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时代的货币
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部落所处的生活和社会环境是十分严酷的，生活需求也非常简单。南宋理宗时，彭大雅曾两次出使蒙古，第一次是绍定五年（窝阔台四年，1232年），应蒙古之邀，商讨联合灭金国事；第二次是嘉熙元年（窝阔台九年，1237年），蒙古灭金后南下侵宋，出使斡旋。他在使团中任“书状官”，职责所在，注意观察和了解蒙古的民族风土、人情、历史、风俗等，归来写成《黑鞑事略》[4]。关于蒙古人的衣食，书中记道：
其食，肉而不粒，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羱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燕会不刑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其饮马乳与牛羊酪……其味盐一而已……
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纻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
其言语，有音而无字，多从假借而声称。译而通之，谓之通事。其称谓有小名而无姓字……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今用六甲轮流，皆汉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鞑之本俗，初不理会得，只是草青则为一年，新月初生则为一月。人问其庚甲若干，则倒指而数几青草。
“肉而不粒”即饮食中没有谷物，“其味盐一而已”即无须更多调味品，“旧以毡毳革”即窝阔台即位后建都城前服装几乎没有纺织品。这大体就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人们的生活中基本不存在商业，也就不存在货币。
但是还是有一些来到草原的西域商人有机会与蒙古人相见。《蒙古秘史》说铁木真与克烈部王罕斗争时（约当金泰和三年，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遇到一个叫“阿三名字的回回”，他骑着一头白骆驼，赶着1000只羯羊，“顺着额洏古涅河（按即今额尔古纳河）易换貂鼠青鼠”（总译一八二）[5]。这个回族人，在《蒙古秘史》的原文中写作“阿三（人名）撒儿塔黑台（种）”。伯希和认为“撒儿塔黑台”源自梵文的“商人sārtha”，系指中亚花剌子模[6]。所谓“阿三”，后来的学者将其还原为Hasan，用今天的译法，就是“哈桑”。西域穆斯林来到草原后，由于他们长途贩运，见多识广，有文化知识，特别是经历地方多而懂得多种语言，往往为草原部落的酋长们笼络在身边，既可作为办事官，又可作为翻译，下述乃蛮的塔塔统阿即是一例。
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获了乃蛮部的掌印官塔塔统阿，看到他怀中揣着官印，问他这是做什么用的，塔塔统阿回答：“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这个塔塔统阿是回鹘人，于是成吉思汗也命他为自己治印，还要他用回鹘文为自己记事。
然而，当成吉思汗崛起，向东部发展，并吞了乃蛮、克烈等诸部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世界征服者史》记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7]：
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因为蒙古人没有定居于任何城镇，商旅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汇集，所以衣物在他们当中非常缺乏，跟他们做买卖所得到的利益，人所共知。(https://www.daowen.com)
于是有几个中亚商人，在各地收购了大批纺织品，有织金料子、棉织品、撒答剌欺（布哈拉附近所产的一种著名衣料）等，到蒙古贩卖。
到这个时候，蒙古诸部大多被成吉思汗所败，他们的驻地被毁，而且整个地区的叛乱已被肃清。所以成吉思汗在大道上设置守卫，并颁布一条札撒（按即法令）：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
这几个商人在边境当然被扣住，连同货物送到了成吉思汗那里。商人们当着成吉思汗摆开那些在中亚地区低价采购来的纺织品，那些以每件10个或20个“的那”（dinar，阿拉伯金币，现通译“第纳尔”）买来的织品开价“三个金巴里失”。“巴里失”是波斯语所称的中国金银“锭”或“铤”[8]。听到这个开价，成吉思汗对他的吹嘘很震怒，嚷道：“这家伙是否认为我们这儿从前根本没来过织品？”
成吉思汗把自己从乃蛮、克烈等诸部收到的战利纺织品拿给商人们看，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货品。然后再问这些货物的价钱，商人们再也不敢开价，倒说：“我们把这些织品献给汗。”这句话得到赞许，于是成吉思汗叫每件织金料子付给一个金巴里失，每两件棉织品与撒答剌欺付给一个银巴里失……
这些商人返回的时候，成吉思汗命他的儿子、那颜（按即千户的首领）、将官，各从自己的部属中抽调两三个人，给他们一个金巴里失或银巴里失作本钱，让他们随那队商人去算端[9]的国土，在那儿做生意，收购奇珍异宝。
这个故事的后续却很不有趣。成吉思汗庞大的商队来到花剌子模，被一个边境城市的长官洗劫，商人全都被杀，只有一个蒙古人逃回到成吉思汗身边。这件事彻底激怒了成吉思汗，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成吉思汗十四年（金宣宗兴定三年，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大汗举兵开始了西征战争。此后8年，成吉思汗都在不断征战中度过，直到崩逝。
作者评述：大蒙古国早期的资料非常稀少，从上引几段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成吉思汗的时代，尽管已经称为“国”，但这个“国”字不过是汉文化对Ulus一词的译法，实际只是部族首领、酋长领地的升级，与一个规范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当时蒙古境内连一座长期定居的城镇都还没有，忽里勒台大会也不过是在主持者游牧所至的营帐地举行。成吉思汗征服的乃蛮、克烈、塔塔儿等部，比蒙古部要进步些，距西域各国和金国也更近些。在征服他们的过程中，成吉思汗获得了人才，获得了知识，也获得了财富，包括大量的金银。这些金银一是在与金国的战争中得到的战利品，二是乃蛮、克烈等部的库藏，但来源可能主要也是金国。这些金银，特别是银锭，在波斯语中因为形似“枕”而称为“balish巴里失”。而在《蒙古秘史》中，它被称为“速客思”，汉语译为“锭”。根据一些汉蒙对译资料，速客思可以还原转写为sükes，它的蒙语原意为“斧”，和巴里失一样，因为形近而用于称呼银锭[10]。与枕、与斧形近的银锭，正是金国的束腰形银铤（也同于南宋银铤）。
成吉思汗虽然组织了商队，也下发了大量金银锭，但不是为了用于蒙古内地，而是向西域商人学习，到外国去采购财宝，而且这样一次偶然的行动也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并不成功。在蒙古内地，这一时期尚没有真正的商业行为的发生，也没有制造货币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