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盛极而衰
开元盛世
自贞观到天宝的百年间，尽管朝中政治风云激荡，但是这些政治风云大多发生在李氏宗族、外戚集团等上层贵族和高级官僚内部。重要的是，在这百年里，无论是李氏皇朝还是武氏皇朝，武德贞观间制定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都基本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农民得以保有土地，有相对稳定的赋税保证，修复了战争造成的创伤；府兵制又减轻了国家的军费负担，因而国家的整体局面仍是积极向上的。
玄宗登基时28岁，年轻气盛，又有先辈留下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财政基础，励精图治，实行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他整顿吏治，清除武、韦集团为扩大势力而发展的冗官，精简机构，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他发展农业生产，检括逃户和兼并土地，改革漕运，增加粮食产量和政府收入。他裁汰僧尼，武则天以来，全国佞佛空气浓厚，寺院占田，僧尼又不纳租，经过对佞佛势力的打击，释放劳动力，收回了国有土地。通过一系列措施，效果已经明显可见。《新唐书》称：到天宝年间，“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后世士人常常夸赞其时“斗米三钱”，而当时由于“斗米三钱”以至谷贱伤农，玄宗不得不命在丰收地区强制提高价格收购粮食。据历史记载和现代史家统计，经历隋末战乱，唐初国内人口才15376000，贞观十三年（639）上升到17790000，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全国人口已达74250000。[13]杜甫晚年曾回忆当年的情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特别是由于北部和西北周边地区政治环境的稳定，使唐朝国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气象。大批西域商人来到长安，带来了西域乃至罗马的商品，使唐朝的商业较之以前任何一朝都更为繁荣。在首都长安、东都洛阳等大城市，往往设有东市、西市或南市、北市两个市场，一些中等城市也有市的设置，专门用以为外来客商开办商业。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商品的出口促进了这些物资的商品化生产，外来物资的进口也促使唐朝内部发生变化。首先必然带来的是外来的人员和文化。在唐朝的大城市，胡妆、胡服、胡伎、胡曲、胡舞流行，在唐朝的宫廷和朝廷，胡人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福祸相倚
然而承平日久，全国上下、朝廷内外都弥漫着满足、享受的气氛，实际上各种骄奢腐朽的空气早已渗入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项生活中。特别是，当时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朝社会对此却并无思想准备，仍沉迷于“天可汗”的迷梦中，没有注意研究世界的变化，提出自己应对的方针。
在唐朝的西南，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紧随太宗逝世，其年仅13岁的孙子继位（太子早亡），由大臣论布噶（即禄东赞）摄政。两位伟大君主的离世，使西南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向北，吐蕃自高宗龙朔二年（662）起就不断攻扰吐谷浑，迫使吐谷浑王诺曷钵和唐朝和亲的弘化公主逃回凉州。向西北，由于西藏高原西部的羊同王国（亦称象雄，位于今阿里地区）已为松赞干布统一，与于阗王国接壤，吐蕃遂向西域方向扩张，势力竟达西突厥十姓地区。对待吐蕃的咄咄攻势，唐朝竟难以控制。在青海，唐朝大将薛仁贵、李敬玄等屡败于吐蕃；唐朝虽曾再派金城公主和亲，与吐蕃几次结盟，却难以阻止吐蕃的扩张。在西域，安西都护府虽尽力维护局面，但由于边疆兵力有限，都护府派出的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驻兵四镇也几次被迫撤退，甚至连安西都护府也曾不得不从龟兹退回西州（高昌）。吐蕃成为唐朝西南的大患。
国际上更大的威胁来自遥远的阿拉伯。阿拉伯人是西亚古老的沙漠游牧民族，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为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在相当于中国的隋大业年间，获得了安拉的启示，创立了伊斯兰教，并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地区传教。因为受到当地上层势力的排斥和迫害，穆罕默德率领他最初的信徒迁徙到麦加北面约450千米的绿洲麦地那，在那里建立了他新的宗教中心。这个事件被称为“徙志”（或译“希志来”），这一年是公元622年、唐朝的武德五年，后来，伊斯兰的信徒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历法（即“回历”）的起始之年。