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统
王文统（1065—1141），字以道，生于金朝晚期，属金时北京路大定府松山县（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一说是益都，即今山东青州人）[35]。在金末曾参加科举考试，中经义科进士。王文统虽是考中经义科，但他志不在穷经求义，而在经世实用之学，所以他不但读儒家经典，也好读吏治、济世、权谋之书。生逢金末乱世，在蒙古、南宋挤压下的金国，地方武装势力蜂起，大多蹂躏一方。王文统本欲倚靠一方势力，做安定一方之事。但这些军阀大多只求互相吞并，对治理地方并不感兴趣，只有山东李璮接纳了他。
李璮，原南宋山东守将李全之子。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李全叛宋，举山东投向蒙古。当时受命南下的木华黎已死，其子孛鲁袭职，拜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元帅。不久李全在攻宋扬州时战死，李璮袭了父职，从此专制山东。当李璮与王文统接谈之后，对王文统的学识、能力极为赞赏，当即留在幕中，并且命为自己儿子的老师。此后，李璮的行动大多征询王文统的意见，几乎计无不从。王文统对李璮的信任也很感激，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璮，与李璮结成翁婿。李璮攻取南宋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涟水（今江苏涟水），都是听取了王文统的意见。随着李璮势力的扩大，王文统军事和行政能力的名声也在士人间远播。
蒙哥七年（1257），忽必烈领军围攻鄂州。他看到宋军的排兵布阵进退有序，打栅环城快速有效，十分羡慕，问随行谋臣，何处可以得到这样的军事人才。僧子聪[36]、张易等人一致推荐王文统。由于忽必烈对王文统也早有耳闻，又征询商挺、廉希宪等人意见，他们也都对王文统表示肯定。于是忽必烈回师后立刻召王文统来到开平，见面后对他极为欣赏。
忽必烈早在蒙哥时期被命主管漠南及汉地军国庶事，在金莲川[37]开府，身边就麇集了大批汉族或汉化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被称为“金莲川幕府”，其中不乏有学、有德、有能者，如僧子聪（刘秉忠）、姚枢、王鹗、张文谦、廉希宪、郝经、元好问、商挺、窦默等人。此时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元中统，随即建立了国家中枢机构，四月成立了中书省，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
初立的中书省，宰执只有平章政事王文统和左丞张文谦二人。左丞张文谦是金莲川旧人，僧子聪早年的同学，曾为忽必烈潜邸时的王府书记，深得信任。王文统却只是一介白衣，初到开平，即被命为中书平章，位居金莲川诸旧人之上，可见忽必烈对王文统的看重。
受此重任，王文统也兢兢业业，总理政务。国家初创，天造草昧，凡事多属从头做起。王文统建议将已在大蒙古国统治之下的地区设立十路宣抚司，制定地方宣抚职责条例。当年七月，世祖忽必烈准备亲征和林，与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作战，又将地方税收、差役、盐铁商税等事项统交王文统管理。为便于管理中原，忽必烈准备将中书省事务移至燕京办理。燕京原驻有“燕京等处宣慰使司”，有宣慰使西域人祃祃和金莲川旧人赵璧[38]，就以宣慰使祃祃为燕京行中书省（后视其为右丞相），赵璧则为平章政事。赵璧懂蒙古语，原主要负责为南征蜀地的大军筹划供给，此时因世祖准备北征在和林的阿里不哥，仍以赵璧挂平章衔负责北征大军的后勤与军备供应。燕京行中书省事务，凡民间差役、盐铁税课等，仍交由王文统裁处。
除一般行政、经济事务外，王文统特别专注于新建国家的货币制度。世祖曾为新国家采取什么货币询问僧子聪，僧子聪以“钱为阳、楮为阴，蒙古起于大漠，沙漠为阴，所以宜用纸币”作答。世祖于是把创制新的国家货币的事务交给了王文统。王文统按部就班，在设立中书省内部机构时，特别设立了专门的“交钞提举司”，下设有“钞纸房”，以制造专用钞纸；“印造局”，专一印刷交钞；“交钞库”，管理已印刷的交钞成品。[39]中书省内为与左三部、右三部工作衔接，设有左房、右房。左房官员负责户部事务的杨湜，精于计算，提出了一些关于钞法的意见，被王文统看中，命其负责制定钞法的条例。当时在中书省工作的王恽记下了王文统管理钞法的工作：
时钞法初行，惟恐涩滞，公私不便。省官日与提举司官及采众议，深为讲究利病所在。其法大约随路设立钞库，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即同现银流转。据倒到库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估。钞有多少，银本常不亏欠。至互易银钞，及以昏换新，除工墨出入正法外，并无增减。
又，中关防间库司略无少弊，所纳酒醋税、盐引等课程，大小一切差发，一以元宝（按即中统元宝交钞）为则。其出纳者虽昏烂并令收受。七道宣抚司管限三日午前，将彼中钞法有无底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画时规措良法以制之。在都总库印到料钞，不以多寡，随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
又，当时钞法有甚便数事：艰得，一也；经费省，二也；银本常足不动，三也；伪造者少，四也；视钞重于金银，五也；日实不虚，六也；百货价平，七也。（王恽《中堂事记》上）
后来的中书省官刘宣也说到当时中书省管理交钞的情形：“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https://www.daowen.com)
