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嘉万挽危
自朱元璋洪武开国后，历经百余年，中间虽然有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1]，有英宗朝的“土木之变”[2]，但总算渡过动荡，平静下来。《明史》评价这一时期，“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孝宗纪赞”），“天下翕然称治”，“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世宗纪赞”）。然而表面平静之下，深刻的危机已然显现。
使国家管理者、官僚阶层感受最为深切的是国家财政的危机。有不少官员都谈到了国家财政危机的原因，皇室的挥霍、权贵的贪腐、冗官群体的膨胀、贵族豪强侵占土地、赋税收入的收缩，危机延伸到社会，则是民间负担的加重，百姓怨声载道。1505年太祖朱元璋的八世孙、15（虚）岁的朱厚照继位（身后庙号武宗），年号正德。正德皇帝是一个明朝历史上出名的荒唐皇帝，一身纨绔习气，视国事如儿戏；而内阁按体制仅是辅臣，如无强势首辅，又难于制约皇帝。于是正德时期的社会，民间造反起事不断，北方有正德四年汉中的蓝廷瑞，正德五年河北的刘六、刘七；南方有江西、福建、广东的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占山为匪。皇帝的胡闹和怠政引以了一些贵族的觊觎之心，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这些叛乱虽然多被镇压，但正德时期政治、社会的乱象将大明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武宗皇帝声称御驾亲征宁王，在途中游玩打鱼溺水，虽然被及时救起，但是荒淫的生活早已掏空了武宗的身体，免疫力极度低下，竟至“不豫”而不起。其时王阳明在江西大破宁王叛军，生擒宁王，在南京献俘；武宗十二月回到北京，向祖宗、天地告捷，祭祀时刚刚“初献”，竟不能支撑成礼，被抬回寝宫。次年三月，崩于一向为游乐而居住的“豹房”，年仅31岁。
武宗无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商议选武宗的隔代堂弟、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刚刚袭封的兴献王、15岁的朱厚熜（熜，cōng，为其父老兴献王服丧未满）继位，年号嘉靖。朱厚熜虽然年仅15岁，却是个极有主意而且持事执着的人。他一继位就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他要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考”即先父之意），而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却认为他所继的是武宗的帝位，应以武宗的父亲为“皇考”，只能以自己的生父为“皇叔父”。新任嘉靖皇帝绝不想受朝臣们制约，双方相持不下。
此时新科进士、正在“观政”（即实习期）的张璁上疏支持皇帝，引起了嘉靖的注意。嘉靖逐渐提拔了张璁、桂萼等一批与朝臣意见不同的中下级官员。此事皇帝、朝臣、各级官员纷纷卷入其中，反对皇帝意见的、支持皇帝意见的，人人义愤填膺，争执数年，闹得不可开交。桂萼应召入京时，京官们密谋要在宫门外把桂萼群殴打死，桂萼事先得到消息才得以脱身。一些为首者又连号召带胁迫，联络230多个官员在紫禁城左顺门（午门内广场的东门）伏地大哭，声震阙廷。嘉靖大怒，把为首的8人下狱，四品以上官员罚俸，五品以下180多人廷杖，直打得血肉横飞，经不起重创而死的就有17人。这场争斗称为“大礼议”。
嘉靖通过“大礼议”把张璁、桂萼等这批新进官员迅速提拔到中枢岗位。张璁以一个实习部员，到嘉靖六年（1527），六年功夫，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得入内阁，参与机务，嘉靖八年（1529），做到了首辅；桂萼多年在各地知县任上徘徊，因为支持大礼，嘉靖六年，节次升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八年，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又兼武英殿大学士，也入内阁。嘉靖也希图在这些新进大臣的支持下革故鼎新，做出一番气象来。