经过10年的传教和“圣战”，伊斯兰的势力逐渐扩大，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形成了阿拉伯最初的国家。也是在这一年（唐贞观六年，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即逝世）。穆罕默德的继任称为哈里发，在西亚发动了广泛的“圣战”，大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阿拉伯派遣了一个使团来到长安，这是阿拉伯与唐的第一次接触。此时，阿拉伯已经攻占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地中海西岸的领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非的埃及，也是在这一年，他们灭亡了历国1200年的波斯帝国[14]，势力直逼唐朝的吐火罗地区和乌浒河（今阿姆河）流域的羁縻府州。
实际上，早在贞观时期，波斯受到阿拉伯的攻击，曾不止一次向唐求援，但太宗并未理睬，他显然对那远在波斯以西的遥远民族一无所知。唐朝仅从波斯口中得知阿拉伯人的存在，所以唐朝用波斯人称呼阿拉伯人的叫法，称呼其为“大食”（Tazi）。攻破波斯后，大食多次派使来唐。对待来访的大食使团，唐朝始终抱着“朝贡”的看法，显然仍以“天可汗”自居，没有应对西方新崛起大国的思想准备。开元初，大食使团来长安时，在大殿上“平立不拜”，中书令张说解释说，各国风俗不同，不便置罪，玄宗也就罢了。但后来使者竟都不拜，说“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不拜”。相关官员很是不悦，一再责备，大食使者才勉强下拜（1000年后，英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在拜见乾隆皇帝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对大唐来说，更直接的消息是，大唐羁縻府州的河中（粟特地区）、吐火罗诸国已经受到了阿拉伯的直接威胁，甚至阿拉伯已经开始向当地征税，他们给“天可汗”写信求救，却仍难于得到直接的答复。
开元七年（719），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上表：“臣种族及诸胡国（按指河中地区粟特各国），旧来赤心向大国，不曾反叛，亦不侵损大国……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经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15]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求助臣苦难……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开元七年，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王上表：“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难……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开元七年，俱蜜国（约在今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东北瓦赫什河流域，唐置至拔州都督府）王上表：“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等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国（今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唐置月氏都督府）王叶护遣使上言：“奴身今被大食重税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力气，使得活路……”（《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开元二十九年（741），石国王上表：“奴自千代以来，于国忠赤……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唐会要》卷九九）
所有告救表文，多发生在玄宗时期，但玄宗对这些遥远的府州，却远没有乃祖高宗和则天武后用心。通常玄宗对这些求救信的回答，多是口头安抚，或者加封个什么头衔，给一些绢帛，至于派兵的请求，则口惠而实不至。而一次真正的远征行动，却招致了重大的灾难。
天宝九年（750），安西节度使高仙芝[16]征讨石国。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得知高仙芝来，决定投降。高仙芝把石国国王一家押赴京师，把石国的财宝、良马尽括入囊中。高仙芝回到京师，举行献俘仪式后，国王竟遭斩首。石国王子逃出高仙芝之手，向各国诉冤，并向大食求助，大食向东进兵。天宝十年（751），高仙芝率安西四镇本部兵和西域各部族兵3万人迎战大食，双方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边境江布尔）相遇。结果是高仙芝大败，急走得脱。这一战，使河中各国的政治向背转向于大食，而安西在碎叶所设军镇也无法立足。此后安西四镇中，碎叶已为焉耆替代，安西都护府和安西节度使的管辖范围实际上已缩至葱岭以东，即以今新疆为主的地区了。
