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元铸钱议
乾封泉宝的失败，使唐王朝认识到，货币的基本制度不宜轻易改动，“开元通宝”应为“万代之法”。事实上，有唐一代，原则上是坚持了这一基本准则的。但是坚持使用开元通宝并不能禁绝民间盗铸的问题。高宗自己就曾对身边侍臣说，州县管理不严，“私滥过多，如闻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将船筏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觉察。自今严加禁断，所在追加恶钱，一二年间使尽”。荆，今湖北省荆州市；潭，今湖南省长沙市；宣，今安徽省宣城市；衡，今湖南省衡阳市，这四州全部在长江以南。而置盗铸于江中船上，则是汉代以来民间犯禁者已经用熟练了的手法。所以历史记载“当时虽有约敕，而奸滥不息”。
武周时期，官府命在市场悬挂标准钱样，要求百姓按标准用钱。执行的办法是，由市场管理官员监督，只许官钱行用。市场实际情况是，交易时各种钱币杂串，市场管理官员一一拣选，也造成交易留滞。于是朝廷不得不下敕，只要是铜铸，且铸造质量尚可的，允许使用。此门一开，盗铸蜂起，史书说“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而京师和东都，因为人烟辐辏，钱币流通量大，恶钱流入尤其严重。
玄宗李隆基继位后，宰相宋璟为禁盗铸，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到盗铸最为严重的江淮地区专责处理盗铸之事。萧隐之到任后命令挨家挨户收纳恶钱。百姓为免追究，反而用好钱上交，把恶钱偷偷扔到江里，结果市场好钱缺乏，恶钱退出，“市井不通，物价腾起”。消息传到京师，萧隐之贬官，连宋璟也被罢相。
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以中书侍郎被任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也就是任宰相之事。为铸钱之事，张九龄上书建议：
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杪勺贸有无。故古之为钱，以通货币。盖人所作，非天实生。顷者耕织为资，乃稍贱而伤本；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贵。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间，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于贾谊，亦无废于贤君。况古往今来，时异事变，反经之义，安有定耶！然终自拘，必无足用。（《唐丞相曲江先生文集》卷七、《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二）
张九龄以学问入仕，进士出身，长期任拾遗、舍人之类的秘书职务，叙事好追远溯本。其实上书本意是：钱币本为流通物资，现官铸钱币，成本过高，应予变通，可以放开自由铸造。玄宗看后，将其作为敕书下发，说“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详议可否，朕将亲览，择善而从”。这就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治理钱币乱象的讨论。
发表意见的官员，目前可知的有裴耀卿、李林甫、萧炅、崔沔、刘秩等人。裴耀卿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中书省的副职兼宰相事，他长期担任地方主官，深知民间之事。李林甫宗室出身，此前多年在御史台、尚书省的机关中任副职，初入中枢，任黄门侍郎不久。萧炅是河南府少尹，东都地方主官实际上的副职[9]，因为与李林甫关系好，言论多附和李林甫。他们的意见以裴耀卿的话为代表：“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即铸钱是国家专有的权柄，不能下放。这也是自古法家所持的观点。
崔沔（miǎn）任职秘书监。秘书监，秘书省主官，主管国家图书档案。他是进士出身，武周时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第一，此前曾任太子属官，并在各中央机关中层任职，好直言。他的意见是[10]：“夫国之有钱，时所通用。若许私铸，人必竞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渐忘本业，大计斯贫。是以贾生之陈七福，规于更汉令；太公之创九府，将以殷贫人。”这是从国家以农业为本的基本点出发，认为平民如果都舍本逐利，必然妨害农本。这一点与裴耀卿等人一致。他接着阐述：“况依法则不成，违法乃有利。谨按《汉书》，文帝虽除盗铸钱令，而不得杂以铅铁为他巧者。然则虽私铸，不容奸钱。钱不容奸，则铸者无利。铸者无利，则私铸自息。斯则除之与不除，为法正等。能谨于法而节其用，则令行而诈不起，事变而奸不生，斯所以称贤君也。”他引汉文帝的典故，说文帝虽允许私铸，却严格规定了钱币的质量标准，使私铸无利可图，私铸自然没有了。所以允不允许私铸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谨于法而节其用”，关键在于严格执行法律。他说到本朝的现实：“今若听其私铸，严断恶钱，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诫，则汉政可侔，犹恐未若皇唐之旧也。”