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人，原名白圭，字叔大。居正祖上元末时随太祖朱元璋起兵，建国后因军功封世袭千户，以此隶军籍，世代为军人。张居正的曾祖因为不是长子，不得承袭世职，但军人以身报国、豪爽不羁、勇于任事、杀伐决断的家风却已是相沿成习。张居正祖父时，家道中落，到辽王府当了一名侍卫。为改变家境，让儿子改走科举道路，到府学读书。毕竟世代为武，张居正的父亲屡试不中，但是为儿子创造出一个读书的家庭环境。12岁时，张居正投考府学，答卷出色，令考官十分惊讶，知州看他是个人才，为他改名居正，张居正于是成为一名府学生，这一年是嘉靖十五年（1536）。

第二年，张居正参加乡试，成绩很好，考官很想本场出一个神童，极力主张录取。当时的湖广巡抚也早就赏识张居正，甚至解自己的腰带相赠，以鼓励他上进，并且让自己的儿子与张居正相识。但他看了考卷后，却说张居正才13岁，太早入仕于他的前途不利，应该让他受些挫折，以增加历练。所以张居正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16岁时才考中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22岁，会试中二甲进士，选为庶吉士，进了翰林院。这一科人才济济，有李春芳，本科状元，隆庆年间做到首辅；王世贞，后来成为一时文坛领袖，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吴百朋，本科三甲，扬州抗倭成一代儒将，官至刑部尚书；杨继盛，本科二甲，以严词弹劾权臣严嵩，终因此蒙冤弃市而成一代名臣，而尤以张居正为同年中之佼佼者。

翰林院本是皇帝的秘书机关、文史侍从机关，庶吉士是翰林院里的见习官员。明朝从中期以后，中央机构中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大，阁员已被人目为宰相了，而且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所以，一入翰林院，往往被好事者看作“储相”。庶吉士三年结业，称散馆，或是留院授编修，或是分配到朝廷各部门任职，或是外放任地方官。有此前途，又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所以一些进士入了翰林院，便终日散漫，留意于诗文、文玩。张居正却利用翰林院密迩政治中心，又有丰富的图书和历代档案的条件，专心研究历代和本朝典故，属意朝廷政治动向，关心社会现状。像这样不随常流的庶吉士，自然得到了当朝内阁学士的注意。

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庶吉士散馆，留任正七品的编修，就算是正式的翰林了。以他在翰林院3年的观察，当年就上了一道疏，指陈时弊。他开篇就说“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于是他就直谏：“今陛下即位以来二十八年矣，群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虽陛下神圣独运，然自古帝王未有不亲近文学侍从之臣而能独治者也。”语气显示出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方刚气性。他接着直陈当今之世存在的弊端，说当朝有五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五弊形成非止一日，但是这还“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僚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何五者之足患乎？”

这就不是批评时政，而是批评皇帝了。张居正的批评是事出有因的，嘉靖皇帝当时不见群臣确实已有八九年了。嘉靖皇帝本是分封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的兴献王的世子。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驾崩时未有嗣，所以抬出武宗的庶堂弟、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熜继位，年号嘉靖。朱厚熜年仅13岁，却是聪明极顶，一上台就要追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考。这一举动大出群臣意外，群臣之推出朱厚熜是要以其继武宗父亲之嗣，小皇帝却要自立统系，尊自己的父母，所以遭到群臣极力反对。双方争持3年，年幼的嘉靖皇帝对反对的群臣施以廷杖，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横飞，竟酿成明朝历史上一场重大政治事件，称“大礼议”，硬是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在即位之初，嘉靖颇有励精图治的气象，但是他同时又迷信方士，崇尚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为此征用大批宫女服务。宫女们不堪皇帝淫威责罚，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其年以干支纪为壬寅年）十月，趁皇帝熟睡，密谋勒死皇帝。谁知因为紧张，绳绦打成死结，不能勒紧，事亏一篑，酿成“壬寅宫变”。经此一惊，嘉靖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海、南海三海），再不见群臣，即张居正所说“不见陛下清光八九年”。

