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安”到“小康”

三、从“小安”到“小康”

女真民族与契丹不同。契丹原居西辽河流域,密迩汉地,虽是游牧民族,但对汉文化比较熟悉。女真民族原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与中原间远隔渤海、契丹诸族,建国前的社会状态更为原始。太祖建国时,女真既没有城邑,也没有成文的法律、正规的官制,只以原始的勃极烈制和各部落的猛安、谋克制管理国家。中央设几个辅政的勃极烈:谙班勃极烈,也即大勃极烈,相当于宰相,也是储君,第一任谙班勃极烈是太祖的弟弟完颜晟(吴乞买);国伦忽鲁勃极烈,是国家的军事统帅;昃勃极烈,即第二勃极烈;等等。各部落的猛安、谋克原是出兵时的千夫长、百夫长,太祖把它改造成地方组织,300户一谋克,10谋克一猛安。太祖建国后,着力于灭辽作战,改造和建设国家则是太宗以后诸帝的责任。

图示

◆金上京会宁府城墙遗址(黑龙江阿城,作者摄)

自太宗起,熙宗、海陵、世宗、章宗诸帝都十分倾心中原文化,受学于汉儒,重视任用汉官,使金国在太宗到章宗的近百年间,逐渐从“小安”[5]走向了“小康”[6]。

金人灭亡北宋后,统治地域从原来的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渔猎区扩大到广大的中原农业区。金朝皇帝在健全国家体制的过程中逐步采取了适应属地不同发展程度和传统的制度。在行政制度上,兼采唐宋辽制,把中央的原勃极烈制度改变为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六部制,海陵王时期又撤销了中书和门下,中央行政机构集权于尚书省。在地方采取路、府、州、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19个路,路下设府、州、县。这就使作为整个大金国经济重心的汉族聚居区在政治上得到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女真人聚居区仍实行猛安谋克制度,但又适应社会农业化的变化,以牛具和人口为标准,向女真人授田。

海陵王时期,海陵王下诏迁都,扩建燕京,称为中都(今北京),把全部政府机构、官员,全部女真贵族、家属,一律迁到新都。为绝守旧贵族后路,海陵王下令把上京会宁府的宫殿、贵族宅邸夷为平地。政治中心的南迁,彻底改造了女真国家原始的渔猎生活方式,铲除了旧军事民主制残余,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使国家致力于多民族社会的稳定及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https://www.daowen.com)

发行钱币和纸币,促进商品的流通和与宋国的交流。

实行科举取士制度。

到世宗、章宗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人称世宗“小尧舜”,大金国达到了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