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朝的覆亡

二、元朝的覆亡

元朝的建立，使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北方摆脱了几百年来的战争困境，有了安定下来从事生产的环境。忽必烈在中统初年就开始设立劝农官，禁止蒙古贵族化田为牧，把增加农业人口和垦田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指标，使农业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

蒙古在从一个草原小部落发展成一个部族众多、人口繁盛的大民族的过程中吸纳、融合了大量周边部族，因而蒙古建立的王朝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特别是向西征服了大量西域乃至西亚国家，所以有很多西方来的人士生活在中原。因为种族繁杂，他们被通称为“色目人”（“色目”意即各种名色、名目，各种各样的人）。

这种开放的国家环境，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各方面的发展，所以元朝在工农商科诸方面都有可观的成绩。在农业手工业方面，棉花的引进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农学家王祯在他的《农书》中评价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枲，xǐ，大麻；苎，苎麻），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农务助桑麻之用，华夏兼蛮夷之利，将自此始矣。”在国家工程方面，疏浚运河，开凿通惠河，忽必烈又命探察黄河源头，创大都的运河漕运为海运。在科学方面，著名的水利、天文、数学家郭守敬在忽必烈支持下，开展全国范围的天文、大地测量，以此创制出精确的“授时历”等。

为使蒙古人也能提高文化，忽必烈在建元之初的中统元年就命来自吐蕃的八思巴创制一种“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新字制成，忽必烈发布诏书：“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在中央设立蒙古翰林院，国子监招收蒙古学生，同样学习《大学》《论语》之类儒学经典。

但是在大元宏大的光辉照耀下，帝国内部仍深藏着深刻的矛盾。

忽必烈崩后庙号世祖，世祖毕竟是蒙古贵族。他的身边虽有一批藩邸汉臣，但也有一批宗室贵族，还有一批色目人。这些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党羽。蒙古贵族虽然占领、统治了汉地，但在意识形态上还远未统一于中国的传统。因而在皇室内部、在朝廷内部，不仅存在思想观念上的斗争，还存在着激烈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从世祖崩逝，到元朝的末代皇帝顺帝登基，不过40多年，竟出现了10位“皇帝”，最短的只戴称号一个多月。[6]这种帝位的争夺对国内政局的稳定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朝臣中，儒生集团（其中也有汉化很深的少数民族）和色目人的矛盾对国家的统治政策和社会发展有着很大影响。世祖在位后期，色目人阿合马、桑哥等人就开始占据朝政。色目人来自西域，关注经商，关注理财聚敛，而很少关注民生，因而他们不但自己贪暴，还会结成聚敛集团，推动了社会矛盾的加剧。

在地方上，路府州县，各级第一长官“达鲁花赤”都由蒙古人担任。虽然朝廷各种公文都以“国书”（八思巴字）下达，只副以汉字，但是蒙古达鲁花赤们大多既不识“国书”也不识汉字，公务主要靠汉官处理。而这些达鲁花赤们却都会搜括聚敛。不担任官职的蒙古人，也利用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在各地享有各种特权，对汉族农民巧取豪夺，尤其是对土地的占有。