从这篇奏疏看，张居正早在释褐[50]之初就已经对社会情状和朝廷政治有了相当的了解，这和后来张居正力主实行改革的措施是一脉相通的。但是张居正批评皇帝的奏折，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丝毫波澜，皇帝照例在西苑斋醮，权臣首辅严嵩照例掌控着政府运作。倒是张居正的同科杨继盛，因为弹劾严嵩，遭遇了大难。杨继盛，直隶容城（今属河北雄安新区）人，进士登第后官场也遭蹭蹬。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继盛在兵部员外郎位置上弹劾严嵩，举严嵩“十罪五奸”，竟被下狱而遭严刑。这类事对张居正刺激很大。他感到社会上“贫者裋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纨绮；百姓藜藿不饱，而在位者或厮养厌粱肉”；朝廷上又“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29岁的张居正气盛之下，竟在嘉靖三十三年拂袖称病，回了江陵。

回到江陵，张居正在家乡山里辟地数亩，起盖一座数椽小屋，身边留几个童仆，或植修竹，或种穜稑（tónglù，指成熟期不同的谷物），向野老学习观察土地燥湿，与乡民同享丰歉的苦乐。实际上他同时又在读书、思考，如何看待社会和政治，自己应取何种态度，如是者三年。其间，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月，张居正约同几位好友游南岳衡山。行至莲花峰方广寺，天色已晚，近有二贤祠，新近才竣工，是纪念南宋朱熹、张栻两位理学大师的祠堂。南宋乾道年间，朱熹、张栻踏雪同游方广寺，唱和百多首。不久前，张居正的前辈进士尹台（嘉靖十四年登第入翰）出差湖南，仰慕两位大师的盛事，出资修建了二贤祠。张居正一行前往瞻仰，适逢天雨，遂在祠内嘉会堂就宿。谁知秋雨不停，竟下了三天。云雾漫漫，咫尺莫辨，径道已绝，一行人也不知山下消息，自觉不似世中人矣。山中不宜久居，张居正一行只得冲云而下。行至半山，青云豁然中开，霁日朗照，涧中大石，瀑泉冲激，既可濯缨，又可濯足。两年清休，经此衡山一行，张居正心绪大开。他自觉“齿壮力健”，“要极平生之愿”的理想“兹发轫衡岳”。为此，他以谒二贤祠写诗与同行者共勉：“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第二年，张居正就回京销假，开始了他践行治国平天下的“万里途”。

重回京师，面目一新，30岁出头的张居正眉清目秀，蓄了过腹长髯，器宇轩昂。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居正从翰林升职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右中允是太子属官，其时太子已薨，太子属官仅是虚衔，是从正七品升为正六品的荣誉。他的正职其实是国子监司业，这是首辅严嵩看中了他的学问。严嵩本人殿试时是二甲第二名，仅列传胪之后，可知学问高深。张居正是内阁中徐阶的门生，徐阶是次辅，其时与严嵩相斗正酣，严嵩却能器重张居正，可知张居正此时不仅有学问，其政治城府也大有长进。

管理国子监四年后，张居正又进职谕德，任裕王讲官。谕德仍是太子官，而裕王朱载垕被大臣们看作不是太子的太子。因为嘉靖在前太子薨后一直不立太子，却命仅有的两个皇子之一的景王“之国”，只有裕王一个皇子留在京师。讲官即为皇子讲授经典，是皇子的老师。其时裕王已经27岁，前一年，裕王刚刚得子。裕王正妃所生子女早殇，偶然得幸的宫女李氏为他生下一子，取名朱翊钧，李氏也由侍女而升为侍妾。张居正讲书很得裕王尊重，他往往以史为据，生发开来，引经执义，言词剀切，循循讲授帝王之学。张居正授课，李氏也随侍在旁，目睹张居正讲学风范，对张居正十分敬重。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一月，世宗驾崩，遗诏裕王朱载垕继位，第二年改元隆庆。张居正因为曾是新帝的老师，不久升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很快又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阁员，算是列为宰相的末座了。

