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统元宝交钞

一、中统元宝交钞

七月印造“通行交钞”

忽必烈即位后立即着手国家的行政建设。登基次月（即中统元年四月），就建立了中枢行政机关中书省[23]，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中统建元当月（五月），又将地方立为10路的宣抚司，派宣抚使管理。因各地经济状况不同，地方货币各行其是，为管理统一计，需要设计一种新的货币。为此忽必烈向自己最为信任的谋臣刘秉忠问计。刘秉忠说：“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刘秉忠是和尚出身，兼通儒、道。他是用谶纬的语言说出了社会的现实：蒙古入主中原，立脚未稳，而蒙古核心地域尚在大漠。大漠资源缺乏，无力铸钱，自是以用楮币为上。忽必烈遂于七月下诏，印造一种“通行交钞”。只是由于这种交钞行用时间甚短，到元代中后期文宗修《经世大典》时，不但各地方的纸币已经“文牍莫稽”，就是世祖忽必烈初行的“通行交钞”，也仅用短短一句就交待了。《元史·食货志》与现存《经世大典》文字略同，只多8个字。《食货志》的记述是：

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

从这两句中我们可知，中统元年（1260）七月的通行交钞，是以丝为基础的。这是因为忽必烈受命管理漠南和中原汉地，当时最为直接管理的河北、山东地区是蚕丝的主产地。这些亡金地区，金国时既没有铸钱，金国交钞又因“万贯唯易一饼”而毫无信誉，市面交易竟无货币可用，于是白银和蚕丝这类实物成为华北地面的交易工具。蒙古贵族看重白银，往往收为库藏，蚕丝更易为市面通用。所以世祖决定印行“以丝为本”的纸币，因而又被称为“丝钞”。

这种丝钞的面额现在不得而知，只有记述说每1000两丝钞值白银50两（即一枚银铤）。但市面交易，只许以丝钞为标准。

十月印造“中统元宝交钞”

纸币以蚕丝为准备，在产丝的局部地区作为权宜措施还算可行，作为全国性措施，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由于产区的不同、产量的不同，丝在各地的价格有很大差异；由于品质的高下，同一地区的丝也存在很大的价格差异；由于丝是动物性资源，保存性较差，新丝随着时间延续品质会变差，保管不善会霉变、虫吃鼠咬会变废……所以七月间的“通行交钞”通行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甚至是否真正通行了，也是值得怀疑的。

于是，在中书省王文统、杨湜（shí）等人主持下，改为印造“中统元宝交钞”。这一诏书在当年（中统元年）十月间下达，经过造纸、制版、印刷等一系列工作，实际发行已是十二月。

十二月，世祖忽必烈从和林回军。忽必烈称汗时，由于其幼弟阿里不哥在和林也自行称汗，忽必烈遂于九月间亲征和林，阿里不哥败逃。忽必烈回军后，又正值年底，须大赏在夺位中支持自己的诸位宗亲，后来这也成为一种年例。这次大赏中，诸王们的赏赐多是银5000两至800余两不等，另有文绮帛等纺织品。只有诸王塔察、阿术鲁，代替白银的是二人钞各“五十九锭有奇”。另外一位先朝皇后怗古伦的纺织品折为“宝钞二十三锭有奇”。这是中统元宝交钞（通常简称“中统钞”）第一次见于投放。

中统钞的正式发行是在次年正月，以发榜方式公布于社会[24]：

（中统二年正月）省府为发下“中统元宝交钞”，榜省谕随路。其文曰：

省府钦依印造到中统元宝交钞，拟于随路宣抚司所辖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转。应据酒税、醋、盐、铁等课程，并不以是何诸科名差发内，并行收受。如有诸人赍元宝交钞便却行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不得停滞。每两止纳工墨钞三分外，别无克减、添答钱数。照依下项拟定元宝交钞体例行用。如有阻坏钞法之人，依条究治施行。据此，须议出给者。

一，诸路通行中统元宝交钞，街下买卖金银丝绢段匹斛斗一切诸物，每一贯同钞一两。每两贯同白银一两行用，永为定例，并无添减。

壹拾文　贰拾文　叁拾文　伍拾文

壹伯文　贰伯文　叁伯文　伍伯文

壹贯文省　贰贯文省（原夹注：文省，如七十足陌、八十足陌，若使同铜钱，使省司利益钞文，故先作文省二字）。

一，各路元行旧钞并白帖子，止勒元发官司库官人等依数收倒，毋致亏损百姓。须管日近收倒尽绝，再不行使（原夹注：仍于章司门首张挂，省论诸人各令通知）。

布告所说的“省府”指的是中书省衙门，但此时忽必烈的权力中心尚在开平。开平初建仅四年，设施、交通皆不完备，虽设了中书省官，机关也还不完善，而统治中原，燕京更为方便，于是就燕京的宣慰使司设立了“行中书省”。“行”者，原意是天子外出的所在，此时是指代行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的职权。宣慰使祃祃在燕京代行中书省事，仍以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主其事，燕京宣慰使赵璧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省府”即代行中书省事的燕京行中书省。

