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后期的货币
穆宗在位时，中原的五代时期被赵氏大宋朝结束了。宋朝建立之初，虽然对石晋出卖幽云十六州耿耿于怀，但其时太祖赵匡胤着力于剪灭割据政权，而且对辽国多少还心存忌惮；辽国方面，穆宗羸弱，景宗幼弱，除了宋朝攻击北汉时，辽国应北汉之请曾有驰援外，双方尚无大的战事。辽圣宗12岁登基，改元统和（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国号恢复称大契丹，国政由景宗后萧燕燕（汉人称为萧太后）执掌。此时宋朝统一藩镇的战争基本结束，太宗决心收复幽云十六州，发动了北伐战争；萧太后也是个坚毅果决的人，能亲自跨马行阵。双方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尤其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太宗亲征，结果宋军大败，双方都损失惨重。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亲自率军南下，宋真宗不得不御驾迎战。双方经反复交战，都已感力疲，遂于年底订成“澶渊之盟”，结束了20多年的拉锯交战局面。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长期对峙，却也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基本和平局面。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对契丹尤其重要。避免了人民长期的战争负担和人员损失是一个方面，在物质的直接受益方面，契丹（大辽）每年可以获得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终契丹（辽）一代[28]，辽仅通过岁币获得的财富即达银3150万两、绢1970万匹[29]。
除了这些非经济手段获得的财富，更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以后，宋朝正式开设宋辽间的榷场，使宋辽贸易正常化。宋朝从太宗以来，断断续续也开过几次榷场，数量既少，时间也短暂。澶渊之盟的第二年，“令雄州（今河北雄安新区）、霸州（今河北霸州市）、安肃军（今保定市徐水区）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传诣三榷场，与转运使刘综并所在长吏平互市物价，稍优其直予之。又于广信军（今河北保定以北、徐水以西）置场，皆廷臣专掌，通判兼领焉”（《宋史·食货志》）。这四个榷场都由朝廷派京官（都官、廷臣）直接管理，既管理交易品种，也管理物价。宋朝列出不许交易的物品（用今天的话说，即列出“负面清单”），最主要的，一是书籍，除“九经”（即儒家经典）一类外，概不许出口。主要原因是中原的文臣有一个习惯，喜欢自编文集，收录自己的奏章、时论一类的文稿，朝廷认为其中含有大量政治经济情报。一是钱币，因为宋朝的钱币外流十分严重，朝廷屡次强调严查钱币出境。朝廷正式用于出口的物资，主要有：香药、珠玉、犀角之类，这其实是东南沿海进口的物资，宋朝市舶司以实物抽税，打包送京，朝廷多年累积，库房充斥；绢帛纺织品，这更是中原物产的大宗；此外，茶也成为输出大宗。契丹饮茶之风大盛，从皇族到平民，茶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商品；另外有瓷器、漆器，这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变化。这类易碎品本不适合游牧迁徙和马上颠簸；秔糯（秔即粳，不太黏的稻米），这在契丹上层的饮食结构中完全是新的成分。除了这四大榷场之外，地方上也有几个稍小的榷场。从契丹进口的货物主要是羊、马、橐驼（即骆驼）等牲畜和畜产品。契丹为了贸易和税收的需要，也在涿州、朔州等地设置了榷场，以吸引宋朝商人，特别是吸引宋朝的钱币。
两国贸易的增加，极大地推动了契丹货币经济的发展。至于在各榷场之外的走私经济，可能更大于官方贸易，因而宋钱的北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也推动了契丹北面部分的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契丹也在这个时期，加大了自铸货币的规模。从出土发现和传世实物来看，澶渊之盟以后的契丹（辽国）自铸钱币数量大为增加，品种主要有[30]：(https://www.daowen.com)
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新城子镇三道营子发现了一个辽代钱币窖藏，共含钱币775.75千克，20余万枚。这个窖藏钱币经过了完全的清理，其主要内容为[31]：
窖藏中夹带有前朝钱币，甚至远代的钱币，是古代钱币窖藏中的常见现象，在这个窖藏中含有少量隋唐以前乃至先秦钱币，同样十分正常。含有少量西夏、高丽钱币对于辽与夏、朝关系也难于做出概率论的说明，毕竟钱币的基本特性是流动。但是近80000枚的唐钱和16万余枚的宋钱就具有了强有力的统计学意义。它证明学者们关于契丹早期使用唐钱，中后期主要流通宋钱的判断是正确的。另外窖藏中含有200余枚辽钱，远多过契丹前期钱币的数量，也说明在辽的中后期，自铸钱币已不仅是象征意义，而是确有补充市场流通钱币需要的意图了。
作者评述：三道营子窖藏所在的林西县，位于赤峰市北部地区，三道营子村属于林西县南部、西拉木伦河畔的新城子镇，正是契丹民族发祥的地方、辽的腹地。这里附近有多处辽代古城遗址，与辽都城上京所在的巴林左旗相邻。钱币窖藏发现后即由当地专业人员做了及时清理，内容完整、清晰。窖藏所含的辽代钱币，上限为契丹建国之初的通行泉货，下限为辽末天祚帝的天庆元宝；所含宋朝钱币下限为徽宗朝的政和通宝，与宋朝北伐配合女真夹击灭辽的时间也大体相合。这说明这个钱币窖藏的入藏时间应是辽末，它几乎是有辽一代整个货币状况的反映。所以，三道营子辽代钱币窖藏对于辽代经济研究有着典型的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