明朝的内阁，始于太祖洪武后期。朱元璋废除丞相，自领政府六部，公务变得异常繁忙，就想召请博学之士帮忙，遂利用宫内文化部门华盖殿、文渊阁、武英殿、东阁之名设大学士，以备顾问。到永乐时期，殿、阁大学士开始在文渊阁日夜值班，参预军国大事的讨论决策，因为大内负责工作餐，又常侍殿阁之下，于是有了“内阁”之名。内阁阁臣起初只是五品官，品级低下，但是因为在天子身边参预机务，官居二品的政府尚书也不敢小觑。阁臣的工作渐渐增加为“票拟”，即为各部和台谏、科道官员以及地方藩、臬官员的奏疏拟写批复意见，所拟用另纸写成，与奏疏原件一并送交皇帝，供皇帝批复时参考，称为“票拟”。皇帝应当参考票拟意见，自己另行朱笔批答。因为阁臣的票拟会严重影响皇帝的意见，阁臣的品级也渐渐提高，往往兼有尚书、侍郎，甚至傅、保的衔级，这就不仅工作范围，连同地位也相近于历代的宰相了。尽管大事的最后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仍在皇帝手中，但官场上人们已经把阁臣称作宰相了。

朱元璋的裔孙们远不如先祖勤奋，武宗、世宗以后，有时皇帝连照抄票拟都懒得做，只交由身边的秉笔太监去照抄。英宗倚赖宦官，终因“土木之变”被蒙古俘虏。复辟后对太监仍深为依靠，造成身边宦官，特别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操控批复奏章大权的局面，致使明朝的中枢行政中又增加了宦官因素。内阁阁员人数不定，逐渐形成一个惯例，先入阁的排位在前，而排位第一的称为首辅。各位阁臣写了票拟后，往往要先请首辅过目，才能送达皇帝。有时皇帝只召首辅入内问事，或首辅自己入见皇帝，所以首辅的地位在内阁中又特高，类似首相。当首辅出缺时，次辅才能依序升任，内阁中为争首辅又展开了激烈的倾轧争斗。阁员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结纳内监，于是内阁阁员、内府太监既争斗又勾结，成为明朝中后期政治的奇特景象。

张居正新入阁时，连他本人，有阁臣6人，张居正排位第六，远不够资格争夺首相，所以各方大佬都不以其为敌，也都很赏识他，甚或倚他为代写文稿的笔杆子。第二年，皇子朱翊钧被立为太子，母亲李氏由于裕王登基，已被封为李贵妃。皇帝的老师张居正也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少保、太子太保，是从一品的高衔，仅仅一年多以前，张居正不过是一个五品衔的翰林学士，一年多的时间，张居正一步登高。师、傅、保虽说是荣誉职衔，但是太子太保是要负责太子的教育的。于是张居正继续管理太子的读书事务，派老师分管太子的读书、书法、道德等的教导。这一年太子只有5岁，李贵妃十分信任张居正，尊称张先生，按照张先生的教导，严格督促太子的读书和生活。朱翊钧在后来的万历年间曾说“朕五岁即能读书”，即是指从此时就开始了读书生活。

此时朝中阁员相互倾轧，其结果是阁臣一个个被挤出内阁，到隆庆五年（1571），内阁竟仅剩高拱、张居正二人，张居正前面只有高拱一人了。张居正交结司礼监太监冯保，在内阁稳住了自己的位子。冯保负责照顾太子朱翊钧的日常起居，朱翊钧长大后仍极依赖冯保，称之为“大伴”。冯保在朱翊钧身边，对张居正后来的政治地位起了极大的作用。隆庆六年（1572）五月，隆庆皇帝突感不适，“大渐”之际，召高拱、张居正和刚刚入阁的高仪，托孤顾命，随即崩逝，庙号穆宗。

穆宗宾天，首辅高拱大恸，号哭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这句话立刻为冯保所利用，在皇后（此时已成太后）和太子母亲李贵妃面前说：“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此时太子也在座，他决心把高拱赶走。六月，太子朱翊钧顺理登基，第二年改元万历。朱翊钧登基后立即召大臣集会，由冯保宣布皇太后、皇贵妃、皇帝旨意：“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我母子日夕惊惧。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当即将高拱驱赶出京。此时，张居正自然升为首辅，新入阁的高仪病故，小皇帝又将冯保提升为司礼监掌印（即司礼监的主管），张居正终于成为朝中首屈一指的大臣。