安史之乱
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说“玄元皇帝”[17]托梦，在京城外百里有自己的像。派人去找，果然。玄宗因此将第二年改元“天宝”，此后，不断有人以灵符之事谄媚玄宗。玄宗已年近花甲，执政30年，国内大治，疆域极广，遂逐渐懒于政事，加之素性倜傥，更移情于声色，国内事务大多委于李林甫等一干宰相。正是在开元天宝交接之际，玄宗见到了新妃杨玉环。杨玉环貌美、擅娇、能歌、善舞，使玄宗无日不能或离。此后，玄宗益发热衷于游乐、宴饮、温泉沐浴、歌舞音乐、神道灵异之类闲事，而由于过宠杨玉环，又及于杨玉环的亲戚。杨玉环的族兄杨钊（后改名杨国忠）原是个无赖，因为会玩博戏，又会算计，被一步步提拔，竟于李林甫死后任为宰相。贵妃的堂兄杨铦（xiān）任为殿中少监，杨锜尚玄宗的公主，成为驸马都尉；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相当于王），时人号为五杨。加上杨国忠，这些外戚乍贵，在长安飞扬跋扈，弄权腐败，连他们的仆役也盛气凌人。开元的盛世为玄宗的享乐靡费打下基础，而玄宗的享乐靡费也为社会环境的腐化开了先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长安被搞得乌烟瘴气，极少有人去关注边境发生的变化。终于，在天宝十四年（755）发生了安禄山的叛乱。(https://www.daowen.com)
安禄山出生于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本姓康，父亲是西域粟特地区的康国人，母亲是突厥人，禄山在母亲改嫁出身安国的粟特人后，冒姓为安，这类粟特与北方民族的混血人在唐朝被称为杂胡。在唐朝的北方地区，杂胡很多，或是经营生意，或是参加军旅。由于东北方向的各少数部族繁多，突厥、契丹、奚、室韦、靺鞨等，情况复杂，而杂胡与各民族接触较多，熟悉地方风土、民情、地理，唐朝对他们颇为倚重。安禄山初为诸蕃互市牙郎（生意经纪人），锻炼出极强的语言能力，懂得6种少数部族的语言。因为盗羊，安禄山几乎被杀，幽州节度张守珪见他高大白皙，气壮力强，又懂民族语言，就留他在军中担任捉生（专事捕俘的特种兵）。安禄山从此步步升迁，到天宝年间，已是身兼平卢（驻今河北卢龙）、范阳（驻今北京）、河东（驻今山西太原）三节度使，封东平郡王，掌握了大唐东北方向的主要军事力量。
安禄山在升迁的道路上，利用进京汇报的机会，获得了玄宗的赏识。他敏锐地看到了唐朝宫廷的变化和弱点，由于没有汉族人士的礼义道德观念，用尽一切手段讨得玄宗和杨玉环的欢心，以此得到玄宗的高度信任，却同时积极储备粮草、物资，调动士卒，准备发动叛乱。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聚集各族军士15万人，号称20万众，阅兵誓师，以讨杨国忠为名，起兵南下，正式反叛。
天宝年间的大唐，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加之府兵制度早已破坏、官场被腐败侵蚀，在安禄山的进攻面前，竟是不堪一击。河北各州县，或是望风披靡，或是开门迎降，旬月之间，叛军已越过黄河，逼向东都洛阳。其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正在长安，自请赴洛阳募兵抗敌。玄宗于是派高仙芝赴太原，封常清赴东都。谁知临时凑起的乌合之众完全没有战斗力，封常清一退再退，与从太原退至陕县的高仙芝会合，决定守住潼关，以防叛军进入关中。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认为高、封二人弃地不守，斩杀二人。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建年号圣武，距范阳起兵不过一个多月。
天宝十五年五月，潼关失守。玄宗率臣僚仓皇出走奔蜀。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西）发生了兵变，护卫军士不肯前行，认为祸起杨氏，杀死了杨国忠和杨氏姐妹，玄宗被迫缢死贵妃杨玉环，才得以解脱，勉强入蜀。太子李亨在随驾赴蜀途中脱离队伍，转向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七月，自行即皇帝位，改元至德，遥尊玄宗为上皇。玄宗竟无可如何，李亨于是在灵武行使皇帝权，指挥反击叛乱，是为肃宗。
皇帝出逃，长安失陷，安禄山军入都城后，大杀大抢，留京王侯贵族悉被屠戮。肃宗在灵武重建政府和指挥机构，派人联络北方的回纥，并请安西的西域各军与中原勤王诸军共击叛军。在中原大地上，终于呈现出两军对垒的局势。官军方面，以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为首，李光弼等人率军在河北、河东（今山西）与敌野战；以平原郡（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太守颜真卿为首，联络河北各不愿降敌的州县官，招募义军，成为官军辅弼，在河北地区与敌周旋，并且收复了不少州县。叛军方面，初入关中，曾一度追赶皇帝至扶风一带。至德二年（757）正月，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与属下合谋刺杀安禄山，自为皇帝。九月，官军与各方援军并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东都洛阳，安庆绪步步后退，退至邺郡（今河南安阳）。
