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开、郑刚中
赵开（1065—1141），字应祥，普州安居（今四川遂宁市安居区）人，出生于北宋英宗治平二年，世居本地，祖上无人出仕。赵开自幼喜好读书，但宋初只有七品以上官员子弟能入太学，直到仁宗行庆历新政，太学开始招收平民子弟，赵开在20岁上才得进入太学。
赵开虽好读书，却也并非只深陷儒学。他杂学百家，不舍昼夜，被同宿舍的同学称作“书痴”。尤其是他长于心算，对子贡经商视时势而定废举的事迹和《管子》的轻重之论了然于胸，自称“学贵用世耳，如不适用，虽多亦奚何为？”
35岁上，赵开考中进士，历任地方下级官员。崇宁年间，徽宗为太学在郊区修建“辟雍”（相当于太学的“分校”），招收太学“外舍”生3000人，命赵开为权辟雍正。不久遇丁忧回乡，服满后仍被任为地方教育官员，因为业绩出众，被举荐为宣教郎，再成为京官。宣教郎是个闲职，但赵开并不急于出仕求进，而是在开封府所属的尉氏县买地，举家迁入京畿。四五年间，只是结交四方贤俊之士，讲求天下利病，何者当行，何者当罢，为日后救弊通变积蓄知识，准备能力。宣和二年（1120），赵开被召为礼制局的校阅官。礼制局讲求的是古今宫室、车服、器用、冠婚丧祭沿革等制度，校阅官实际只是个校对，但是对从事者的经史修养要求极高。赵开任校阅官，职级虽然不高，却是朝廷对他学养的高度肯定。不过赵开刚入礼制局几个月，礼制局就被撤罢，赵开又被外放为鄢陵知县。
宣和六年（1124）年底，尚书省设讲议司，讲求财赋，这是徽宗第二次设讲议司。第一次是崇宁元年（1102），徽宗刚刚继位，年仅20，血气方刚，设立讲议司是想励精图治，革除弊政。而此时徽宗在帝位上已经坐了20多年，早已没有了革故鼎新的锐气。只是当时徽宗外受金人屈辱性压迫，内受蔡京等人“丰亨豫大”的享乐蛊惑，社会矛盾积累，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命尚书省再置讲议财利司，以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应急办法。讲议司的首长提举，徽宗仍请蔡京出任。其时蔡京已年近80，老眊昏花，徽宗竟命他可以在家上班。为使讲议司能正常工作，徽宗诏“择县令有治绩者保奏，召赴都堂审察录用，毋过三人”，赵开即在其中，被任命为讲议司检详官。赵开在任上以《周易》《大传》中的“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26]为准则，对主管官员提出的方案表达自己的意见。正是这些善于理财的言论为朝廷看中，不久金人南下，徽宗禅位，讲议司不了了之，赵开却因会理财而被任命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回到四川。
赵开所在的成都府路是川峡四路中条件最好的一路，所谓“天府之国”主要是指成都府一路。赵开作为判官，只是本路转运使的辅佐官，但他视恤民为己任，上奏免除了朝廷给本路增加的上供纲布额数，将民间难以承受的绵州向利州交纳的运输水脚钱、蒲江县历年增加的盐额等项，排出“鼠尾账”，对比各乡当纳的实数，公示于众，堵塞了乡间胥吏盘剥的空子。
赵开在转运判官任上最令人瞩目的是他的茶马之政。茶、马在北宋本是两事，茶在北宋初为官营，山场、茶园都属官地，种茶“园户”以茶纳租，租外余茶由官收买，茶商向榷货务买交钞到茶场领茶；马政则是太仆寺所属群牧司的事务，由于北宋战马的来源多被北方的辽、金、夏控制，群牧司的地位突出起来。茶、马两事相连始于神宗时期。为熙湟战事，熙宁年间，神宗始派员到蜀地买茶，以茶到陕西边境向少数民族换马。到元丰年间，以买马官员与都茶场官员相兼，令茶场都大提举视同转运使。于是茶马官员不仅财政独立，为输送马匹，还养有马兵，历近60年，已经是弊病百出。
