记载。但是这种交钞名称是什么，以什么为单位，一无所知。自从蒙古灭金，取得中原，中原在金国时期原就使用纸币，为蒙古占领后，诸王在各自“分地”也就自行印造纸币。元初重臣王恽就说：“各道发楮币贸迁，例不越境，所司较固取息，二三岁一更易，致虚耗元胎，商旅不通。”[18]这些“分地”的主管自行印发的纸币，有的甚至就是“白帖子”，现在能够见到的材料不多，一些零星史料，主要有：
和林交钞。窝阔台命“印造交钞行之”是在八年春，万安宫落成之时。18年后，蒙哥四年（1254）一个法兰西国王的信使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来到和林，他记述了在和林的见闻，说“它有两个城区：一个是有市场的撒剌逊人居住区，那里有大量的鞑靼人，因为那里有一直接近该城的宫廷，也因为那里有许多使臣。另一个是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是工匠”[19]。中古时期的撒剌逊人指的是阿拉伯人，这里实际是指西域穆斯林商人，因而这个居住区必然有一个市场。这里的鞑靼人即蒙古人，他们显然是被市场吸引来到这里。契丹人是泛指中国人。因为此时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早已不存在，灭辽的金国也已被蒙古灭亡，而西方人往往把原金国地面的辽国契丹人、金国女真人和他们治下的汉人一起泛指为契丹人（南宋的汉人则按蒙古人的叫法被称为“蛮子人”）。鲁布鲁克还说，“契丹通行的钱是一种棉纸，长宽为一巴掌，上面印有几行字，像蒙哥印玺上的一样”。但是从前后文语气来看，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并没有经手过这种钱，至少没有清楚地看到这种钱，因而只能简单地提到这么一句。
博州会子。博州，今山东聊城。成吉思汗以中原汉地交付木华黎经略，其时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人何实，自行招兵三千，投靠木华黎，成为木华黎南征的干将。太祖十八年（1223），木华黎卒，由其子孛鲁接嗣。孛鲁对何实极其信任，将攻下各地的工匠交何实管辖。何实得织匠500户，在博州设立织局。因为兵燹，河北、山东各地商旅不行，物货不通。何实既有织匠，就以丝为本，印造了一种纸币“会子”，充作地方货币，据称“民获贸迁之利”（事见《元史·何实传》）。
真定路银钞。真定，今河北正定，窝阔台八年（1236）时封为太后即成吉思汗的皇后孛儿台旭真的“汤沐邑”。前引王恽撰写的“史楫神道碑”中说的二三年一换的“楮币”，说的就是真定路的纸币。因为是官买商人物资时以钞支付，又不得出境，二三年即更换，于行商极不方便。史楫是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即真定路的军事事务官员，却直接给太后（其时窝阔台初崩逝）孛儿台旭真氏上疏，就因为这是太后的“分地”。史楫“请立银钞相权法，人以为便”。显然，史楫所请求的，是准许以钞兑换白银，以便商旅出境贸易。
邢州楮币。邢州，今河北邢台，自古是中原的冶铁重镇，宋金时期开发出锻钢新技术。铁，是本地的经济重心之一。蒙古灭金战争中，华北屡受兵燹，人民逃散。蒙哥继位后，把漠南和中原汉地事务全交与忽必烈主管。后来中书左丞姚枢曾把当时的邢州列为“不治之甚者”。蒙哥二年（1252），忽必烈向邢州派出新的主管，以张耕为安抚使，刘肃为安抚副使兼商榷使[20]。“商榷”即整理商务税收。刘肃过去即以了解社会民情见长，到任后了解到邢州曾盛于冶铁，于是鼓励重新开办铁冶，以此为契机，又印造“楮币”，据称是“公私赖焉”。
京兆交钞。窝阔台三年（1231），拖雷部攻破关中，金国将关中民众迁入河南。蒙哥三年（1253），蒙哥将京兆（今陕西西安）封为忽必烈的“分地”。此时离蒙古取关中已经20年，但是关中因为是攻蜀必经之地，仍然是“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扰无聊”，难寻生计。忽必烈在京兆设立宣抚司，以杨惟中为宣抚使，召商挺为宣抚司郎中。《元史·商挺传》说：“挺佐惟中，进贤良，黜贪暴，明尊卑，出奄滞，定规程，主符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薄税，通其有无，期月，民乃安。”蒙哥时期的京兆府仍沿金朝建制，范围是长安以东的关中“八州十二县”，所印“楮币”即在这一范围内使用。
蒙古国时期各地官员印造纸币的情况可能还有，史料不能全记。以当时的情况，也很难管理，即便在和林遵大汗意旨印造的“交钞”，可能也只能行于漠北。从窝阔台以后的诸大汗也都大致了解，也许曾经想统一，也很难做到。蒙哥曾经任命过一个叫布智儿（又作“不只儿”）的官员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扎鲁忽赤”，要他“印造宝钞”。扎鲁忽赤是断事官，只管裁决、协调诸事，并不是牧民官。此处的“大都”也不是燕京，而是“大都行天下诸路”，“大”是“也可”的直译。布智儿是个作战身冒矢石的勇夫，蒙哥命其“总天下财赋于燕”，并非要他“造宝钞”，可能是查清各地纸币问题。但此事似乎不了了之。
作者评述：从现有材料看，大蒙古国时期起货币作用而最为蒙古贵族看重的是两项：白银和丝绸。
白银，主要是可以供给随着蒙古大军撒遍草原和中原各地的西域商人。通过这些西域商人，蒙古人可以获得西方珍贵的奢侈品；通过西域商人放高利贷，蒙古人从中获得回报。
丝绸，是草原牧人的新宠。柏朗嘉宾关于参加贵由登基典礼，那些从各地赶来的大批蒙古贵族，身穿华贵美丽的丝袍，每天换一种颜色服装的记述，让作者想到汉代的匈奴。匈奴也贪图汉人的“缯絮”，叛汉投匈的宦官中行说（Zhōngháng yuè）劝说匈奴单于：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败裂，不如旃裘之完善。如果变俗好汉物，匈奴尽归于汉矣。可知丝绸对于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性自古如此，其对游牧民族原始生活习俗的腐蚀、瓦解力度也于此可见。蒙古与汉代匈奴不同的是，西域商人这个外来因素加快了这些物资走向商业化的速度。
窝阔台时期开创了蒙古人利用纸币的先例，这是由于密迩金国的缘故。但是关于这些纸币的细节，中外记载都很模糊。中文史料中只用了“交钞”“楮币”甚至“白帖子”之类的词，并无具体说明。波斯《史集》的作者拉施特·哀丁，是伊利汗国的宰相，其《史集》作于14世纪初，相当于元朝第二任皇帝成宗铁穆耳时代，与大蒙古国时代相去未远，史料亦多，记载是可靠的。但是其时西方尚未普及印刷术，《史集》仅以抄本流传。中译本所据的俄译本，是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依据世界各地所存波斯文抄本和各种集校本翻译的，可以说是相当好的一个译本。但是，由于原文涉及古波斯、蒙古、突厥、汉等语言、词汇，有些词语仍然是不甚清楚的。就如在汉译本中看到的“汇票”“支付票”等记述，因为难于完全理解原文的含意，俄文用现代词汇译写，而其波斯原文的转写都是BRAT，或其复数BRWAT，这些其实可能就是窝阔台时代的“交钞”，由于漠北高原并无铜钱发行，所以它们都是银锭“巴里失”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