意思是汉文帝时的政策能够实行，在于“得人”，即官员得力，百姓懂得依法。但如今的社会已不如唐初之旧了，颇有世风日下之叹，说得明确点，就是文帝的放铸政策如今行不通。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今若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无利。易而可久，简而难诬。谨守旧章，无越制度。”按唐朝租庸调制，庸为力役，每一丁男一年必须为国家服役20日。当国家无事时，本可以调代役，即征收布绢代力役，若服役过长，也可以免调代庸。如果以铜代役，则民间的铜可以收归政府；通过精确计算铸造成本，则铸工也可以折算为庸。政府则有铜铸钱，民间也不必铸私钱图利。只要严格按制度执行，这个办法既简便，又可以维持长久。最后他说：“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后足用也！”钱币的作用，目的在促进物货的流动。只要政府不图以此获利，何必依赖私铸！
刘秩是左监门录事参军，本是管守城门、宫门的将军的属员，八品的小官。[11]但刘秩的意见最为古今重视，《旧唐书·食货志》几乎全文收录了他长达800多言的上书。
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敕，欲不禁铸钱，令百僚详议可否者。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是。陛下思变古以济今，欲反经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询之刍荛，臣虽蠢愚，敢不荐其闻见。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仲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舍之则非有损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为人主之权。(https://www.daowen.com)
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
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钱轻，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如同当时所有议钱者一样，刘秩开篇也要引经据典，其核心意思是，操纵经济的权柄应当掌握在人君之手。接着，他列举了铸币权不可下放的五条理由。一是放弃铸币权即无法御下。二是善于治国者要观察研究社会上物货的多少、钱价的高低，利用收放的手段调节轻重。操纵轻重不可假手于人。三是现在严禁私铸，人们尚且冒死犯禁，开放私铸岂非诱人入陷阱？四是开放私铸必然使人放弃务农。五是私铸一事，贫者必不能做，如今本已贫富不均，开放私铸，只怕贫者益贫，只得服役于富家，则富者将更骄狂，汉代吴王刘濞和邓通就是前车之鉴。这不但是让利于人，还放弃了操利之权。
最后，刘秩针对张九龄“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间，给用不赡”的意见做了分析。他认为，现在钱币不足，原因在于人口大量增加，而铸钱的铸炉并没有增加；另外铜的原料价与官铸钱价相等，所以盗铸者把官钱熔化改铸轻钱。铸钱成本过高，在于社会以铜为贵重之物，所以人们纷纷参与采铜矿。他建议禁止民间用铜，民间不用铜，铜价就低，公家的铜就充足，而盗铸者因为不能用铜就不会犯死罪。如此，公、私、农、商俱利，“一举而四美”。这个建议中自然有理想成分，但是刘秩从人口角度探讨问题，也确实符合社会实际。
唐朝初年，经过隋末战乱，人口大量减少。据《旧唐书》的数字，直至贞观间，唐朝人口才1000余万，而到开元二十年（732），人口已达4530余万，约三倍于前。唐朝铸钱最初由中央的少府监主管，少府自身设10炉；其余各府州也置炉，而统由少府监掌管铸钱政令。各地方的铸钱监（即铸钱工场）名义上由所在州府的都督、刺史挂衔，由副监实际负责生产，地位不可谓不高。开元以前铸炉数字不清，但是似乎并没有随着人口的繁盛而增加铸炉却是事实。
玄宗看到多数大臣都不赞同开禁私铸，于是没有采纳张九龄的意见。而刘秩关于人口增加和铸炉未增加的矛盾问题却引起了重视。开元二十六年（738），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今江苏镇江）新设钱监。据《唐六典》记载，唐朝的铸炉从开元间的79炉到天宝间增加到99炉，新增铸炉即是由宣、润两州各新置了10座铸炉。
作者评述：近代论家多称这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关于铸币权的讨论。讨论的参与者由于本人或是实际政事的管理者，或是学者而言论的着重点和论述方式不同，各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货币的看法。抛开引经据典和承袭前人成说的外衣，有两点颇值得注意。
崔沔说“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后足用也！”明确说明钱币的作用在于实现物资流通，政府不能利用钱币赚钱。而刘秩的意见更进一步说明，钱币是国家调节物质生产和币价的重要工具，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钱币的数量必须与人口的增长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