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灭佛与铸钱
唐朝皇室姓李，自认是老子李耳的后人，所以崇信道教，在唐朝建立初期，对佛教采取了尊重和有限制的兼容态度。武后当政时期，曾将佛教作为政治工具，一度将佛教抬到道教之上，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全国大行“大云经”，建“大云寺”，但到开元天宝时期，玄宗就将佛教抑制在一个较为狭隘的环境气氛中。整个唐朝前期，佛教文化虽然较前代有了相当的发展，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佛教的本土化宗派逐渐形成和发达，但主要是在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中流行。只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佛教活动有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发展。
多年的战乱，河北、河南地区几乎赤地千里，关中地区也遭到乱军的反复蹂躏，民众不堪其苦，期望着和平、稳定的生活；朝廷中，皇室长期承受着藩镇、外族和宦官的压力，皇帝无力解决；政府则在战乱后窘于财政的短绌，急于寻求聚财的办法，这些都成为这一时期佞佛的外部环境。
佛教的异常活跃始于代宗。代宗事事拜佛，已经迷信佛教到了无理智的程度，连外敌逼近京城，他也靠僧人念《护国仁王经》御敌。皇帝佞佛，政府就希图利用佞佛的社会环境解决财政窘境。安史之乱中，太子李亨身边的裴冕等人拥立太子称帝，裴冕被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成为宰相。为解决逃亡中的政府的财政问题，裴冕等人建议卖官鬻爵，同时出售僧道度牒以聚财。从此以后，无论僧尼学问如何，甚至不必会念经，只要交钱，即可为僧。朝廷有此生财之路，代宗、德宗、宪宗诸代皇帝就都相沿不替。
这一做法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僧侣可以不事生产，不纳税而单纯接受布施，全社会僧侣数量爆炸性地增长。大批僧尼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本人逃避赋税，大批民间寺院出现。其时佛教寺院分为寺、招提、兰若（rě）三类，寺是官方批准、赐题庙额的寺院，招提是民间自建的庙宇，兰若则是僧侣们建在山野间的寺庙。这些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作为庙产收取地租，却不向政府纳税，又占有大批奴仆劳力。代宗大历年间一个员外郎彭偃说：“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一个和尚须五个以上的丁夫供养。
不仅如此，这些寺院还大量使用钟、磬、法器、佛像，稍求奢华，就都以铜铸造。更有甚者，连屋瓦都用铜铸。唐朝本就缺铜，铜价高于钱价。唐朝社会经济水平显高于前代，铜镜、铜盆、铜灯等民间日用器物用铜量也随之增加，所以常有人以钱币熔铸为铜器。按《新唐书·食货志》说“销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唐初规定的开元通宝为每千枚重六斤四两，熔化1000枚铜钱除去损耗可以得到6斤铜料。市面上的铜器每斤却卖到600钱，也就是说，1000枚铜钱熔铸成器可以卖得3600钱，除去原料1000钱和人工、燃料，至少可以净得2000钱以上利润。所以朝廷屡禁铜而社会上屡销钱不止。自皇帝倡导崇佛，全国佞佛空气愈演愈浓，大量钱币被销镕铸作寺院的佛像、法器，以致钱币的紧缺越来越严重。
开成五年（840）文宗崩，武宗李瀍（会昌六年临崩改名李炎）由宦官拥立。武宗即位不久即命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实任宰相。李德裕利用武宗崇尚道教的心理，开始禁佛。从武宗会昌元年到四年间（841—844），李德裕逐步奏请沙汰僧尼中的过分冒滥者，限制僧尼占有的奴婢，禁止各寺院供奉“佛牙”，到会昌五年（845），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是年七月，武宗批准中书门下的奏请，正式下令灭佛。其措施为：并省天下佛寺，长安只留四所，地方州郡里，上州留一所，下州全废除，上州寺庙建筑损坏的，不再维修，直接撤除；裁撤僧尼，长安四所佛寺每寺留30人，上州寺院大的留20人，小的留5人，其余僧人勒令全部还俗；没收寺产，寺院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不但收缴寺院所有佛像、钟磬、法器，凡民间衣冠之家自有的佛像，无论金、银、铜、铁，一律在一个月内收缴，不上交的，依禁铜令处罚。