赵开为此列出榷茶买马五害：一害为榷茶额数不断增加，又置牵马兵逾千，还要官给饲料，费用日滋；二害为买马官员贪污马价，以虚开白条关子给卖马民族，致卖马人怨恨作乱；三害为熙宁时向转运司借钱置司榷茶，一文未还，却年年按初数借钱；四害为榷茶之初，预付茶户本钱，此后不断减扣，还以此充作强制和买钱，致使茶户破产；五害是战前蜀茶大多入陕，今关陇已陷于金人，榷茶却仍依旧额，运茶兵吏空费衣粮，却要州县出资。为除此五害，赵开请将茶马事并归转运使司，痛减茶额，轻茶价。
赵开奏上，已是高宗南渡时。高宗于建炎二年（1128）提赵开为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赵开职责既及于全川，于是大更茶马之法，罢除茶的官营，在成都置合同场买引所，并设茶市。商人在买引所买茶引，一斤春茶70钱，夏茶50钱，凭茶引在茶市与茶户交易。合同场官吏只管验引、称茶、封记、发放，不得干预交易。旧制买马以买到数量考核，每买到3000匹算一官比[27]，以此为赏，往往一任官员因为报告买马数量可以推数比，却并不管买到马匹输送在途的死病。赵开改为买马则以马到京实数为准。两年间，四川收到茶最后收入170余万缗，买到马2万匹。
建炎三年（1129）五月，抗金大将、知枢密院事张浚被任命为川、陕、京西、湖南北路宣抚处置使，得便宜黜陟，即兼有人事任免权。十月，张浚到达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张浚也是蜀人，知道赵开善理财政，就命赵开为宣抚处置司的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其时宣抚处置使司辖下既有四川驻军，也有陕西诸路兵马，甚至连曾在河东、河北抗击金军的“八字军”也退入川陕，受张浚节制，各路人马总有数十万，张浚将这数十万人马的后勤全部交给赵开，也即命赵开以四川财赋供应这数十万大军。
赵开见到张浚，先问部队人数和粮饷。驻川部队的军饷，名目繁多，支应浩大，仅军人薪饷一项，除正式的身份料钱（月饷）外，士兵有坐仓折估钱、贴射钱、添支食钱、盐米纸笔钱、草估钱；官员有驿料折估钱、厨料禄粟米、赡家钱、供给钱、月犒钱、旬设钱、支粮钱、添支绢钱；将帅除此外还有公使钱、人吏作匠请给钱等，这还没有将驻营器具、作战器具之类计算在内。加之张浚正在策划陕西的大战役，急需大量犒赏、恤伤经费。赵开因为已经在成都府任漕官，对川内民情十分了解。他对张浚说：“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独榷货稍存赢余，而贪猾认为己有，互相隐匿，根冗深固，未易刬除。惟不恤怨詈，断而敢行，庶可救一时之急，舍此无策矣。”榷货对象本为商人，赵开口中的“贪猾”就是指商人和与商人勾结的官吏。赵开认为，要从他们口中夺利，必须出手果断，不惧人言。张浚则表示既已委任，绝不相疑。赵开有张浚的支持，在四川展开了一系列理财新制，其主旨即如他所说，都在商业上打主意。
依据四川的地方特产，赵开理财的重点是茶、盐、酒、钱。茶政已开始试行，不再官营，此时进一步推广于全川。四川是井盐产地，原也是官营，仿效茶法，设置合同场，以盐引计收入。酒原也是官营，赵开停罢原酒坊酒场，将酒场出租给酿户，酿户自己以米赴酒场自酿，一石米收税3000钱，另加各种杂项22钱。酿户酿酒量不限，只以米数收钱。