安庆绪据邺，官军合围邺郡，安庆绪招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驰援。史思明入邺后，杀安庆绪，乾元二年（759），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再次入据洛阳，改元顺天，局势再度恶化，由安禄山反叛演变为安史之乱。上元二年（761），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又谋杀史思明，继位为帝。但是史朝义威不能制史思明部下，而且叛军中又多安禄山旧部，不与史朝义相协，难与官军相抗。至宝应二年（763）正月，史朝义走投无路，缢死林中。给大唐以沉重打击的安史之乱迁延7年多，终于结束。
乱后唐朝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动乱虽然平定了，但对唐朝社会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1.疆界。从高宗显庆年间到安史之乱的百年间，唐朝的疆域最为广大，尤其是西部直达今咸海-里海间。然而由于安史之乱，周边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东北方，唐初高宗皇帝灭了高句丽以后，原依附高句丽的靺鞨族中的粟末部强大起来，自立割据政权。玄宗开元时，封其首领大祚荣（大为姓氏）为渤海郡王、羁縻忽汗州都督。安史乱后，肃宗不得不承认渤海国的存在，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好在渤海愿以唐为宗主，并无侵唐意愿。
北方，后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部在漠北草原上强大起来。安禄山反叛后，肃宗在危急之中请回纥出兵，回纥在帮助唐朝收复两京的作战中也确实起了较大的作用。但回纥部队在对敌作战的同时，对唐朝的城市也不免抢掠勒索。战争结束，回纥在回兵路上更是一路烧杀抢掠，回到草原后，又对唐朝索求无厌。不但每年索要大量纺织品，而且以交易为名，每年送来成千上万的羸病马匹，强迫唐朝交换缣帛。唐朝无力回绝，不堪其扰。
西方，吐蕃乘唐朝无力西顾，逐渐控制了西域，乃至河西地区。吐蕃还企图攻占关中，以至于在肃宗崩后的第二年，就进占长安，从宗室中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新继位的皇帝李豫（即代宗）不得不再次出逃，重新启用已经解甲的郭子仪，才又规复京师，然而关中以西已为吐蕃控制。
2.藩镇。唐朝在中原的地方行政，基本上沿袭了古代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将地方设为州、县两级，州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对朝廷负责。在重要的边地，唐朝设立了若干军镇，由节度使统领，主要负责军事和防务。这种军镇被称为藩镇，或方镇。但方镇不是封国，军镇长官仍须由朝廷任命，并根据需要更换轮替。安史之乱后，这种地方行政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安史之乱初起，朝廷禁军毫无战斗力，各路勤王人马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逐渐坐大。安史乱后，这些将领凭借战功，各据一方；特别是一些安史降将，也被允许保留旧部，成为新的军镇，朝廷难于节制。这些军镇从战前的10个增至40多个，内地州县竟为军人控制，大者占据十余州，小的也占二三州。这些占据地方的人物，多冠有“观察处置使”的头衔，强势的更可称为节度使。他们虽然名义上仍须由朝廷任命，实际上往往父死子继，再迫使朝廷承认；甚或部下军人自行拥立节度使，朝廷也无可如何，只得默认。其中尤以河北、河南、山东为甚。他们本是史思明旧部，只是名义上投降了朝廷，但既不向朝廷缴纳租赋，还为争夺地盘相互争战，天下竟呈分裂之势。直到宪宗时期（805—820），朝廷才稍稍抑制了藩镇的跋扈，却并没能真正削藩。
3.朝廷。朝廷是唐朝的中枢，经历安史之乱，朝政日见败坏，其中最大的消极作用是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坐大，使皇帝对武将丧失信任，于是专任宦官。军事上，在外诸军由宦官任监军，在朝禁军由宦官执掌；政事上，从肃宗朝的李辅国起，直到唐朝结束，程元振、鱼朝恩、俱文珍……历朝都是宦官专权。宦官把持朝政，地位常在宰相之上，甚至身居相位；他们结交文官，任免宰相；宦官甚至废立皇帝，为所欲为，自安史之乱以后到唐亡，12个皇帝有7个是宦官拥立的，3个被宦官杀害。宦官专权为害之烈，古来罕见。
朝中的文官集团，又陷于朋党之争。朝廷中由于帝权的衰落，难于掌控朝政，高级官员遂形成互相倾轧之势。他们往往以某一位任宰相的官员为首，结成朋党，排斥非己朋党，或者仅仅是威胁到己方权位的官员。在处理政事时，甚至不以政见为界限，只以朋党定是非，贬斥非己官员。其中尤以宪宗朝的“牛李”为烈。牛是牛僧孺，李是李宗闵[18]，二人曾相继多次入相，从宪宗朝始，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延续到宣宗朝，长近40年，对朝廷的政治风气形成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