蒙古人虽起自草原，不事农事，但入主中原以后，蒙古人就迅速侵占汉人农田。一是把原有土地占为官田，用于军屯或民屯，使农民成为佃户；一是把农田占为职田，下达各级官吏可以占有的职田数，全国官吏都可依此占田；一是赐田，蒙古皇室和各级贵族宗室，多妻多妾，子孙繁多，遂有滥赐田地，史所罕见。占田的结果，使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有些蒙古贵族甚至对占有的土地不耕不稼，荒为牧场。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数十年间，腐败之迅速，也为史上所少见。因而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积累，民间的反抗不断暴发，终至形成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起于红巾军的起义，而红巾军的发动起于一项黄河水利工程。金元时期的黄河下游，与今天的黄河河道差异很大。黄河流至今郑州北，划了一个很大的弧，向东南方向流经徐州，进入淮河后从淮安方向注入黄海。元朝后期，由于疏于管理和治理，黄河堤岸早已年久失修，河水稍涨即溃。从顺帝至正三年（1343）起，黄河几乎年年决口。至正四年（1344），黄河从今天的山东、河南交界处向北决开，当时处于黄河北岸的曹州（今山东菏泽）、濮州（今山东鄄城）、济州（今山东济宁）、兖州（今山东兖州）等地平地水深二丈，民间损失极大，运河的漕运也被迫中断。大水显出黄河的河堤已是千疮百孔，年年不是此处便是他处，溃口不绝。至正八年（1348）正月，黄河大决口，淹没了济宁路的路治巨野（今山东菏泽市巨野县），济宁路的路衙不得不迁往济州。这场大水不但使今豫北、冀南、鲁南、苏北一带尽成泽国，而且冲入运河，向北漫延至济南、河间一带，截断了漕运，冲击了河北盐场，既造成大量灾民，又严重影响了国家盐税收入，迫使朝廷不得不决心解决河患问题。

至正九年（1349），右丞相脱脱召集大臣会议，讨论河患。会上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反对治河的人不少。唯工部郎中、行都水监、都漕运使贾鲁，不但坚持必须治河，而且提出了具体办法。其实早在5年前，贾鲁就曾沿河踏勘，往返数千里，画出沿河形势图，提出了具体办法。他的办法是上下两策。下策是修筑黄河北岸堤坡，用工较省；上策是“疏塞并举”，既筑北岸以塞决口，再开南河，合黄河南行走故道进入淮河，流向大海。贾鲁的办法令脱脱十分满意，决心按疏塞并举的方式彻底解除河患。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贾鲁被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贾鲁原来的职务最高是都漕运使，秩正三品，而工部尚书也是正三品的官秩。进秩二品、持银印，即享受副宰相的待遇，可见朝廷对贾鲁治河期望之切。贾鲁征发河南、河北13路的农民15万人，加上军队2万人，立刻开工。按照贾鲁的规划设计，工程进展顺利。由于集中了大量人力，“日力不足，火以继之”，日夜施工，到七月间黄河以南的新河道已经完工，八月正式通过新河把黄河水引入故道。北岸的工程是在汛季筑堤，贾鲁亲自指挥，制造巨型大埽（sào），创造了一系列河工新绩，到十一月北岸河堤完工，皇帝派专使到工地报祭河伯，贾鲁绘《河平图》上献，被超拜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

但是就在这一项空前成功的大工程上，引发了埋葬大元王朝的农民起义。

起义由白莲教[7]人士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发动。其实此前在河北、山东一带，小规模的暴动早已时有发生，整个社会人心不稳。特别是河工征发的都是黄河南北灾区民众。这些人被灾多年，衣食无着，早已怨气冲天，暗潮涌动。韩山童等人先在人群中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然后在将要开工的地段埋下了一个预先雕琢的一只眼的石人。待工地果然挖出石人，河工骚动，消息由北岸筑坝工地传向河北、山东，由南岸疏挖故道工地传向江淮。刘福通遂在汝（今河南省汝南县）颍（今安徽省阜阳市）一带借此号召群众，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是宋初大将刘光世后人，由韩山童下诏说天下“贫极漠南，富极塞北”[8]，以恢复大宋的民族斗争为号召。他们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杀黑牛白马，祭告天地，誓举义旗。这一行动惊动了官府，官府迅速派兵捕杀了韩山童，韩山童的妻子和儿子韩林儿逃向徐州一带山里。刘福通则组织当地的教徒和信教群众直接拉起了队伍。河上虽有两万军队弹压，使河工如期完成，但河南、河北、山东广大地域的造反却是弹压不住，中原各地广泛呼应，起义队伍头缠红布，被称为“红军”“红巾”，因为常有烧香活动，又被称为“香军”。有的队伍打起联旗，旗上联语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9]。

