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白银的输入
白银在中国能够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外国白银的输入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而美洲白银为数最大。美洲白银的源起则是相关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香料贸易斗争。
伊比利亚即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半岛。罗马时代,半岛上居住的是半岛原住民、凯尔特人(起源于西欧北方的蛮族)、迦太基人(来自西亚、北非)、罗马人、西哥特人(日耳曼蛮族的一支),以及他们的混血居民。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又迅速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种,多属于以肉食为主的人群。对他们来说,肉类食物的保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自古以来,他们使用胡椒、肉桂、豆蔻、丁香等芳香类植物处理食物,既可以有一定的杀菌作用,还可以掩盖食物轻微腐败的气味。香料使用之广泛,从食物引申到医疗、宗教活动,以至贵族礼仪、社会地位等方方面面。而香料的来源,却主要是在东方,通过古代的商贸通道,从西亚、北非甚至印度取得。
到公元10世纪,半岛上的穆斯林政权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王国,原基督教贵族趁机发起了光复运动,在收复国土的斗争中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侯国、伯国(多是依罗马时期地方贵族的爵衔而称),其中较大的是半岛北部的“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很多小国原是大国属下的领主,因而莱昂和卡斯蒂利亚国王常以西班牙的统一者自居。然而地处半岛西部的葡萄牙伯国却坚持独立,经历了与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多次斗争,到1143年,终于自立为葡萄牙王国。
然而独立的葡萄牙王国却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狭小的地域缺乏资源,尤其是缺乏黄金和香料资源。黄金作为币材可以用于向东方各国购买生活资料,香料对于贵族已经不是奢侈品而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但是蒙古人对印度的占领、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基督教十字军在西亚的战争,都使葡萄牙获取香料和黄金变得十分困难。既然陆地商路被打断,地中海无法控制,面向大西洋的葡萄牙便向远海进军,他们发展起航海事业,帆船沿着海岸南行,在尚不发达的非洲海岸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在西非的几内亚湾发现了黄金,此处后来被称为“黄金海岸”。在15世纪到16世纪的两百年里,葡萄牙从西非绕过好望角,到东非、印度、东南亚,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并且从教皇那里获得了殖民地的商业垄断权。葡萄牙从非洲、印度和东南亚获取了大量黄金、香料,成为欧洲的香料供应国,获取了高额的利润。
当葡萄牙开发非洲殖民地的时候,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卡斯蒂利亚王国还在一面向穆斯林收复失地,一面向各小诸侯国发动统一战争。直到15世纪末的1492年1月,卡斯蒂利亚的女王伊莎贝尔一世才彻底结束了穆斯林在半岛的统治。这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兴起,被天主教宗教势力扼杀了一千多年的地圆说在欧洲重新流行起来,马可·波罗的游记也成为探险家的必读书。思想的进步促进了人们航海的热情,一个热那亚(今属意大利)水手哥伦布坚信地球是圆的,不必长途航行绕道好望角,也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他向葡萄牙国王寻求资助,但是葡萄牙国王认为既然已经有了非洲和亚洲广大的殖民地,又何必花费那么多金钱去寻求那毫无所知的道路呢。哥伦布于是转而向西班牙求助,伊莎贝尔女王很是垂涎葡萄牙的海上成就,答应了哥伦布的要求。于是哥伦布得到几只帆船,受封为“海军大元帅”,可以成为新发现土地上的世袭总督,获得领地上商业收入的1/10。哥伦布1492年(这一年在中国是明朝的孝宗弘治五年)从帕洛斯港(今西班牙西南塞维利亚省的维尔瓦市)出发,终于发现了新的大陆——美洲。尽管他到死都认为那是印度,并且把那里的居民称作“印度人(西班牙语Indios)”,今天译为印第安人。
