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宋的铁钱

二、北宋的铁钱

铁钱是宋朝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既是历史遗存的继续，也是现实的需求。但铁钱并非行用全国，而是分区流通。

川蜀铁钱

川蜀在五代时本是铜钱流通地区，只是到后蜀末年，为防备中原政权的入侵而铸造铁钱，以充边防军备。起初铁钱只用于北部的剑南和东部的峡江地区，大宋建国后，蜀主孟昶更为紧张，增铸铁钱，以致铁钱回流成都，在成都平原地区形成铜、铁钱并行的局面。

川蜀铁钱的铸造工艺较为精好，初行时，与铜钱1∶1流通，只是在发行时，夹在钱贯中，每1000钱（即1贯）内含铁钱600文、铜钱400文。大约是因为地偏人稠，环境封闭，民间并不以为意，甚至难于分辨铜、铁钱的区别。

乾德三年（965）正月，北宋大军入蜀，蜀主孟昶投降。蜀国宫廷府库充溢着金银、铜币、锦绮各类物资。正当征蜀将领们在宫内花天酒地、企图中饱私囊时，随军转运使沈义伦注意到了蜀宫物资。作为随军物资负责人，他认为应当把这些物资送到朝廷，于是联络了成都知府吕馀庆。吕馀庆是太祖在得知孟昶投降后派知成都府的，于当年二月入川。显然，吕馀庆对入川部队在川蜀的胡作非为也十分厌恶，对府库损失也感到担忧。同时，他们也看到蜀地铁钱精好，蜀民将铁钱与铜钱同等看待。乾德四年（966），他们“奏拣铜钱，计纲以发”，即请求将蜀宫中所藏铜钱集中，成批发往中原。同时以1100文铁钱作价1000文索购铜器，一并发往朝廷。这些铜钱都是原蜀国的“大蜀”钱、“广政”钱，当然不允许再投入流通，送往中原，是与搜购的铜器一同作为铜原料，供内地铸造新钱。

乾德五年（967）二月，沈义伦调入京城任户部侍郎；六年正月，吕馀庆由刘熙古接替，入京任参知政事，二人在蜀只有两年有余，即双双离蜀。但由于二人搜括铜钱铜器的意见为太祖采纳，蜀中钱币日显不足。开宝三年（970），雅州（今四川雅安市）人曹光实[5]建议在雅州百丈县（今雅安市名山县百丈镇）置监铸铁钱。雅州自古就有铸钱能力，汉代武帝赐邓通铜山铸钱，其铸钱之地即在雅州。雅州百丈监是宋朝在蜀所设的第一个铁钱监，以后又在益州、邛州、眉州、嘉州等地增设钱监，以满足蜀地因为铜钱缺少而造成的不足，同时也必须以“宋通元宝”铁钱替换原“大蜀”“广政”钱。

自实行川峡铜钱运京政策以来，川内铜钱日渐减少。此时蜀地已经属宋，在内地与川蜀间奔波的商人大大增加。由于铁钱出川即不能行用，所以凡商人出川必须将铁钱更换为铜钱。在铜钱日少的情况下，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日渐上升，由1100∶1000升至1500∶1000。而铜钱调运出川却始终未停。神宗时曾巩记述：“自乾德间，孟昶既降，府库充溢。重货铜布由舟运下三峡，轻货设传置，以四十兵隶为一纲，号曰进纲。水陆兼运十余年，始悉归内库。”所谓重货即铜钱，由水路经三峡出川；轻货即金银、高级纺织品等重量轻、体积小而价值高的物品，每一批由40名兵士押送，沿途设置“传”，相当今日的“兵站”，翻越秦岭，送到汴京。这样水陆兼运达十余年，川蜀资财都运归内库。十余年后，川中铁钱与铜钱的比价已达10∶1。

川中铜铁钱比价的变化催生了一批贪官。转运副使聂咏、转运秘书丞范祥、东川转运使宋覃、同转运卜伦，趁物价高涨，将自己的月俸铜钱加价与民兑换取利。事发之后，除处理涉事官员外，也停止了以铜钱征收赋税，川峡逐渐成为纯用铁钱的地区。

陕西铁钱

中国自五代起，政治中心已从长安移到汴洛一带。由于东有黄河、崤山相夹，南有秦岭阻隔，陕西成为隔离于政治中心之外的相对独立的区域。宋代的所谓陕西，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区划，而是对含今陕西全省，甘肃、青海、宁夏与陕西相邻部分，以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的统称。陕西本是使用铜钱的地区，铁钱的使用缘于宋夏关系的变化。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占据今陕西北部、西部及宁夏一带的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国名大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建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建国的同时，元昊向宋派出使节通报建国之事。宋仁宗得报大怒，不予承认。元昊于是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1040年）起发动了对宋的战争。这场战争延续了四年，打打停停，经历了几次大的战役，宋朝不得不在陕西集中重兵，西北边境的军费猛增。

恰在西北战事将起时，韩琦出使四川（韩琦是北宋名臣，但此时还是一个30岁出头、崭露头角的中书省官员——右司谏，因为工作有成绩，被命在翰林学士院权知制诰，即替皇帝起草文件），他回程时对陕西的山川、民情和敌情做了详细调查，在向朝廷提交的报告中提到，陕西产铁，可以铸钱以助边费。只是作为一个中级职能官员，他的意见还不能成为政策。但正是由于这个报告，他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与此前后，另一个官员，屯田员外郎、通判河中府皮仲容也提出了陕西铸钱的意见。河中府位于陕晋交界、黄河由南流而向东的折转处，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运城地区，当时属陕西辖境。皮仲容建议陕西铸造大铜钱，以一折十，以应军兴之急。他的建议经朝官讨论也被认为可行。

