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前期的货币

契丹的急速扩张将大量原不属契丹的民族纳入契丹的统治之下，如奚、室韦、渤海、女真、汉等，其中渤海早已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和城市，汉族对周边各民族更是有着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不同的民族带来了不同的经济成分，使契丹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和手工业人口大量进入契丹社会，定居人口大量增加；汉族人士进入契丹，有的进入契丹统治中心成为重要的谋士，如康默记，有的成为权势家族如韩知古、韩延徽二韩家族[26]；一部分旧贵族仍顽固地坚持旧有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劫掠作为获取劳动力和生活资源的重要补充；另有一部分贵族向往并学习中原文明，支持契丹社会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化。这种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货币的使用。

契丹民族早期在游牧时需要农业地区生产的谷物、纺织品和手工业品，但多是通过劫掠、交换的方式获取，其中交换的主要方式是物物交换。唐末中原战乱，大量汉人逃往北地。契丹建国后的扩张中，又有大批农业人口成为契丹的属民。他们在北方草原筑城聚居，不改中原州县之名，俨然侨置。会同元年（938）契丹从石敬瑭手中收取了幽云十六州，这些地区中原人士集中，特别是幽州、云州等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原本比较发达，契丹接收汉地区域，也学习了整套汉人制度，国内官制设北面官、南面官（北府、南府）。北面官着胡服，管理游牧部族、属国事务，南面官几乎全套照搬汉官制度，设有三省六部等官，穿汉官服饰，本地民众基本仍按唐时（含五代诸朝）方式生活。

由于南府地区多为汉人聚居，商品经济依然活跃，货币需求也很旺盛，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唐币。影响所及，北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契丹太宗会同十年（947）大举南下灭后晋，后晋郃阳（今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县令胡峤被虏为契丹大将萧翰的掌书记（辽将皆不识字），次年（948）随萧翰北归。萧翰在契丹内斗中被杀，胡峤无所依归，滞留契丹内境7年又回到中原。他在《陷虏记》中记述辽国新造都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新建了城市，城市中设立了专门的市场，虽然尚未用钱币，但是已用布作为交易的媒介。相较契丹原来的游牧生活而言，这都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在《辽史》的记载中，契丹早在阿保机之前就已铸造钱币，这种说法已为当代学者否定。但根据出土和传世实物来看，契丹在建国之初确实已经开始铸造钱币。现在可见的有：

其中尤以太祖、太宗、世宗三朝钱币，极为难见。钱币“通行泉货”因为不标年号，曾经引起某些质疑，经过对实物特征的反复辨认，多数学者已认可其为契丹早期铸币，应是耶律阿保机时期的钱币。“天赞通宝”近年未见出土，本书插图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天显通宝”至今只见两枚，都在民国时期流入日本，国内仅存拓片。“会同通宝”既未见于著录，也未见于传世。1989年，辽宁省朝阳市拣选出一枚“会同通宝”，经多位学者品鉴，应属辽钱无疑。“天禄通宝”同样极为罕见，据说仅民国年间有个别发现。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出土辽代窖藏，清理出一枚“天禄通宝”，受到学者和藏家的极大重视。

从辽代早期钱币的稀见程度可知，在契丹建国初期，尽管北府地区交易一般不用钱币，但契丹朝廷还是铸造了钱币的。从这些钱币的形制看，它们并不是仅用于礼仪、宗教、馈赠、压胜的钱币，而是按正用品铸造的。只是以契丹族的生产能力和生活习惯，铸量极低。南宋洪遵《泉志》引《虏廷杂记》[27]说“景宗朝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

◆契丹几种早期铸币
（从左至右：通行泉货、天赞通宝、天显通宝、天禄通宝）

作者评述：景宗朝距阿保机建国已50余年，年铸钱额才500贯，可知这时所铸的小平钱虽可作为流通钱正用，但铸钱目的显然并不在补充流通不足，也根本无力补充流通不足。应该说契丹（辽）早期铸钱的主要目的是对立国主权的宣示，也是向中原汉文化学习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