茶盐酒的改制减省了冗官冗兵的费用，增加了税收，从建炎三年到绍兴二年（1129—1132）的3年间，从茶盐酒的税收，加上出卖绝户、没收的田宅等共收入铁钱1535万余贯。但是这些钱应付庞大的军需仍然不够。赵开任随军转运使时，陕西西部尚在宋军手中。赵开因此在兴州（今陕西略阳）鼓铸铜钱，并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印造铜钱引，折算铁钱834万贯[28]，两下通计即2370万贯，且这些钱没有从川内农民身上征收。
尽管如此，由于盐政是国策，其于宋朝，重要性远过于茶矾诸政，赵开擅改盐政，被人告到朝廷，赵开被降一官[29]。赵开不为所动，他的期望是张浚将收复陕西，则陕西财富即可弥补川中损失。然而收复陕西的战争并不如人愿，不仅没有收复陕西，败军多退入四川，驻扎在剑门关以外，关内民间，仍须加印钱引以供应守军。赵开从建炎三年（1129）接任，到绍兴六年（1136）卸任，6年间增印的钱引也有1710万贯。这6年含4界，这样以两界并行计，仅增印的钱引在市面上就有500余万贯。依赵开的继任李迨的报告，四川财政“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但是铁钱的铸造却早在建炎初已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靳博文[30]停罢，缺乏铁钱使钱引兑现困难，钱引贬值就是必然，因而不得不筹措平衡钱引与铁钱的比价的办法。
赵开的办法，一是以物资回笼钱引，由府库拿出白银和绢匹，由官发卖，民可用铜钱或钱引购买；二是凡民间应纳官税，过去须用钱币的，一律可用钱引折算。由于钱引贬值，若以钱引纳官，官定引价，而民间相互交易，若以钱引计算，允许在官定引价基础上自行抬高引价，但不允许减削。赵开这一系列措施，保证了张浚的行动，史称其“算无遗策”，使经费“赢赀若有余”。张浚对赵开也言听计从。有一次官府抓获了一个50人的伪钞集团，查获假钱引30万贯。论罪这些人本该处死，赵开对张浚说：这些假引固然是假的，若是加盖上宣抚使的官印，也就成真的了。不如判这些人黥罪，刺上字后去印刷真引处工作。这样使相（张浚有知枢密院衔，故称“使相”）一天获30万之钱，而起50人之死，张浚竟“如其言”。
依照赵开的想法，财源主要在商人身上，其做法自然引起了商人和相关人员普遍的不满，怨言四起。不断有人向高宗上奏状告赵开。高宗把奏状转给张浚，张浚竟支持赵开如故，赵开也尽量满足张浚的需要。然而陕西毕竟丢失，高宗对张浚也猜疑日增，先后派卢法原、王似为宣抚副使，把原宣抚处置使的“处置”二字去掉，不再予“便宜黜陟”之权，提升战功突出的吴玠为宣抚副使，罢张浚宣抚使，召回朝廷。不久，卢法原去世，王似在军中缺少威望，吴玠成为四川宣抚司的实际掌权人。(https://www.daowen.com)
吴玠，西北军人家庭出身。张浚入陕时，吴玠只是权泾原路（管辖今宁夏南部至甘肃东北部一带）兵马都监，是一个中级武官。由于受到张浚赏识，不断升迁。但是吴玠与张浚不同，由于出身行伍，他只管治军作战，并不谙于财赋。与赵开的合作只是不断催促军饷，动辄上奏劾转运使军饷误期。朝廷惮于吴玠军力，又派席益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席益曾任参知政事，算当过副宰相，身份太高，与川中官将难于协和。赵开为此上疏指明四川历年经济状况，说仅以应付吴玠军需，绍兴四年（1134）为钱1955.7万缗，绍兴五年（1135）又增加425.5万余缗，蜀中公私俱困，无所补给，事属危急。他要求亲赴临安行在，详细说明情况，于是朝廷命李迨替代赵开（实际上李迨也只干了一年又被吴玠劾跑了）。赵开行至半路已是病体难支，朝廷命为提举江州（今江西九江）太平观。绍兴十一年（1141），赵开卒于江州，享年76岁。