黄淮流域的红巾军鼓舞了长江流域的白莲教。以彭莹玉、徐寿辉等人为代表的教徒号召当地教民起事，迅速占领了蕲州（今湖北黄冈市浠水县）。蕲州自起事之初就建立了一个农民政权，直接称“宋”，徐寿辉称帝，改元治平[10]。

南北红巾军[11]的起义激发了早已涌动在底层的矛盾冲突和社会不满，在一些长年行走江湖的私盐贩、海盗等有见识、有胆量人物的号召下，愤懑已久的农民纷纷响应，大大小小的暴动队伍在南北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生发出来。其中较大的，北方地区有芝麻李、布王三、郭子兴等；南方地区有方国珍、明玉珍、张士诚等，猛烈冲击着元朝的政权。(https://www.daowen.com)

各地的起事迫使元朝廷赶快派兵镇压。但是此时的大元王朝早已没有了国初锐气，军队常以扰民剽掠为务，朝臣则以倾轧为事。丞相脱脱亲自率兵出征，麾下大兵百万，数败义军。正当脱脱攻打张士诚，连战皆捷，围张士诚于高邮城下之际，朝中权臣忌惮脱脱的战功，竟向顺帝进谗，把脱脱免官安置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后又流放云南镇西（今德宏州盈江县），终致鸩杀。贬脱脱的诏书到前线，“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如无所附者，多从红军”[12]，张士诚因而脱危再起。即便如此，朝中仍然内斗不断。皇帝妥懽帖睦尔懒于政事，日夜贪欢。朝政为皇后和皇太子、权臣把握，而皇太子、权臣又相斗不已。

政府军既难于成事，地方豪强武装遂发展起来。最为强悍的有孛罗帖木儿，其父原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以本部兵马为基础，招募民军进内地与红军作战，遂自成一军。其父在与刘福通作战中战死，孛罗帖木儿领父军，朝廷只得命其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逐渐成为尾大不掉的势力。有扩廓帖木儿，其父察罕帖木儿本是颍州沈丘（今安徽省临泉县）豪族，自招民军与红巾军作战，被朝廷授予汝宁府达鲁花赤的衔名，转战于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在作战中被红巾军以计刺死。扩廓是察罕的外甥，本名王保保，被察罕收为养子，随父作战。养父死后接统察罕军队，后被朝廷封为河南王、中书左丞相。扩廓转战于山东、河南、山西，消灭了北方的大部红巾军，成为又一个手操重兵的势力。有李思齐，原与察罕帖木儿共同起兵，当察罕帖木儿被任为汝宁达鲁花赤时，李思齐被任为汝宁知府。后察罕帖木儿兵入陕西，察罕被任为陕西行省左丞，李思齐被任为四川行省右丞，李思齐遂独立成军。有张良弼，世为地方武将，红巾军起时，率兵与红巾军作战，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中，尤以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势力最强，还有一些大小山头，或是从他们分出，或是被纳入他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在镇压北方红巾军的过程中，成为朝廷难于制约的军阀，为争夺地盘相互争战，北方大地又沦入军阀混战的深渊。

孛罗和扩廓不仅为争夺地盘而相互争斗，而且与朝中的皇帝、太子、权臣势力相朋党。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和他的母亲奇皇后总想废顺帝，交结扩廓帖木儿；顺帝则以孛罗帖木儿为外援。加上朝臣的派阀、宦官互相倾轧，宫廷、朝廷一片乌烟瘴气。

就在北方混乱之时，南方的红巾军发展起来，其中朱元璋的一支终于壮大，削平南方各派势力，大张旗鼓地北伐，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攻入大都。元朝若以世祖中统建元起算，立国108年；若以南宋亡国算，统一中国89年，至此覆亡。

明军占领大都，元顺帝北逃至应昌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明洪武三年（1370）病殂。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逃到漠北，试图重建大元帝国，史称“北元”。但是蒙古民族退回草原后，各部逐渐分离，“大元”成为一个名义上的称号。大明曾派军深入漠北，追击北元，蒙古诸部遂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