在张璁、桂萼等大臣的主张下，嘉靖皇帝首先革除了武宗的一些弊政，比如撤除豹房一类淫乐设施，裁撤一些冗杂官吏，撤回派驻各地的宦官，肃清官场的因循之风，为解决赋税问题清丈土地，在一些省份试行赋税的“条编”改革，等等。然而嘉靖十年（1531）桂萼去世，十五年张璁致仕（退休），十八年去世。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中发生了“壬寅宫变”，十几个宫女，趁皇帝熟睡，要用绳子把皇帝勒死。只是由于太过于紧张，宫女们把绳子打成了死结，以至嘉靖皇帝被勒而不死。这一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嘉靖的人生观。从此，嘉靖搬进西苑，沉溺于道教、养生，迷信方士、丹药，不再上朝，如是竟达二十多年。(https://www.daowen.com)
皇帝既不上朝，只有阁臣得见皇帝。皇帝迷恋道教，只有写好青词[3]才能入阁。于是大臣们致力于写好青词，以博帝简；嘉靖则掌控着任免阁臣的大权，以控制朝政。于是大臣们结党倾轧，以邀帝宠，一旦成为首辅，就弄权自固。二十多年里，所谓“新政”早已不见，只见众多首辅你来我往，大明政治日见衰败。
嘉靖直到四十五年（1566）才崩逝，太子朱载垕（hòu）接位后享位6年（年号隆庆），由10岁的朱翊钧承继大位，1573年改年号万历。万历皇帝以张居正为首辅，而张居正也以首辅的地位开展了一系列革新举措。
张居正首先对行政工作进行整顿，要求提高效率，以“考成”，即以工作实效考察和黜陟官员。他要求六科（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地方行政受六部督察，最后汇总于内阁。这样的行政秩序，大大提高了效率，却把行政权从皇帝手中收归于内阁了。此时内阁只剩了两位阁臣，另一位阁臣吕调阳洁身自好，淡泊无争，实际上管理大权全在张居正。这其实已经背离了明初朱元璋裁撤丞相制度的初衷。
在行政领域的整顿有了初步成果以后，从万历五年（1577）开始，张居正又在经济领域开始整顿。先是在福建等地清丈田地，经过二三年的试行，推向全国。在此基础上推行全国税收制度的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国家收入的来源和农民对国家的义务主要是农业的租赋和兵役及力役。农业租赋与土地的所有权关系密切。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向国家纳租，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则向地主交租，而由地主向国家纳税。贵族和一些寺观、高级官员的封赐土地则几乎完全免税。自洪武以后，皇族子孙代代增加，封赐土地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一些势要豪族也不断侵占土地，使国家掌控的土地损失几近一半。兵役自唐代府兵制度瓦解以后，已经逐渐以军籍制度为主，和平时期普通农民并不需要承担兵役，但力役是由农民中16岁至60岁的成丁男性承担。国家、省州县，乃至乡、里，都有各种徭役加派，名目层出不穷，农民不堪其重。从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要求各地根据地方情况，详细计算本地经丈量后的地亩产量、往年各种丁役，然后统一折算成白银，公开告知。除必须供给国家的农产品以实物上缴外，其余一律以银缴纳。官方必需的工役，由国家从上缴白银中以雇工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一条鞭法”，又有“条鞭”“条编”等叫法。
无论是丈量田亩，还是实行“一条鞭法”，其实都不是张居正的发明。半个世纪前，嘉靖初年，张璁、桂萼等人都曾在局部做过，只是由于皇帝的原因，半途而废。张居正借助万历年幼，利用帝师的权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了这场变革。然而变革的结果与嘉靖时期一样，甚至更坏。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万历对张居正给予了太傅进太师、赠上柱国的荣衔，谥文忠，给他的两个儿子荫官。第二年，万历皇帝20岁，张居正已死，皇帝亲政。这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却长期在母亲和老师管制下成长和生活的万历皇帝，长年压抑着的疑忌、逆反，爆发般发泄出来。借着曾受张居正压制的言官们的上疏，万历褫夺了自己给予张居正的一切荣衔，包括谥号，甚至他儿子们的荫官，然后是抄家，把张居正的子弟发配到烟瘴之地，终万历一朝（万历长达48年），无人敢为张居正鸣冤。万历不仅把张居正个人从记忆中抹去，而且把张居正的革除的弊政一一恢复。张居正用考成法管理官员，考成法废除了；张居正清丈土地，失去土地的贵族、官僚又把土地夺回了；张居正裁汰冗官，冗官又恢复了；张居正要求外戚封爵不得世袭，外戚们又世袭了……官场故态复萌，嘉靖、万历间挽救危亡的努力已经完全归于失败，大明亡象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