赵开形容清癯，自律甚严。在四川都转运使任上10年，家乡田园荒芜，未增一亩。处理公务常至半夜，遇有难事，召集幕僚各具所见，择善而从。自赵开离开四川，席益、吴玠诸帅才知后勤事务之难。其后接任的多位转运使至蜀后，对赵开所订立的茶盐榷法竟不敢稍做改动。然而赵开理财，毕竟是为军需的权宜之举。日后流弊日深，赵开自己在临终时也说：“若因循而不恢复，蜀将大困，而我为祸首也。”
郑刚中（1088—1154），字亨仲，浙江金华人，出生于北宋哲宗元祐三年。郑刚中祖父屡试不第，父亲也无出身，凭多次恩举一步步做到醴陵县令。郑刚中本人于南渡后的绍兴二年（1132）考中时也已是44岁的中年人了。但是他一中即为殿试第三，赐进士及第，循例派为温州军事判官[31]。
绍兴五年（1135），秦桧第一次罢相后起用为知温州。温州是宋朝的外贸港口，经济繁荣，民情复杂，语言难懂。秦桧初到温州，工作主要倚仗判官，因而对郑刚中的工作能力有了相当了解。一年后，绍兴六年（1136），张浚欲辞相位，极力推荐秦桧自代。于是高宗以讲经筵的名义召秦桧到行在（时高宗在平江，即今苏州，行在即平江），秦桧得以重返中枢。为网罗人才，秦桧将在温州时的助手郑刚中荐入中枢，初任敕令所的删定官，在廷对中受到高宗器重，逐级升为殿中侍御史。郑刚中虽由秦桧举荐，也并非主战人士，但在秦桧的和议活动中不赞一词。
绍兴九年（1139），宋金“和议”达成，金国“赐还”河南、陕西地。高宗命楼炤为陕西宣谕使，向陕西方面告知和议，秦桧推荐郑刚中为宣谕使的参谋官。郑刚中一路详记山川形要、存问故老、向来敌情，回朝做详细报告并面奏守卫之策，因功授礼部侍郎。金国“赐”地仅一年余，再次南下，直至绍兴十一年（1141）再次议和。这次议和，高宗命郑刚中为川陕宣谕使，告知“和议”结果，命陕西诸将“毋出兵生事”，并收回川陕宣抚司“便宜行事”权。同时以郑刚中充陕西分划地界使，与金国谈判陕西方面的疆界。在将出境谈判时，数百父老拦在马前，劝郑刚中应引金人入境来谈，出境谈判恐有意外。郑刚中说：“引之入，彼坐于吾家而不去。执之，则为国生事；纵之，则重伤国威。”如出境去谈，“纵有他，不过杀一使者耳”。谈判中，金方狮子大开口，要阶（今甘肃陇南市）、成（今陇南市成县）、岷（今甘肃岷县）、凤（今甘肃凤县凤州镇）、秦（今甘肃天水）、商（今陕西省商洛）6州，并取大散关。双方折冲樽俎，郑刚中反复论辩，最终以让秦州、商州之半而保全了蜀地的关隘要冲。
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川陕宣抚使胡世将病逝，因郑刚中熟习川陕事务，被任为川陕宣抚副使，成为川中4路最高军政长官[32]。因为实际上陕西已为金人所有，旋去“陕”字，为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立刻行使职权，对川中的行政、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动作。
在行政上，四川的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四路只有利州路在剑门关外，是四川的北部屏障，因而各路大军都集中于此。但军队的统帅并不统一，最为有力的是吴璘、杨政、郭浩三大帅，各占一处，互不相能。他们部下的军官，也分在各州当沿边安抚使。绍兴十四年（1144），郑刚中报请高宗，将利州路一分为二，改设为利州东、西两路，吴璘任西路安抚使，治兴州（今陕西汉中市略阳县）；杨政任东路安抚使，治兴元（今汉中）；郭浩势力最弱，改任金房开达4州的安抚使，实际相当于调离了利州路；原各州安抚使一律撤销，统一军政于宣抚副使，也协调了将领间的关系。