小皇帝虽然只有10岁，却不幼稚。新任首辅张居正是他从小的老师，当了皇帝，老师教导更严，为他选择所应读的经典，选任各门功课的老师，甚至亲自编了一部《帝鉴图说》，选择历史上几十个可为效法的皇帝善行故事和几十个当以警诫的皇帝恶行故事，编成有图有文的连环画。母亲李贵妃（封为慈圣皇太后，史家通称李太后）督导读书更严，她不住太后寝宫而搬到乾清宫与皇帝同住，每日五更就把皇帝唤起。每天检查功课，如不好好读书，就命皇帝长跪。完不成功课就告诉张居正加以严斥，还叫他为此写“罪己诏”。以至每有嬉戏过度，太后说“要是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小皇帝就惶悚收束，十分惧惮。

张居正对皇帝的教导不仅在读书学问上，就是日常生活，也随时教育。有一次，皇帝指着自己的御袍问张居正：这是什么颜色？张居正答说青色。万历说，是紫色，穿久了褪色了。意思是想换新衣服。张居正说，既然容易褪色，以后就不要做这种衣服。世宗皇帝穿衣不尚浮华，每穿一袍，不穿烂了不换，所以他享国久长（按世宗嘉靖皇帝在位45年）。先帝（按指万历的父亲穆宗）却不然，新衣服穿一次就要换（按暗指其在位短促，隆庆仅6年）。希望皇帝以祖父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其语气直如长辈教训子侄。

在内有母亲督促、冯保监护，外有张居正教导的环境中，万历皇帝也确想有所作为，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张居正也终于有了改革国家政治的条件。

明朝此时也确需要改革。建国已逾200年，各项积弊已深。特别是从60多年前的武宗时期（1505—1521）开始，皇帝置治国责任于个人追求之后，武宗（正德）、世宗（嘉靖）或是嬉乐，或是怠政。世宗怠政竟20年不上朝召见大臣，虽然仍掌控着大事的决断权，但怠政的后果是朝中宦官、权臣当道，中下级官员玩忽、腐败；高层官员为争夺内阁权力争斗不已；多数中层官员理想、前途无望，上下因循，陈陈相因；基层官员为谋私利，上下欺瞒，百般盘剥百姓。有作为的官员难于施展，各种社会问题日积月累，日渐严重。在诸社会问题中，最为朝廷直接感受的是财政日见支绌。于是从万历初年起，由皇帝支持，张居正主持，展开了一场有明一代最为深刻的改革，史称“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范围很广，涉及行政、军事、学风、社会和经济，前后历时10年，最为主要的是在行政和经济领域。万历的前5年，改革基本在行政层面进行。《明史·张居正传》说他的主要要求是“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尊主权”，是说要维护皇帝的权威，但是在皇帝年幼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要树立内阁，也就是张居正的权威；“课吏职、信赏罚”，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要求各级行政官员设立文簿，按规定的职责事项逐事、逐月考核，建立监督网络，使件件事有落实，且依此决定赏罚黜陟；“一号令”是要求政令统一，令出必行，贯彻到底。这一套要求的措施由“考成法”来落实。

为落实考成，张居正在他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证疏》中详述了他的“考成法”：“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他列举当下官场的因循苟且：言官建议一法，朝廷批“可”，立刻邮传四方，言官的责任已尽，也不管其法是否可行；部臣建议清除一弊，朝廷批“可”，立刻邮传四方，部臣职责已尽，并不管其弊是否清除；征发兵员粮饷，本应按时查核统计，实际动辄经年累月。“督之者虽谆谆，听之者恒藐藐。”以至人们形容官场“姑口顽而妇耳顽”（按古时称公婆为舅姑，“耳顽”类今天说“听出茧子”，喻“充耳不闻”）。面对官场种种弊端，张居正要求：

请自今伊始，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复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其有转行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各注紧关略节，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陆续完销，通行注簿。每于上半年、下半年缴本，类查簿内事件，有无违限未销。次年春、夏季终缴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事可责成，建言立法者不敢不慎其始矣。伏惟圣明裁断施行。