这一系列措施的收效十分明显。八月，武宗下制说到灭佛的效果：天下拆毁寺院4600余所，招提、兰若40000余所，还俗僧尼260000余人，收上等田地数十万顷，把寺院奴婢转为两税户150000人。顺便还把境内的大秦（基督教）、穆护祆（祆教）的传教士3000人都勒令还了俗。(https://www.daowen.com)
其时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永平监的一个官员李郁彦看到大量寺院金属佛像、法器被毁，遂上奏请示，要求将铜制的佛像、钟磬、香炉之类器具收归巡院。巡院本是代宗时盐铁转运使刘晏在淮、楚一带为收缴地方两税、督管漕运而设的派出机构，后来各道往往都设有巡院，所管业务也逐渐扩大。饶州在战前就设有具两炉的钱监，岁铸钱币7000贯，名永平监。[45]所以监官李郁彦就想利用这些佛像、法器，要求将这些铜器留在当地。宰相李德裕同意了这个意见，命将收缴的铁制品交各州用于铸造农具，金银制品交度支收存，铜制品则用于铸钱。但是朝廷自代宗大历年间就已不再设铸钱使，铸造事务一般归并为盐铁使管辖。盐铁使表示以现有生产能力已不足以再接收这么多铜器的改铸事务，可以由各道的观察使在收缴当地铜器后自行铸造，这个建议也得到了批准。
最先自行铸钱的是淮南节度使（驻节扬州）李绅。李绅，润州（今江苏镇江）无锡人，进士出身，年轻时为一时才俊。只是屡遭朋党排挤，官运蹭蹬，直到武宗即位后，才被任为宰相。在相位才四年，又患中风，虽然没有偏瘫，却已行走困难，遂向皇帝请求罢退。会昌四年（844）十一月，武宗任命他为条件较好的淮南节度使，仍挂守右仆射、同平章事衔。淮南在安史之乱前就有两个钱监，设有铸炉10座，是铸钱实力较强的地方，又是粮盐各类货物的集散地，人烟辐辏，寺庙众多，所收佛像、法器也格外多，本是大唐铸钱举足轻重的地方。盐铁使既然表示无力加铸，李绅遂建议由各地根据条件自行铸钱。只是各地铸钱条件不同，没有国家统一管理，恐怕钱币的标准性难于掌握。李绅的建议是，各地所铸应标注铸地。李绅自己身在扬州，心挂朝廷，首先以武宗的年号为标识，铸开元通宝，在背后加了一个“昌”字。此后，很多地方都以加地名的方式铸造了新的开元通宝钱。已经发现的钱币背文有23种[46]，列表如下：
续表
这些新铸的开元通宝，由于各行其道，各地铸造技术不同，大小轻重也不太统一，从现存的钱币来看，轻的仅2克左右，重的近5克，大多在3.5～4克。钱背的文字一般是用一个字戳，加盖在做好的砂型上，再浇铸而成的。因为字戳制作的好坏、手工加盖时手法的轻重等不同的原因，这些钱背文字往往漫漶不清。大概也是由于钱币质量的不稳定，朝廷原拟定交易一律用新钱，禁用旧钱，以免市场发生币值矛盾。然而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皇帝暴崩，年仅33岁。
武宗病笃时，掌握兵权的宦官们私下集议，矫诏立武宗的叔父光王李怡（即位后改名忱）为皇太叔。所以武宗刚刚驾崩，光王即在柩前即位，是为宣宗。宣宗即位，一反武宗政策，李德裕等人立即被贬出京城；大中元年（847）闰三月，下敕被毁的寺庙都予恢复，还俗的僧尼可以重新发给度牒。于是各地新铸的会昌钱也全部作废，仍使用旧开元通宝。由于新钱背铸有字，又都被毁铸为佛像。会昌开元钱从会昌四年底开铸，到大中元年被废，一共只行了两年，实际铸造不过一年有余。
作者评述：从会昌开元钱背文字可以看出，铸造会昌开元钱的州，基本上都在原尚服从朝廷的方镇，而那些一向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河北强力方镇，成德、魏博及淄青、昭义等各道的节度、观察使们，似乎对武宗的任何诏、赦、敕都无动于衷。他们虽然名义上尚奉大唐皇帝为君，但仍是割据一方。一旦方镇内势力变化，军士立刻作乱，自行废立节度使，朝廷仍不得不予以追认。李绅之所以提出钱背铸字的意见，恐怕也是鉴于国内的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