哥伦布的发现令葡萄牙后悔不迭,葡西两国纷争不已。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调停葡西两国的争斗,以当时所知的、东距非洲西海岸最西端500多千米的佛得角群岛为标志,由此向西100里格处划了一条南北向的直线,史称“教皇子午线”。规定由此向东所发现的一切前所未知的土地归葡萄牙所有,由此向西发现的土地则归西班牙所有[25],两国据此订立了《托德西拉斯条约》,切瓜般分配了地球,新发现的美洲终于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2017年10月,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同步宣布,在太空中第一次探测到了引力波,这是由中子星并合而产生的。科学家们认为,中子星的并合将大量金、银、铂等重于铁的元素抛向宇宙,这是地球上贵金属的来源。但是这些贵金属在地球上的撒布并不均衡。西班牙争夺殖民地是为了黄金和香料,然而在新大陆,殖民者对当地土著的黄金掠夺只持续了几十年,便发现美洲的黄金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多,却在秘鲁、墨西哥等地发现了储量相当不错的白银矿。于是大批西班牙人涌向美洲开发银矿。深入勘探的结果,在中美洲的新西班牙(今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的秘鲁发现了不少银矿,产量较大的有:新西班牙墨西哥城附近的苏尔特佩克(1530年)、萨卡特卡斯(1545年)、瓜纳华托(1550年)、松布雷雷特(1558年)、圣巴巴拉(1567年)、圣路易斯波托西(1592年)等;秘鲁有卡斯特罗雷维纳(1555年),而波托西(1545年,今属玻利维亚)则是一个巨大的矿床,据说所产白银达到当时世界产量的一半[26]。
在这些银矿周围,迅速兴起了人口聚集的市镇,发展起城市人口对生活用品的需求。但是原始而广袤的美洲大地与文明悠久的欧洲不同,新兴城市没有适应欧洲新移民生活所需的手工业基础,所有生活用品都稀少而昂贵。
当初教皇虽然为葡西两国在地球上划了一条分界线,但是在欧洲,无人知晓分界线东、西的势力分别绕到地球背面以后,在哪里汇合,如何分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发迹鼓舞了欧洲的国王和探险家去寻求尚不知晓的土地。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了非洲东海岸,后来到达印度。1511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水道,看到了传说中的摩鹿加群岛(今属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这里盛产丁香、豆蔻、肉桂等名贵香料,被人们称为“香料群岛”。站在香料群岛的海岸上,葡萄牙人从这里瞭望到了太平洋。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大海有多么广阔。
香料群岛的发现令又一个葡萄牙人兴奋不已,他叫麦哲伦。麦哲伦参加过绕道好望角征服东非和南亚的战争,自诩有功,希望国王赏识自己,并且要求让自己指挥一支舰队。这个要求被拒绝以后,他转投西班牙。西班牙国王听说他要占据香料群岛,果断予以支持。麦哲伦得到了5条帆船,并且被答应在新占领的土地中他可以获得1/20的所有权。既是为西班牙服务,麦哲伦便从西班牙西行,1519年9月,麦哲伦穿过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南部,1520年11月,进入太平洋。他本以为,从南美西部到香料群岛,只隔着一个不宽的海峡,谁知从此进入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大洋。直到1521年3月,船队才进入宿务岛(现为菲律宾中南部的一个群岛)水域。当时的菲律宾群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群岛上各个部落常常发生械斗。麦哲伦以一个殖民者的心态介入土著械斗,结果被土著杀死。麦哲伦死后,船队驶往香料群岛,继续西行。1522年9月,疲惫而破烂的“船队”回到西班牙。其时的所谓“船队”,实际上只剩了一条船。经历3年,完成了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船队经历了饥饿、坏死病、船员的反叛、残酷的镇压、与土著的争斗、船只的破坏,出发时的260多人只剩了18人。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一条破破烂烂的船所载的香料,不但足够补偿5条船的资本,还有丰厚的利润可得。
毕竟,香料群岛的利润太过丰厚,葡西两国争斗不已,直到荷兰崛起,替代葡萄牙占领了爪哇,控制了香料群岛。而西班牙直到1565年,才在太平洋中辟出航线,占领了以马尼拉为首府的群岛,建立起殖民统治,并且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殖民地为“菲律宾”。对于西班牙,菲律宾的意义不仅是获取东南亚的香料,最重要的是由此还开始了与中国的关系。这一年是中国的明世宗朱厚熜的嘉靖四十四年。
从此开始,马尼拉的中国人骤然增加。此前在马尼拉只有40个左右的中国人,到1600年(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八年),不过30年左右,定居马尼拉的中国人猛增到15000人[27],还不包括往来福建、广东短期居留的商人。墨西哥的西班牙商人则把美洲白银用手工打成粗糙的银币(这种粗糙的银币被称为cob,即银碎块),尽管在西班牙,利用早期造币机械已经能够制造出精美的银币。南美殖民地在初创时期,既没有成规模的造币厂,白银到中国后,也并不以这些碎块当作货币,而需另熔成银锭。这些白银“碎块”在福建沿海常见出土(水)。
