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琦
第五琦，姓第五，名琦，字禹珪，唐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大约出生于玄宗登基前（约710年）[6]。第五琦由其兄第五华抚养长大，后参与吏政，在财务管理方面尤见其长。天宝元年（742），外戚韦坚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陕郡（今河南省陕县）辖地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交界处，地跨黄河两岸，是中原和江南物资向关中转运的咽喉地区。由于关中运河淤塞，中原的粮食、物资艰于输送，连皇帝都不得不每年到洛阳“就食”。韦坚启动了运河疏通工程，在咸阳附近广运潭设立大型水陆码头，把大量中原物资运入关中。第五琦在韦坚手下参与工程，既学习到了大型工程和财务管理的知识，又展现出了他的聪明才干。韦坚为人，既能干又张扬，为当时宰相李林甫所忌，被构陷迫害致死。韦坚一案，牵涉广泛，大批官员以至连中原的船夫都被牵连，第五琦也因此累遭贬降，到须江县（今浙江省衢州江山市）任县丞。
第五琦任职须江期间，很得其上司衢州太守贺兰进明的赏识。安禄山起兵反叛，贺兰进明调任北海郡（今山东潍坊市）太守，奏请将第五琦任为录事参军，带到山东。北海属望郡，录事参军最多不过七品，是太守的秘书幕僚。天宝十五年（756）四月，玄宗命贺兰进明率兵到河北助战，攻取信都（今河北省冀州市）。贺兰进明是个进士出身的文官，所领又是招募的民军，初战败于信都。玄宗为此大怒，派宦官带刀严令“收地不得，即斩进明之首”。贺兰进明大为惶恐，第五琦于是为太守建议，拿出州府的财帛，高价募勇士，奋力死战。其时在河北抗战的颜真卿在景城（今河北沧州景城村）收盐，向周边各郡输贩，以充军饷。北海亦是产盐地，第五琦立刻依法贩盐，贺兰进明得以充实募军费用。经过募得勇士的拼死作战，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六月收复了信都。
信都收复，贺兰进明命第五琦向玄宗复命。其时玄宗已经出逃，第五琦遂追随进入蜀中。第五琦看到蜀中产井盐，就用在北海以盐募军的经验，在有盐井火灶的地方置吏，以井灶收盐，官方专卖，使随玄宗来蜀的数千人马得以度日。
得知肃宗在灵武即位，第五琦又赶赴肃宗行在，在彭原（今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彭原乡）见到了肃宗。由于肃宗在流亡途中仓促即位，百官、诸军的消耗尚无着落，第五琦向肃宗献计：“今之急在兵，兵强弱在赋，赋所出以江淮为渊。”他说，如果以江淮的租庸（粮食、布帛）转购为轻货（丝绸、白银等价高而质轻的物资），再用船沿长江转汉水，运至洋川（今陕西省西乡县，即汉中地区），即可从陆路送至关中，作为军饷。如果皇帝派他一职，他愿仍旧担当此事。肃宗大喜，任第五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其时房琯以太上皇任命的同平章事、奉册传位使身份在肃宗身边，对此颇为不满。房琯为人志大才疏，好为大言，将第五琦比为杨国忠，说杨国忠聚敛招怨天下，“今又宠琦，是一国忠死，一国忠生”。肃宗却说：“六军之命方急，无财则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房琯竟无言可答。
实际上，第五琦也并没有赴任，因为永王李璘趁乱割据长江流域，从荆襄向江淮发展。江淮的租赋物资尽为李璘控制。第五琦又被任为山南五道度支使、盐铁铸钱使等职，因为这些地方或为叛军控制，或为战区，第五琦只能随事而办，难于有大的作为。但他毕竟精于管理，逐步做到了户部侍郎。
这时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府库无丝毫积蓄，只能以官爵代功赏。诸将出征，没有开拔费用，都是发给空头告身（即任命状），视战功临时填写。或是郎将，或是大将军、列卿，以至开府、特进都敢填写。待到空白告身都不够了，就填写“信牒”，其实就是官名白条，白条上甚至有写封异姓王的。结果在军队中大官比比皆是，无法以官爵统领部队，只能看实际职务。官爵变得极不值钱，一张大将军告身，只能换一顿酒钱。