自康定元年起（1040），西夏元昊正式向宋朝发动大规模战役，宋朝猝不及防，当年在三川口大败。于是宋廷紧急调韩琦、范仲淹分守宋夏边境，招募军士，运集粮草，修筑城砦，钱币问题从议论立刻变为现实的需求。当年十二月，皮仲容就被任命为知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兼提点采铜铸铁钱事。皮仲容上任后就在本州洛南县（今商洛市洛南县）设置了阜民监，在相邻的虢州朱阳县（今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设置了朱阳监。两监所铸为庆历重宝大铜钱和庆历重宝大铁钱（康定二年改元庆历）。在陕西自铸大钱的同时，仁宗又命河东（今山西省）钱监和内地的江、饶、池州铸造小平铁钱，运往陕西，以应急需。(https://www.daowen.com)

增铸铁钱的结果，是在陕西出现了4种钱币：小平铜钱、小平铁钱和大铜钱、大铁钱。大铜钱1枚名义折小铜钱10枚，实际上3枚小钱即可翻铸1枚大铜钱，铁钱也如是。民间于是盗铸风行，钱法大乱，物价飞涨。由于铜钱价值高于铁钱，盗铸大铜钱获利较高，因此少有盗铸大铁钱的。

庆历四年（1044），宋夏之间达成和议，夏对宋称臣，宋每年“赐”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逢节日或元昊生日另“赐”银绢；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和镇戎军高平砦（今宁夏固原）的两个榷场恢复互市，议定禁运物品（相当今之负面清单）。庆历八年（1048），规定了大铜钱改折小铜钱三，小铜钱折小铁钱三，陕西的货币市场才逐渐平稳下来，陕西终成铜铁钱混合流通的地区。

河东福建铁钱

所谓河东，是指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的地区，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这里原本是行用铜钱的地区，使用铁钱，是陕西行用铁钱的延伸，促成其事的是张奎。

张奎，进士出身，曾出任多处地方官，也曾在朝廷任职，还曾任多处转运使，对民情、政情十分熟悉，断狱、处理财经问题得当，官声甚好。其弟张亢也是进士出身，为人豪放喜武，后转为武官，在陕西前线秦凤路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任职。张奎早已预见到元昊必反，曾多次向朝廷上奏，论西北攻守之计。正当用力西陲时，却值母亲去世，丁母忧期间，兄弟二人反复交流对陕西形势的意见。其后元昊果然称帝攻宋，张亢任为泾原路兵马钤辖（驻渭州，今甘肃平凉，统周围五州兵马）、知渭州。张奎则被任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驻庆州，今甘肃庆阳，辖周围五州）、知庆州，兄弟二人又同在面对西夏的前线。

康定元年（1040）十二月，河中府通判皮仲容提出陕西铸大钱，以应军兴之急的建议，正中兄弟二人之意。不过兄弟二人性格不同，处事方法也不同。张奎极力赞同皮仲容的意见，上表请求铸钱；张亢则干脆自己动用地方库银出卖，以贸易所得助军费不足。结果张亢为人所告，官场蹭蹬；张奎则在庆历元年（1041）五月被任为陕西都转运使，掌管整个陕西地区，含永兴军（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关中地区）和边境四路（庆历元年，陕西前线划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的物资供应。因为知道邻近的河中晋州（今山西临汾）产铁，张奎与知永兴军范雍联名在当年九月请求在晋州铸造小铁钱，以助陕西边费。

为请河东铸钱，庆历二年（1042）十月，张奎又被任为河东都转运使。河东地区与陕西不同，面对的是西北的西夏和东北的契丹两大劲敌。庆历五年（1045），张奎在河东奏请在晋州、泽州（今山西晋城市）、石州（今山西吕梁市）和威胜军（今山西长治市沁县）铸小平铁钱，不输陕西，留在河东与小铜钱并行。于是河东地区也成为铜铁钱并行区。

不久张奎调离河东，河东铁钱却大出问题。问题在于河东矿产丰富，不但产铁，而且产煤。煤的热值高，易于炼铁。铸钱成本既低，民间于是盗铸风行，社会上铁钱迅速膨胀，致使河东钱轻货重，物价飞涨。河东只得改为小铁钱2枚折小铜钱1枚。后来因为地区不同，有的地方改为3折1，甚至5折1，官方不再铸铁钱，旧有铁钱不禁，河东形势才稳定下来。

福建在闽国统治时期，铜铁铅钱并行，十分混乱。入宋后，旧钱不用。但是福建交通不便，新铜钱一时艰于运输，流通不足，朝廷曾一度命建州（今福建建瓯市）铸造大铁钱。此事延续时间并不长，不久即罢。为此朝廷命福建所有铁钱每1000钱等同宋省钱标准一贯770文铜钱，且不得运出福建。

作者评述：铁钱是宋代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北南两宋，铁钱的作用又有所不同。北宋的铁钱本是承继于五代割据的分裂状态，四川成为铁钱区是出于统一的战略需要；陕西、河东的铁钱则是由于突然而至的战争造成的军费猛涨，是对铜钱的被动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