小皇帝看了奏本，立刻回复：

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

考成法的核心就是无论六部的行政处理，还是科道的监察意见，只要已经皇帝批准，就要落到实处。具体办法是设立文册，每件事都要记录在册，设定办理期限，定期检查。科道检查六部，内阁检查科道。《明史·张居正传》说，自考成法行，“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正当张居正的改革进行到重要时刻，突然传来噩耗，在老家江陵的父亲过世。按照制度，官员遇父母丧，例应报丁忧，守制三年。守制期内必须离职，家庭不得办理嫁娶、喜贺等事宜。虽然事实上守制时间常常被缩短，但守制是必需的，而且往往是官场衡量官员品德的尺子。但是此时不但改革的事业正进行到紧要处，就是15岁的小皇帝本人，从精神上也离不开张居正，不但下手谕宣慰，派出的止哭劝慰人员络绎于道路。更加之皇帝即将大婚，筹备诸事都要张居正张罗，太后也不愿张居正离职。张居正的好友、小同乡户部侍郎李幼孜上疏请求皇帝夺情，即皇帝因国事需要而夺丧亲之情，强行留职视事。皇帝于是下诏夺情，张居正上书请求守制，下诏不许。一些支持张居正改革，或是巴附张居正的官员也连连上疏请求夺情，而以翰林们为首的一批官员却连续上章反对夺情，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皇帝勃然大怒，把反对官员斥责的斥责、贬谪的贬谪，甚至施以廷杖，下诏君臣，再反对夺情诛无赦。张居正也上书请求当年不受岁俸，以青衣素服办事，皇帝又派司礼太监和吏部、礼部、工部官员前往江陵治丧，才将事件平息下来。反对官员虽然不再言语，却是心中不服，夺情成为日后反张的重要罪名。

第二年皇帝大婚。婚后李太后自然不便再住在乾清宫，要回慈宁宫居住，临行嘱咐张居正：“我不能视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向学、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终先帝凭几之谊。”有宫中太后的托付、皇帝的强力支持，张居正展开了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步骤，度田和条鞭。

度田即土地和人口的普查，这是国家赋税的最主要的基础。明朝的国家财政主要依靠“赋”“役”两项。赋指农业税收，役指力役，即为国家所服的劳役。赋要靠土地的实物收入，役要靠人力支持。为保证赋役的收入，明朝初年就实行了“鱼鳞图册”和“黄册”制度。所谓鱼鳞图册，是按各布政使司（即俗称的省）、府、州、县为单位，把每一块土地经丈量实画成图，标明田主姓名、坐落、四至、丈尺、土质，作为赋税依据。因为图类鱼鳞，称为鱼鳞图册。黄册则是以户为单位，详列各户人口、死亡、出生及现存人口和丁口所拥有的土田或所事产业。其中年满16岁至60岁的男子为丁，以丁计赋，也以丁为国家服各种劳役。这一普查记录一式四份，其一以黄纸作封面上缴户部，故称黄册，其余三份分存布政使司、府、县，作为服役的依据，每10年重新编订一次。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这叫“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土地与丁口互为经纬，组成国家收入的支柱。

但是历经200年，到万历即位时，鱼鳞册、黄册早已成具文。十几代皇帝，十几万皇族所占的封地；两百年来贵族、地主隐占的土地已经占到全国耕地的一半，“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封赐给贵族和大官僚的土地是免税的，豪民欺隐的土地又逃税，据《明史·食货志》，洪武年间制鱼鳞册时，核天下土田有850余万顷，但到弘治十五年（1502）时，距开国仅100多年，天下能够收税的土田仅剩了420余万顷，不足开国时的一半。

明初天下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实际还要细分为多种）。官田是属于国家的土地，耕种官田的农民是国家的佃农。官田每亩税额是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名义上是自耕农的自有土地，税额较官田减二升，为三升三合五勺。这是就全国范围内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各地田赋的情况远为复杂。有一些特殊地区，尤以苏州、松江（今上海地区）、嘉兴（今浙江嘉兴）、湖州（今浙江湖州）地区特重。这四个州地处江南浙西，土地肥沃，雨量丰沛，交通方便，本是主要产粮区，但由于张士诚的抵抗，朱元璋把张士诚集团到江南后所占的土地（包括张氏部下强占土地）和帮助张氏作战的豪族地主的土地一律没收为官田，以至江浙地区官田占到全部土地的七八成。这些官田的税收以豪族重克佃户的旧租额作为税额，有四五斗、七八斗乃至一石以上者。除江浙外，江西的南昌、袁州，西北的甘肃宁州（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等地都有因当地顽强抵抗明军而加税特重的情况，虽经后来减赋，仍重于其他地区，这可以说是古代对顽强抵抗而不投降的城市施以屠城的习俗的遗风。永乐迁都北京后，一些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税粮，逐渐改为以银折交，但江南、中原等交通便利，特别是运河沿岸地区，仍须以实物缴纳，漕运京师。