这种由燕京行中书省印造的中统元宝交钞，近代以来已有所发现。最早的是清宣统元年（1909）正月，在新疆的吐鲁番，一个农民在山里捡到一个包袱，交给了官府，其中就有一张中统元宝交钞，面额“贰贯文省”。时任新疆藩司（布政使）的王树枏（nán）仔细描摹了图形，把它收入自己主编的《新疆访古录》中。只是此书当时发行量很小，又多在新疆，信息难为中原所知。

近几十年，这种纸币在内蒙古、宁夏等地又有所发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面额壹拾文，是面值最小的一种，尺寸也最小，为15.6厘米×8.2厘米；宁夏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有叁伯文、伍伯文。伍伯文纸币，长宽达28厘米×18厘米，仅比今A4打印纸略小。这种纸币的纸色青灰，纸质纤维较粗，是一种纸币专用纸张，纸币的上方和下方各盖有一方红色九叠篆大印。元代纸币是迄今发现的古代纸币中最早的纸质实物。纸币的最上方是钞名“中统元宝交钞”。钞名下部是一圈花栏，花栏里的面额下面画有与面额相当的铜钱模样。壹拾文钞画了10枚方孔圆钱，百文面额纸币画的是以每100文为一串的钱串组，数量与面额相当。两侧各有一列九叠篆文，右“中统元宝”，左“诸路通行”。九叠篆文下面，右“字料”、左“字号”是纸币的编号方式，通常每1000字号编为一料，从《千字文》中选字编组。壹贯、贰贯纸币的面额下面，画的是长串铜钱。

从上引文献和中统钞的实物可以看出，中统钞的面额是以铜钱为基本单位的。蒙古国虽然并没有铸行铜钱，在蒙古草原上，为与西域商人交往，蒙古贵族更青睐白银。但被占领的中原地区毕竟原是大金的国土，而金国是主要使用宋钱的地区。虽然金末纸币泛滥，但民间仍然流通着相当数量的铜钱。所以世祖初行宝钞，就利用了铜钱的单位，而且在成贯的面额上甚至使用了“文省”即省陌的字样，就是为了适应中原人民的使用习惯。然而依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贵族们以白银为财富，仍在搜括、使用和库藏白银。白银的使用单位是两、钱、分，更高一级的还有50两一个的金国银铤，蒙古人称之为“锭”。于是，中统纸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钞值表达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文字记录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计值单位：

以纸币面额记　　以银两方式记

壹贯文省　　=　　一两

贰贯文省　　=　　二两

伍伯文　　　=　　五钱（以百文计者类推）

伍拾文　　　=　　五分（以拾文计者类推）

一锭（锭常简写为“定”，一锭五十两，仅为计值单位，没有实钞）

使用交钞是有成本费的（工墨钞），每张三分，即宝钞30文。

应该注意的是，上表所记两、钱、分，是指以银两方式计值，而不是银两的实值。银两的实值，是每白银一锭值中统钞100贯，即每两值钞2贯，换个方式说，即白银1两=钞2两。于是，在元代，货币的计值有铜钱方式、白银方式、白银实式，而政府的文件、当时人士的记述中，三种方式时常混用，当时人自是明白，后世不解当时世情，常常会搞错，是读元代史料时要注意的。

中统钞最初的发行原则是“以银为本”，即在一路发行中统钞，以该路所有白银为准，上缴多少白银，即发行多少中统钞。各地过去自行印发的纸币、白帖子，由各地自行设法收回，此后不得再发再用。真定路的发钞就遇到了麻烦。