至德二年（757）十月，两京收复，皇帝回到长安。十二月，史思明降唐，肃宗从蜀中迎回太上皇，关中一片喜庆。第二年二月，肃宗改元乾元，以示中兴时代的开始，政府也忙着组织庆典、大赦天下、封赏功臣、清查两京失陷期间降敌的叛官。然而难于支持这一切的是财政，而解决财政问题是身为户部侍郎、盐铁铸钱使的第五琦的职责。
为支持中央政府的“中兴”大业，第五琦做了几件大事：
在全国改革盐政。唐初的盐业以产地不同，有不同的管理办法。北方和西北地区产池盐，山西蒲州、解州的盐直属国家，供京师消费；其余北方的池盐、西南的井盐任由民采，地方官按月收税；东部沿海地区产海盐，亦由民或晒或煮，地方官督收盐价，换成“轻货”，即丝绸、陶瓷、金银等高价物品，所收全部送司农寺。第五琦改革盐政，在全国产盐的山海井灶处都设立监院，将原采盐的人固定为盐户，又招募一些失去土地的游民任盐户，盐户组织为“亭”，凡属盐户，免各种杂徭役。其余人等一律不许采盐，盗采盗卖以法论罪。此前市场盐价约为每斗10钱，亭户所采的盐由政府专卖后，每斗比时价加100钱，即每斗110钱。专卖所得输送中央。
收全国赋税入内库。唐初的赋税，还是以实物为主，按照唐朝的财政制度，地方上缴的实物和钱币，全部交由主管仓储的司农寺收纳。所收的品种、数量、官员的薪俸、国家需要的支出计划等管理工作由太府寺负责。另有尚书省刑部的比部司三月一查。自战乱开始，国家机关全部瘫痪。肃宗复京，全靠各路勤王武将，这些武将仗着兵丁，索求无止，官府不敢管。第五琦于是奏明肃宗，改将地方赋税全部收入宫廷内库，由皇帝决定批准物资的支出。这一措施暂时控制了物资的无节制流散，但是对国家税收，政府机关从此无权过问。这一弊病直到20年后，才由当时的同平章事杨炎力主改正。
铸造新钱。乾元元年（758）七月，第五琦向皇帝建议铸造乾元重宝大钱，每枚当旧开元通宝钱10枚。肃宗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命令全国各钱监统一按每千钱10斤的标准，铸造新钱，以解决克复两京的庆赏经费。十月，新钱铸成，正当册立太子，大赦天下，肃宗终于有了可以应付赏赐的东西。第五琦也因此在次年被任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担负起宰相的责任。
此时由于史思明的再叛，乾元二年（759）九月，户部侍郎兼同平章事第五琦再建议发行一种新乾元重宝，以一当旧开元钱50枚。由于政府所能控制的钱监仅剩绛州，遂只令绛州铸造，规格为每千钱12斤，与原乾元重宝的区别仅是钱背面的外轮加铸一道细线。肃宗下诏说，暂时发放大钱，以供官员添置冬装。(https://www.daowen.com)
新钱的发行虽然解了皇帝的燃眉之急，但却加深了社会的混乱和官员的怨气。物价暴涨，民间私铸盛行，百官弹章雪片般飞来。为平息官员怒气，肃宗于当年十一月初七下诏将第五琦贬为偏远的忠州（今重庆忠县）长史，连第五琦的老长官贺兰进明也被牵连，贬为溱州（今重庆万盛区）员外司马。即便如此，仍有人不肯放过第五琦。在第五琦赴忠州途中，又有人告琦收受贿赂黄金200两。肃宗派御史刘期光追上第五琦查问。第五琦说，二百两黄金，单手都难提。我贵为宰相，还能去拿它吗？如果有凭据，就请按律治罪。刘期光认为这就是第五琦服罪的表示，据此回报的结果是，肃宗追加第五琦流放夷州（今贵州省凤冈县）。
上元三年（762）四月，肃宗崩，代宗继位，改元宝应。代宗立刻起用第五琦为郎州（地当今云南曲靖附近）刺史。宝应二年（763），史朝义败死，搅动大唐7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但是大唐的西边却又动荡起来。趁唐朝国内战乱，吐蕃一步步向唐朝进逼。此时，宦官程元振用事，排挤功臣。天下兵马副元帅、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被解除兵权，为肃宗去修陵墓。当吐蕃即将攻入长安的时候，代宗不得不以皇子李适（kuò）为关内元帅，重新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命他反击吐蕃。然而此时的郭子仪，原属部队早已离散，身边仅召得20余骑，既无军事幕僚，又无后勤保障。广德元年（763）十月初七，代宗又一次匆匆出逃，这一次是向东，奔向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