其次是屯田。边军十多万人，军粮消耗巨大，过去主要靠四川关内输送。集粮、征伕、运输对川内是个极大负担，还常与边将发生矛盾。运米水道靠嘉陵江，江中石多滩险，船只遇石而翻沉，前线得粟一石，川中需发三石。郑刚中推广军屯，开田3000余顷，岁收18万斛。
过去为购军粮，不得不靠印刷钱引。高宗曾一再下旨，钱引须依“祖宗”成法，按“所有见钱对数印造”。但是由于前线战事，一再加印。《楮币谱》说，（绍兴）“八年，以边报急阙，增三百万充籴买”；九年，为移防和添置军装，“增两百万”；十年，“赡军急阙，增五百万”；十三年，以都运司之请，“增四百万”。如此算来，每界钱数都在500万至600万之间，两界并行，社会上总有1000多万纸币流通。但是，从建炎年间铁钱已经停止铸造。既缺兑现，钱引必然贬值。郑刚中决定采取挽救措施。他的办法是，自绍兴十四年（1144）起，利州路（不久分为东、西两路）、川中的成都府路、潼川府路的茶盐酒三种税收，以及租佃官田的租赋，凡以钱引缴纳者，每贯另加纳30文铁钱（内中似乎仍杂有以钱引交纳者），作为铸钱的启动资金。这项额外的捐税，以提高引价的名义称为“称提钱”。这样一年集得钱43万余贯。郑刚中拿出其中24.7万贯作铸钱的本钱，在利州设置一座钱监，钱监设官6人和工匠、警卫军兵500人，以利州所产铁矿和山林为原料、燃料，开铸铁钱。钱监从第二年的绍兴十五年七月开铸，大概除去开办费，每2000钱铸得1000钱，当年铸得10万缗。称提钱中其余18万余贯，用作助购军粮之用。加征“称提钱”的做法作为定制，此后十余年间，史料上再未见增印钱引的记录。
由于和金国订立了和约，双方保持了相当的平静，郑刚中逐渐减少边防诸路的驻军，以减少后勤负担。同时上报高宗，称各路都有转运使，原随军的都转运使可以撤销，这样各路的财赋都统于宣抚司。
郑刚中的种种做法触怒了秦桧。秦桧决定在四川设立四川财赋总领官，不隶宣抚司，直接受命于秦桧。新来的总领官向秦桧做了种种负面报告，秦桧于绍兴十七年（1147）命人弹劾郑刚中，举出其种种“罪行”，十九年罢去郑刚中宣抚使，再从桂阳（今湖南桂阳县）屡贬至封州（今粤桂交界处的封开县）居住，其子也贬到柳州。郑刚中对屡受迫害淡然处之，在封州研究《大易》，撰成《周易窥馀》《经史专音》等书（已佚）。绍兴二十四年（1154），郑刚中卒于封州，年67（虚）岁。
秦桧死后，孝宗对郑刚中给予了昭雪。郑刚中在任时曾屡受封爵，由男、子、伯至侯爵，平反后官复资政殿学士，追谥忠愍。
作者评述：赵开与郑刚中先后在蜀中处理钱引增印过多的问题。北宋时期交子也曾印行过多，但后来多由陕西方面和盐场分担化解。南宋初年，陕西渐失，钱引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行平衡，这是纸币诞生以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赵开采用投放白银、绢帛和利用税收等增加回笼的方法解决；郑刚中则利用增加现钱铸造的方法解决。这两者相当于一架天平的两侧，或增或减都是为了两侧的平衡。这也正是郑刚中将铸钱的专项税收称为“称提”的原因。赵开和郑刚中在四川的实践，为后来东南的会子“称提”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