新西班牙和秘鲁的白银源源不断地从美洲运出。在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是一个通向菲律宾的主要港口;在马尼拉,西班牙商人用白银从中国商人手中换来的是新大陆的新市镇所需的丝绸、布帛、瓷器和茶叶。这些货物,比起从陆路历经重重民族国家转手运到西班牙,再渡过大西洋运到美洲,要便宜得多。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利用中国工匠打造了一种3桅或4桅的尖底货运大帆船,专用于来往于阿卡普尔科至马尼拉之间的航线,被称为Manila galleon,即马尼拉大帆船。这种大帆船重近2000吨,还可以搭载300到500名乘客。利用贸易风(信风)和洋流,单纯往返一次至少需要9个月以上。大帆船的出现,说明西班牙人对太平洋贸易风和洋流有了稳定的掌握。从此,每年有2~4艘大帆船来往于亚洲、美洲之间,大帆船贸易成为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与亚洲之间官方固定的贸易,殖民地以此取得贸易的税收。
◆上:西班牙美洲殖民地1655年打造的“银块”
下:西班牙菲利普三世1605年银币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
有资料说,到17世纪早期,每年约有57500公斤~86250公斤白银从美洲借助菲律宾流入中国。实际上,走私而无法统计的白银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1602年,墨西哥总督向西班牙提交的殖民地报告中说,这一年阿卡普尔科港运到马尼拉的白银达143750公斤,而5年前的1597年,从墨西哥运出的白银达到345000公斤[28]。从南美洲的秘鲁运出的白银同样数量巨大,据波多西城(今属玻利维亚)的报告,16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白银向中国的输出不断增长[29]:
1571—1575年平均每年41048公斤;(https://www.daowen.com)
1576—1580年平均每年124050公斤;
1581—1585年平均每年187591公斤;
1586—1590年平均每年202453公斤;
1591—1595年平均每年218506公斤。
这个统计的时间范围几乎都在明神宗万历年间。
根据欧洲学者的统计[30],从美洲运到亚洲的白银约占美洲白银产量的30%,其余70%以上是输送到欧洲大陆的。但是输送到欧洲的白银,其中的约40%仍然被送到了亚洲。由于中国看重白银,而欧洲需要瓷器、丝绸、茶叶和香料[31],输送到欧洲的白银,由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来接续成为海洋强国的尼德兰(荷兰)、英吉利等国运送到亚洲,有的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有的经印度、日本等国间接交易,最后仍然流向了中国。
除了直接或间接的输送,中国白银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地是日本。当美洲大力开采银矿的时候,日本也有了白银的发现。16世纪,经历了100多年战国战乱的日本,大名势力强大(大名即地方藩国的领主)。日本虽然名义上有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政权却掌握在将军手中,将军建立自己的幕府作为行政机构。但是地方藩国的领主势力强大后,各自割据,废立将军。强大的大名互相征战,为征服其他大名,努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所以在很多藩国的内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生产力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对外,各大名却闭关封锁。大约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也就是相当于明朝的嘉靖年间,几乎与西班牙占领中美洲,发现银矿同时,日本也在多处发现了金银矿藏。领有矿区的大名们于是大力开发金银矿,用作军费开支或对外交换商品。17世纪初,经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战争,德川家康最终结束了战国时代,将幕府建在江户(今东京),日本重新走向统一。在统一过程中,德川家康垄断了银矿的生产,把白银铸造成便于使用的货币,这种货币长条形的称作丁银,呈小颗粒的称作豆板。
◆日本江户早期丁银
(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藏品)