代宗出逃后，吐蕃很快进入长安，立宗室李承宏为傀儡皇帝，改元，置官。郭子仪陆续收拾各处散兵，退至商州（今陕西省商洛市）立足，重新整理部队，为解决集散部队的后勤供应，郭子仪想到了善于理财的第五琦。代宗认为第五琦在郎州官声不错，遂命第五琦为郭子仪的粮料使[7]。经过一番整顿，郭子仪在商州大举阅兵，扩张声势，向长安进发。其时长安城内百姓纷纷传说，郭令公大军不知其数，即将来到！吐蕃军一片慌乱，匆匆掳掠一番退出长安。一个原禁军中的武将王抚自称京城的行政长官京兆尹，自置官署，横行城里。郭子仪命第五琦为摄京兆尹，随军攻城。来到长安城下，有人劝郭子仪不可贸然进城，郭子仪不听，仅率30骑，徐徐来到城下，派人召唤王抚。王抚惊惶失措，出城拜伏地下，被郭子仪命人斩了，长安收复。代宗亦正式任命第五琦为京兆尹。
在京兆尹任上，第五琦致力恢复长安秩序。宦官程元振由于排挤将相，蒙蔽皇帝，战乱中逃回老家。京城规复后，又化装成女人，偷偷潜入京城，企图寻找机会再起，被第五琦抓获。
永泰元年（765）夏，京畿地区小麦丰收。几年来，关中一直受水旱蝗之苦，粮食歉收，京兆尹第五琦建议趁当年丰收，加百姓税十收其一，以充实政府财政，称“此古什一之法也”，但这一做法遭到民众严重抵制。以至第二年秋后再次收税时，民众以逃亡应对。这一年冬至日，代宗改元大历，天下大赦，以此为契机，代宗不得不就此停止了十一之税。
永泰二年（766）的正月，代宗把天下的财赋以潼关为界，分由两人主理。潼关以东的都畿（东都洛阳近畿称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的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属户部尚书刘晏；第五琦任为户部侍郎，兼任京畿（西京长安近畿称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的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后又封为扶风郡公。
大历五年（770），权宦鱼朝恩被处死，鱼朝恩案牵连甚广，第五琦与鱼朝恩关系不错，又一次被贬，历经括州（今浙江温州）、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刺史。虽被逐离中枢，毕竟都是在上郡，品级并未降。代宗需要他的理财能力，于是将其调到洛阳，任东都留守，加太子宾客。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崩，德宗李适继位。李适继位时已37岁，曾经反击吐蕃，因功获得凌烟阁上悬挂图形的荣誉，对改革政治早已雄心勃勃。他对第五琦被贬后接任的户部侍郎韩滉早已不满，继位后很快就把韩滉放出京城去当晋州刺史。回忆起当年反击吐蕃时，自己任关内兵马元帅，赖第五琦任粮料使，大军得以进取，遂又下诏召回第五琦，而第五琦却在此时故去，年71岁。
作者评述：唐朝虽已行科举，但科举还不是皇朝官僚制度的主要基础。第五琦以吏才入仕，做到宰相之位，可见其理财能力之强。他不似世家贵族入仕，做事、升迁须倚赖权势；又不似儒生入仕，有一套引经据典的说法。他没有任何经济理论发表，他全部建议的提出、政策的执行，只有一个出发点：为他的服务对象增加财富，解决财政困难。所以他的行为，铸新钱也好，收租庸也好，治盐法也好，加十一税也好，十分有效，然而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故而无论当时还是后人，直至今天，对他的评价常是两极对立。
无论如何，第五琦理财一生，未见他有贪腐的记载。唯一一次被称收人黄金，还是为人构陷。尽管如此，在帝制时代，为臣子者，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原则：事成，为皇帝增荣；事败，为皇帝担责。宦海沉浮，毋得怨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