真定路原是成吉思汗的皇后的汤沐邑（“分地”），北抵保定，南达邢台，西靠太行山，东向华北大平原，是北方连接中原的交会区，农业条件好，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是富庶之地。皇后崩逝后按蒙俗由幼子拖雷继承，拖雷薨后由其庄圣皇后（此时成为皇太后）唆鲁禾帖尼继承。定宗贵由崩后，汗位由窝阔台一系转入拖雷一系，由庄圣的长子蒙哥继承。庄圣皇太后为酬答支持蒙哥登上汗位的亲贵们，把“分地”真定路库存的白银全部调到和林，用于赏赐。真定路只得发行无本纸币，以应付商业流通。所以，当忽必烈发行中统钞，要求上调白银换取交钞时，真定路已无银可调。这时庄圣太后也已经崩逝，按蒙俗真定路由太后幼子阿里不哥继承。而阿里不哥正在和林与忽必烈争汗位，真定路的实际管理者是真定路达鲁花赤、宣抚使布鲁海牙（金莲川旧臣廉希宪的父亲）和宣抚使刘肃。布鲁海牙派幕僚邢泽去见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邢泽先说真定的重要性：“真定南北要冲之地，居民商贾甚多，今旧钞既罢，新钞不降，何以为政？”再以替换概念的手法论理：“且以金银为本，岂若以民为本。”最后以本地金银原是太后调走，以支持拖雷子孙的名义威胁：“太后之取金帛，以赏推戴之功也，其为本不亦大乎！”这顶帽子太大，太后是忽必烈的母亲，抽调金银是为支持蒙哥兄弟登汗位，王文统不得不考虑。真定路新任的另一位宣抚使刘肃，此前在邢台任职，也发行过楮币，有些经验。他提出三策：“一曰仍用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钞。”此时真定路的无本银钞已经流出路外，只在周边地区已有8000余贯。王文统面对现实，为统一货币，采取了刘肃的第三策，暂调新钞5000锭（25万贯）[25]发到真定路。

由此可以看到，除真定路这样的特例外，所谓中统钞发行以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是真实的。

中统钞的发行和流通管理，有专门的主管官员。在中央政府，中统初年由左三部的户部主管官员管理。中统三年（1262）三月，因为一向主持交钞事务的王文统被诛，交钞事务改由中书平章政事赛典赤主持，真定宣抚刘肃已上调为左三部的户部尚书[26]，因为曾有主持交钞的经验，实际“专职钞法”。所谓“专职钞法”，是主持交钞事务的政策执行、数量统计、印造、发行分配、社会流通管理等。中书省内原设有“交钞提举司”，是正五品的级别，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于南宋灭亡，全国统一后交钞事务繁杂，中统、至元两种纸币并行，地方诸路又都设有交钞管理机构，交钞提举司改为“诸路宝钞都提举司”，级别提升为正四品。

在交钞提举司之下，设有印造宝钞库，负责印刷纸币。起初印刷使用雕刻的木版，到至元十三年（1276），由于纸币流通的广泛，数量的巨大，木版耐用性差，改为铸造铜版印刷。设有宝钞总库，凡印刷完成的成品送至宝钞总库，根据宝钞提举司的命令调运至地方钞库。设有昏钞库。昏钞，指流通次数过多，以致纸张旧暗昏软、破损而回收后的纸币。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后，由于回收量大，改为烧钞东、西二库，秩级由正九品升为从八品。

在地方上，负责纸币流通事务的，是诸路宝钞提举司，统由首都的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主管。地方诸路宝钞提举司并不设在每一路，实际是分大区设置。如江南有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今新疆地区设有畏吾儿境内交钞提举司等。

地方提举司下设有行用库。行用库的职责，是发行新钞、新旧钞倒换、将收换的废旧纸币送交烧钞库、以交钞兑现白银、收存地方政府收到的税课白银，以符合交钞的发行数量。最先设立的是中都行用库（燕京于至元元年改称中都，按《元史·百官一》指中统元年，误）。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于业务扩大，陆续增设为6个行用库，分别以所近城门而命名，为光熙库（位于今北京和平里附近）、文明库（位于今北京崇文门）、顺承库（位于今北京宣武门）、健德库（位于今北京北土城健德门桥附近）、和义库（位于今北京西直门）、崇仁库（位于今北京东直门）。到至元二十年（1283），北至和林，西北远至畏吾儿（今新疆），行用钞库多从行省以下设至路一级的城市。

除行用库外，为维持纸币的价值，从至元元年（1264）起，在各路都设置了平准行用库。平准行用库的职责重在平准，即维护市场物价。所以立库之初，拨发12000锭交钞作为本钱，同时还拨给一定的金银、匹段作为储备，通过在市场上吞吐金银、匹段以保持钞价。另外为方便民众使用，平准库也兼负有行用的责任，民众持昏烂的旧钞，到平准库也可以倒换新钞，手续与行用库一样。

由于有这一系列保障措施，当时的监察御史王恽评论中统到至元前期的交钞，“银本常足不动，日实不虚”，所以“视钞重于金银，百货价平”。

作者评述：忽必烈发行交钞的动因，固然是延续金代社会长期使用交钞的习惯，然而更重要的最初动机，是利用货币的统一，把遍布各地的贵族分地、残金势力、地方势力的经济根基抓在自己手中。因而他要求各地，各种旧纸币（包括“白帖子”）一律限期收回、作废。

发行交钞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是把金银等高价值货币，特别是白银，集中到中央政府管辖之下，因而发行时各地必须向政府上缴实银。太后的真定路分地因为白银被太后调走，无法发行交钞，竟弄成一路交钞难于发行的麻烦。通过交钞的发行，终于使白银尽收于国家，中统钞虽以铜钱为单位，实际成为白银的兑换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