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百年间日本的白银开采达到高潮,然而遭遇到的却是中日两国贸易的寒冬。自元末明初以来,日本由于内战,大量战乱中失去生计的日本农民和下级武士结成武装团体,成为不断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倭寇”。所以从朱元璋洪武初年开始,就颁布了沿海居民与外国交易的禁令,这一政策被称为“海禁”。但是与海外船只交易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的重要生路,实行海禁就是断了沿海居民的生计,于是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官府为打击走私的军事管制越严厉,走私就越猖獗,发展到15—16世纪,中国的武装走私集团与日本的倭寇勾结起来。他们或是以日本为基地,或是把倭寇拉进武装集团,进入大陆攻城略地,对明朝造成很大的困扰。
在屡申海禁无效后,明政府干脆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是断了沿海居民经营外贸的生路,连广州、福州、泉州、宁波等商业港口之间的国内贸易也被禁止,甚至渔民的打鱼生路也断绝了,这就造成了倭寇、海盗与官府勾结,走私越禁越炽。嘉靖年间,明浙闽海防军务提督朱纨巡抚[32]浙江时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正是由于朱纨执法严格,采取了强硬的缉盗手段,沿海因走私致富的势力之家和官场中得益官员结合起来向他发难。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纨被迫自杀。“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卫所、战船)撤备弛禁。未几,海寇大作。”(《明史·朱纨传》)就在此后不久,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而“就日本而言,在1570年到1630年这一时期,国家实现了统一;城市繁荣发展,成为兴旺的国内贸易中心;矿山出产质量优异的白银,使得日本能够与东南亚开展十分活跃的贸易。日本船只依然不准与中国进行直接的贸易活动,因此日本白银与中国丝绸及其他产品之间的交换只能在东南亚的港口,尤其是马尼拉和会安(越南中部)进行”。
在这种贸易中,日本人需要的是:丝,日本的丝织业很发达,花色锦绣主要用作礼服面料,而里料则用中国绢纻,每百斤价银50~60两;丝绵,用作冬日絮衣,每百斤价银200两;布,日本不产棉,进口棉布用于制衣;红线,日本甲胄、刀带等都用红线,每百斤价银70两;水银,用于铜器镏银,每百斤价银300两;其他还有瓷器、铁锅、针、铜线、药材等。
以上是明朝《日本图纂》《筹海图编》等关于日本的著作列出的日本所需商品大宗[33]。因为中日双方不能直接交易,所以在东南亚,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用白银从中国人手中购买瓷器、丝绸、铁器等日本所需的商品,再把它们出售给日本人。日本人用自己出产的白银从欧洲人手里买中国商品,而这些白银转手又流到中国,欧洲人赚足了差价,最后无论是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葡萄牙从欧洲运来的白银,还是日本白银,都流入了中国。
由于上述外贸白银大多数是通过走私等非官方途径流入中国的,所以无论在中国的官方记载、西方和日本的资料中都极少记录,因之统计明朝从外国流入中国的白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近代以来,中外学者都对此做了很多努力,因为获取资料的来源和数量不同、统计的时间段不同、采用的方法和计量单位不同,各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各有不同,有的甚至出入甚大。若取其约数,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开辟太平洋航线起算,到明朝末年,大致通过大帆船航线输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吨左右;葡萄牙,特别是后来的荷兰、英国从欧洲运到亚洲(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也包括日本),再转运而进入中国的白银至少有5000吨;日本出口的白银,据弗兰克在《白银帝国》一书中综合几位学者的估计约在8000吨。
以上述粗略的估算,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已达2万吨。如果把这2万吨白银换算成中国市场习用的“两”,按明朝一两为37.3克计[34],达53600万两有奇。
作者评述:明朝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建立在明朝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明朝末期直到清朝前期的货币白银化则是建立在海外白银大量输入的基础上。当西方殖民者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就采取了用鸦片换回白银的手段。林则徐在一百多年前说的如不禁鸦片,中国将无可充饷之银,正是这种状态的反证。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世界经济相关性的增强(无论这种增强采取的是和平、贸易、殖民,乃至血腥的方式),对中国都是千年未遇的新问题。中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清朝道光年间到1949年,用了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