由于这些地方土地税重，租种官田的或是逋逃，或是私下出卖土地。官田本不许买卖，但年深日久，租种官田的农户已历经多代，早已把自己耕种的土地看作私田；地方官吏几经更迭，簿籍错乱，也早已难于清查，因而私卖官田现象十分普遍。因为官田租重，卖价便宜，买卖之际，贿赂勾结地方官，变官为民，以逃官赋。其结果是太仓日渐空虚，逋逃积欠日益增多而无从催缴。

其实早在百年前，就不断有官员看到土地税则混乱的危害，呼吁实行“官民一则”，即不论官田、民田，统一税则，既便于管理，又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大多遭到隐占土地的豪族地主的反对，难于实行。有些官员只能在局部地区变相减轻官田负担。张居正十分赞成“官民一则”，并且提出首要的是清丈土地。早在嘉靖年间就不断有官员呼吁重新清丈土地，也有官员在部分地区实行过重新丈量，但也是难于推广。

从万历六年（1578）起，张居正首先在福建试点“度田”。张居正认为，这是与小民有利而必为官豪之家所反对的。张居正想到了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子产在郑国实行土地改革，“作丘赋”，重新清理土地，建立军赋。当时郑国的国人（郑国城市中有地产之民）咒骂他毒如蝎尾，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其时福建巡抚是耿定向，张居正鼓励耿定向，丈田虽然“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他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以彰示自己的决心。在耿定向主持下，福建的丈田果然成效不错。在此基础上，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和支持他度田的户部尚书张学颜商讨，由户部拟定《清丈条例》，然后依靠吏治整顿的成果，派员到全国各地开展清丈田地活动，重新制订鱼鳞图册。

为显示决心，张居正从自己家乡查起。他写信给儿子张嗣修，要求他主动自查。查得他自家土田计粮70余石，但县上登记的却是“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优免者，为高级官员可以免纳的税粮。这多出来的570余石，其实有的是亲戚冒在张居正名下的土田，有的是家中的僮仆把自己的私田挂到主子名下，有的是县中土田多者贿赂官吏，把自己名下土田记到张家名下，以致登记的土田十之九实不属自己所有。张居正命把这些多出的土田一律交官，并且自觉免除优免，与平民一律纳税，率先垂范。前后历经三年左右的清丈，到万历十年（1582），统计出土田近714万余顷，比之弘治年间多得300万顷。

在土地清理的同时，张居正又对赋役制度实行条编改革。条编又被称为条边、条鞭、一条鞭，其主体是对役法的改革。明朝的役法极其繁复，建立在黄册登记的人口基础之上，即由16岁至60岁的丁承担劳力义务。承担的方式又是建立在农村基层组织里甲制度上。每110户农民组成一个里，由丁粮最高的前10名轮流担任里长，一人一年。其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从丁粮最多的起，轮流任甲首，每户一年。如此10年一轮，重新统计编户。

在里甲基础上由农民承担的徭役分为三种：里甲、均徭、杂役。里甲：由当年的里长带某一甲首，率领一甲的10户，应国家项目之役，10年每户轮一遍。里长并须管理一里的催征税粮、编排徭役和各种税差、传达官府政令，每10年重新清查之类事务；均徭：地方政府经常性的徭役，如衙门差遣、押解、巡逻、厨役、车轿、仓库管理……亲身赴差的称力差，如不能亲身赴差，或者需要供应某些物料如薪柴、驴马、纸张等，可以折银代役的，称为银差；除此之外一切徭役都是杂役，如新增公派的基建、修路搭桥、修河、建仓、管水等，临时佥派。原则是丁粮越多，徭役越重。实际上，200年来，各种杂役越来越多。里甲役往往需离本地到首都或外地应差，一去至少一月。虽然名义上10年一次，但往往所派绝不止一次。杂役往往由里甲长派定佃户或田丁少户。为此多年来农民叫苦不迭，有心改变状态的地方官也提出过不少意见。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试行一些新的制度，把一些杂役合并，以银代缴，由官方用银雇人应差。这些局部的新法改革，有“里甲银”“均徭法”，有的就称“一条鞭”。但是由于地方官吏惯于在差役上做手脚，地方富户往往把重役摊给贫户，他们也反对改革，所以始终难以推广。