王文统领导中书省，管理极为严格。他规诫中书省官：“百姓宜安，刑罚宜省，税敛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简，判决宜审，用度宜节，兴作宜谨，燕会宜戒，思患宜豫防。此虽古语，于治道且尽，可不慎哉！”中书省诸官署初立，人员缺乏，但在进人标准上，王文统有着与一般官员不同的看法。凡来求官，他先问来人有没有经营生业，无论农、工、商均可；是否通晓吏事，先前从事何事；索要本人从业所写的文字，看看能否胜任公文处理和写作。他认为，可以用士人充任中书省的掾吏（办事员），以至有些知识分子一怒之下甩手而去。
王文统对中书省的工作制度管理也极为严格。不论寒暑，每日天未明即开始汇报布置工作，天明始吃早饭，饭后各自工作。有时冬季大风雪，仍需照常上班。有人因此迟到，王文统当众训斥：风雨晦暝是世之常情，在公者应当夙兴。以此儆示他人，“阖省为惕然”（《中堂事记》）。
王文统以白丁而居于他人之上，以儒士作吏，而又不近人情，这一套做法，很令一些金莲川老人看不惯，其中尤以姚枢、许衡、窦默等人攻击王文统为最烈。他们崇尚宋朝二程、朱熹之学，主张治国以义为先，反对用言利之臣。他们以正统儒家自居，认为王文统虽是经义进士，但不行儒家之事，为人过于“忌刻”。早在潜邸时期，忽必烈与姚枢就曾谈及王文统，姚枢说“此人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窦默态度最为激烈，世祖即位后，他曾向世祖说“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其实世祖作为国家事务的最高领导者，认识十分清楚。他命姚枢、窦默任太子太师、太子太傅，许衡任国子祭酒，让这些儒臣用汉学教导儿子，却不让他们干预行政事务。当窦默攻击王文统时，忽必烈问窦默，王文统不行，“然则谁可相者？”窦默说“无如许衡”，世祖就很不高兴。
忽必烈其实是很欣赏王文统的，每当诸相上朝，王文统“敷对明敏，虑无遗策”。听取报告后，往往是“上喜甚”，“天颜为喜”，“纶音抚慰”。因而忽必烈对王文统的工作相当满意。但是面对诸文臣耳边不断吹风，世祖不得不有所考虑。中统二年（1261）五月十八，世祖把济南、真定、河东、北京四大宣抚使召入内殿，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在地方做具体工作的宣抚使们认为，“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宣抚使们说，王文统毕竟不是潜邸旧人，也不是前朝高官，骤然处以高位，新人、旧人必然会有看法。建议以史天泽领袖百官。史天泽虽是武将，但自太祖成吉思汗时即追随木华黎，作战有功，以后辅佐窝阔台、贵由、蒙哥，功勋卓著，身任五路万户，当时正是河南宣抚使兼江淮军马经略。以史天泽为相，则“大厌（压）人望”，再“令文统辈经画其间”，中书省工作就顺畅了。世祖听取前方官员们的意见，第二天就宣布以史天泽为右丞相（蒙古以右为上）。临退朝前，世祖单独抚慰王文统说：“卿春秋高，恐劳于奏请。今后可运筹省幄。若有大议须面陈者，及朕有所咨访入见，小事令人奏来，不必烦卿也。”[40]
然而事有不协，中统三年（1262）春，王文统的女婿，山东益都行省、江淮大都督李璮起兵联宋反蒙，鲁冀一带不少早已降蒙的汉人万户纷纷响应，李璮很快从益都攻入济南，南宋也在边境各地骚扰策应。忽必烈此时刚刚迫使阿里不哥逃出和林，遂从容回军，调兵镇压。到七月间，李璮在围困下投大明湖未死，擒获后被杀。王文统是李璮的岳丈，李璮事败，又搜出几封王文统与李璮间的书信，使忽必烈大起疑惑。忽必烈把王文统叫来亲自询问，王文统百般解释，却绝不承认与谋反有关，始终不肯认罪。
世祖又把窦默、姚枢、王鹗、僧子聪和张柔等人找来，询问如何处理王文统。显然，到此时，忽必烈对如何处理王文统还是犹豫的。窦默等人咬定王文统谋反，说“人臣无将，将而必诛”[41]，一介武夫张柔更是大叫“宜剐！”僧子聪对王文统是十分爱惜的，他不仅是向世祖推荐了王文统，就在一年多前，王文统从开平南下行中书省，子聪还亲送王文统好马两匹，又命手下列队相送。此时面对李璮的反叛和文臣几乎一致的喊杀，僧子聪竟也不能相救。于是王文统连同其子王荛一并就戮。
王文统虽然被诛，明朝修《元史》时还是把王文统列入“叛臣传”，传文最后说：“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多云。”
作者评述：王文统与李璮之乱究竟有什么关系，反对王文统的人始终没有提出真正的实证。作为翁婿关系，李王之间有书信往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在书信中摘出若干字句作为罪证，实在是“欲加之罪”。忽必烈身边的这些在辽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术纯正”的儒生，向对手下手却绝不“温良恭俭让”。王文统之死让人想起商鞅、桑弘羊的悲剧。社会的转型总是需要有人“祭旗”，蒙古国正处在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从原始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向中央集权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无论其过程、表现方式如何不同，商鞅、桑弘羊、王文统都是“祭旗”的那个祭品。
由于王文统以谋反被诛，此后少有人公开为其说好话，正史，乃至私人史料中关于王文统的事实记述极少，以至作为国初重臣，连他的出生日期和籍贯都没有准确记录。但与王文统同时在中书省工作的王恽，以日记形式记下了当时的一些实况，后来整理成《中堂事记》。王恽当时只是新入中书省的中级文官，因而并不卷入高层争斗，却能以旁观而冷静的目光记述王文统的工作。在整理出版《中堂事记》的过程中，为免麻烦，王恽不得不做若干修饰，所以在某些事实的记叙中，没有直点其名，而以“王”“王相”，或仅以泛称“省官”之类叫法代称。注意到这点，我们就可以更多地看到王文统当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