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百年政制

大明朝建立后，在政治体制制度上有很多不同于历代的特点，纪年即其一。历代的皇帝往往因事甚至因个人情感而几改年号，造成了纪年的很大麻烦。明朝则一任皇帝只用一个年号，以致民间逐渐形成了以年号称皇帝的习惯（皇室和上层官僚仍常以谥号或庙号称前世皇帝）。这一习惯也为后来的清朝延续。

明朝纪年

还是在争夺天下的战争时期，朱元璋的“吴公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体制，只是当时的国家体制，仍是大体沿用元朝的政治模式。朱元璋原本曾被小明王封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称王后直接改行中书省为中书省，作为王国中央行政机构，拜李善长、徐达为右、左相国（此时仍沿元制，以右为上），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共为宰相。地方的行政区划在韩宋国控制的区域内也沿用元朝的行中书省制度。军制最初也是按韩宋的体制设枢密院和地方的行枢密院，龙凤七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改为大都督府，以长兄朱兴隆之子朱文正为大都督，徐达、常遇春等主要将领都直接指挥自己领有的部队。洪武建元，天下粗定，朱元璋开始考虑改变战争时期的状况，逐渐建立了明朝新的国家行政制度。

首先是改变了地方行政制度。元朝将地方分设十一省（大都及周边和边疆地区除外），省设行中书省，行中书省设有丞相，右、左丞，参知政事，宛如一个小王国。为加强中央集权，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撤销了行中书省的设置，将各省称为“承宣布政使司”，首长为承宣布政使，主管一省（习惯上仍称省）的行政、民政和财赋。同时，又在各省设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地方的司法；设都指挥使司，负责地方的军务。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通称三使司，长官则称三使。三使互不统属，分别向皇帝负责。省下设州（府）、县两级。永乐把京师迁往北京以后，南京仍为留都，两都近畿地方都设为直隶，称直隶和南直隶。为监察地方官的行政，永乐时期开始有时派遣官员巡察地方，称巡抚，通常是有事即派，事毕即回。后来逐渐固定化，到明朝中期，各省大多派有巡抚，而且巡抚也在地方开府设官属，成为总领一方的封疆大吏，但是三司仍分别向皇帝负责。这一制度也为后来的清朝继承，而且更加完善化。(https://www.daowen.com)

接着在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改革了中央的行政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主之下就设有“相邦”（汉代以后的史书为避刘邦的讳，改写作“相国”），作为君主的辅臣。秦汉时正式设立丞相制度，到隋唐以后，逐渐确立了丞相领导政府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使丞相既是皇帝的工作助手，同时也是皇权的制衡力量。在汉代以后的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社会中，这种以皇族为政权核心，以社会精英为政权支柱，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关系，已经成为皇族宗室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共识，维持着社会的稳定。然而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却认为丞相是自己掌握政权的障碍，对丞相抱着极大的戒心。特别是洪武前期的丞相胡惟庸，自洪武三年（1370）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相当副相），在相位几近10年，洪武六年后，同在相位的汪广洋或放外任，或无建树，胡惟庸几乎是独尊相位，日益骄恣，交结地方，结党倾轧，擅处大事，竟成尾大不掉之势，连徐达、刘基等文武大臣也对胡惟庸日益不满。朱元璋终于有了革掉丞相的理由。

洪武十二年（1379）正月，有人向皇帝告发丞相胡惟庸谋反。两年前，朱元璋把地方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实际上把中央中书省对地方行中书省的领导权抽空了，胡惟庸已经感到了皇帝的不信任，从而加紧了与一些旧臣旧友、文武官员的联络。要想把这些活动指为谋反是很容易的。朱元璋雷厉风行地把胡惟庸处死了，不但处死胡惟庸，还把相关的官员、亲属一一查处。胡惟庸案连续办了十几年，株连犯死数万人。乘着处理胡案的机会，朱元璋彻底撤销了丞相一职，罢除中书省，将原中书省下属的六部尚书的品级由正三品提升至正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于是皇帝不但成为国家的元首，同时成为政府的直接长官。

在改造政府的同时，朱元璋也对军队做了大幅度的改革，撤除了原军政最高管理机构大都督府。由于全国的统一，大建制的野战部队已不必要，在全国各地择必要处设卫，每卫约5600人，卫下根据情况设若干千户所或百户所，这一制度称卫所制。卫所管辖的士兵是军籍，世代为军，平时屯田、训练，战时集中、调发。中央则设立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以代原大都督府，分别直接向皇帝负责，分片管理全国的卫所。战时临时任命前敌将领，调发相应卫所的部队，事毕总兵官回京交印，士兵回归卫所。拱卫京师的部队一般称为京军，则直属皇帝，其中保卫宫禁的称上直军，更是其中精锐。上直军最初设12卫，其中的锦衣卫后来发展成势力庞大、权势熏天的特殊内卫部队。

朱元璋的这种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改变了千余年来的中央集权体制，把皇帝集权推向了极致。其长处是政令易于贯彻，工作效率易于提高。但弊病更为明显，它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系于皇帝一人，系于皇帝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眼光、工作能力，而完全缺乏制约机制。其最直接的后果是皇帝必须直接面对汗牛充栋的奏疏。即使如朱元璋精力过人，也难于真正完成工作。为帮助皇帝工作，朱元璋设立了殿阁大学士制度，成为内阁制的滥觞。

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在原应天吴王宫基础上扩建南京皇宫。规划的宫殿群中，作为举行国家大典的正殿奉先殿的后面是华盖殿，外廷两侧左有文华殿、右有武英殿，还建有收藏皇家图书的文渊阁、辅导太子读书的东阁等。朱元璋仿宋朝制度，从翰林院中选择一些学名素著的人，用殿阁名义加以大学士头衔，如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作为行政事务和学术问题的顾问。永乐迁都北京，殿阁大学士开始直接“参预机务”，逐渐固定在文渊阁办公。因为文渊阁在内廷，所以阁员又称内阁，内阁制度初步形成。到明代中期，由于皇帝懒政，内阁权力不断加大，起初是参与拟定诏书、批复奏疏，后来作用实际在六部之上。内阁中资格最老的被称为首辅，官场竟以宰相比附首辅。以至首辅气势一度直逼皇帝（如张居正）。

中枢不设丞相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大学士地位虽不及明朝，但清朝自雍正以后设立了军机处，作用类似于明朝的内阁。皇权的极端化成为中国帝制末路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