万历五年（1577），山东东阿县的知县白栋在县里推行一条鞭法。报告上到朝廷，户科给事中光懋弹劾白栋，说一条鞭在江南有的地方称便，并不等于在江北也可以推行，建议处分白栋。弹劾奏章公布后，右副都御史李世达因为前曾巡抚山东，对白栋有一定了解，写信给张居正，为白栋辩白。张居正派员到山东调查，了解到白栋“素有善政”，虽遭弹劾，还是请皇帝下特旨留任。同时张居正回信李世达，说他为白栋辩雪，“殊惬公论”。但是不应当仅给自己写私信，而应当倡言于朝廷，盖“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条编之事，反对者不达十之一二，“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由此，张居正决心在全国推广条编。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明史·食货志二》）

朝廷并没有为一条鞭专下推广全国的诏令，但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到万历九年（1581）才陆续实行“一条鞭法”，并且各地的实行情况也并不一致。其时国内并不安定，北方，蒙古俺答势力不断骚扰，调戚继光北来防御；驿递混乱，无论大小官员，无论公私事宜，滥用驿递，使驿户不堪重负；河道水利，漕运水利……张居正成为朝廷不可或缺的宰相，事事都要张居正亲自决定。张居正不堪重负，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病倒，请求致仕（退休），皇帝不准。此时皇帝已是20岁的青年，早已亲政，但仍觉得离不开张居正，一再给张居正赏赐，待他病愈，荣衔加到太师。一生而兼享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之衔的，自朱元璋时期的李善长以后，只张居正一人。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薨于北京家中，享年57岁。张居正去世之初，万历皇帝犹如抽去了主心骨，为之辍朝，加谥张居正“文忠”，由四品京官、锦衣卫、司礼太监护送灵柩回乡安葬，备享哀荣。

张居正曾说决心“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乃不为之分谤任怨，以图共济，亦将奈之何。计独有力竭而死已矣”。然而“士大夫”们岂止生前不为之分谤，死后更其毁谤交加。先是攻击张居正在皇帝身边的内援冯保，皇帝将冯保贬谪南京。由此万历半生受张居正管束的压力猛然爆发式逆反，加之弹劾张居正的奏章不断递上，年青的皇帝一反常态，先是剥夺张居正的荣衔，再剥夺其谥号，将张居正主政时期被贬斥的官员陆续复职。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命锦衣卫籍张居正家（查抄），剥夺张居正儿子原荫的官职，子孙家属或死或流放，还说本该开棺戮尸，念生前有功劳“姑免之”。终万历之世，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万历朝后期，皇帝也效法他的祖父，不再上朝，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几乎全部被推翻。

熹宗时期，有人开始为张居正申诉，但一直到明末崇祯年间，才算正式为张居正平反，而得荫官职的已是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张同敞任职不久明朝亡国。张同敞后来依附南明，死于抗清战事。

作者评述：后世看张居正一生，毁誉参半。其毁，主要是一为勾结宦官，二为专权过刚。勾结宦官，时势使然。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后，无宦官内援，阁臣，尤其是首辅，无以在内阁立足，更无论施展抱负。专权过刚，则张居正自己也十分清楚。他曾对同科进士陆光祖引《易》说：巽卦的卦辞“大过”“栋桡”，有《彖》文“刚过乎中”，他自己的理解是“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虽刚而不失为中也”。所以他立下大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至于责其恋栈，不该夺情之类的言辞，好说是迂腐，其实背后是另有目的的。其誉，则加以改革家的荣衔，甚至称其为明朝政治家第一人。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算是比较平实公允的评价。

但是，张居正只是一个肯做事、有作为、敢担当的政治家而已。他为戚继光撑腰，抵御蒙古，是作为首辅的责任。他创立考成制度，只属行政管理范畴。他明知宗藩过多是土地问题的根源，却从未有过削藩的念头。他丈量田地，也只是为清理隐占，使可由中央收税的土地获得数量上的增加。他支持条编，条编却并不是他的发明。即使他支持条编，条编在他任内也并没有普遍推行。事实上，明朝的宗法集权政治，到张居正的时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有人以张居正比王安石，但明神宗时代不是宋神宗时代，即使上天有德，再为张居正延寿十年，他也难于挽救大明之将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