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松年、高汝砺
蔡松年，字伯坚，生于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少年时，跟随其父蔡靖游宦。蔡靖任职河间府（今河北沧州河间市）同知，蔡松年帮父亲管理机要文字。
其时正值宋金夹击灭辽，宋军战斗不利，辽为金所灭。灭辽后，宋按协议向金索要燕京（今北京），金人则将城市劫掠一空，将一座空城交给了宋朝。宋朝改燕京为燕山府，然而新任命的燕山府同知詹度和郭药师二人却彼此不相能。詹度文人出身，临行时徽宗亲自召见，面授机宜。郭药师原是辽将，辽亡后降宋，手下仍领有旧部。文武二人一个以身负天宪自命，一个以拥兵自重。为此朝廷命河间同知蔡靖与詹度对换，蔡松年遂随父来到燕山府。宋宣和七年（1125），金兵重新伐宋，围攻燕京。郭药师出战不利，蔡靖与郭药师商议办法，郭药师准备降金。蔡靖起初不从，欲引刀自刺，被郭药师拦腰抱住，将他锁闭于郭家，率队降金，蔡靖被胁迫入金。
此次攻燕京的是金宗室大将行军万户宗弼（即宋人所称兀术），他见蔡靖的儿子松年虽然年仅18岁，但是吏事娴熟，文辞通博，就任用为元帅府令史。回军后，降金的辽、宋官员都有任命，蔡松年被任为太子中允（太子府属官），实授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判官。蔡松年在真定为官10年有余，遂以真定为籍。
天会十五年（1137），金国废了刘豫的“齐国”，在“齐”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设行台尚书省，直接统治。已经成为宰相、都元帅的宗弼被命领行台。宗弼基于在燕京时对蔡松年的了解，遂再把蔡松年从真定调到汴京，任为行台刑部郎中。这一年，金熙宗决定再次伐宋，仍由宗弼领军，宗弼又命蔡松年总管军中涉及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回师后，宗弼升为左丞相，回京师任职时，又把蔡松年带回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任为刑部员外郎。蔡松年自此在京城成为中枢官员。
跟随宗弼从军期间，蔡松年认识了恰好也在宗弼军中任职的宗室迪古乃（即亮，死后降封海陵王）。因为迪古乃喜好中原文化，所以和蔡松年甚为相得。皇统九年（1149），亮以政变登皇帝位，提拔蔡松年为吏部侍郎。亮是太祖的庶子庶孙，所以对宗室其他成员十分忌惮。一方面，他认为上京是女真旧地，实力贵族、宗室成员多聚于此，十分掣肘；另一方面，北宋亡于大金后，上京已成为边远地区，难于控制疆域广大的国土。所以亮登基后决意迁都燕京。天德三年（1151），亮命在燕京扩建城墙、宫室，做迁都准备。有司做了繁复的宫城设计，亮急于速迁，说：“国家凶吉，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此命一下，不及两年，亮就迫不及待地来到燕京，同时诏告中外，改元贞元（1153），将燕京改为中都。为向南宋显示大金德政，亮把自宋入金的蔡松年提拔为户部尚书，派他出使宋国贺岁。从宋国回来后，蔡松年不久就拜为参知政事，进入宰相行列。
蔡松年任户部尚书期间，正值金帝亮迁都。燕京此前本不是政治中心，作为都城，一切都不完备。亮急于搬迁，都城里连官府和官员居所都没有。亮命圈出城中空地，赐给朝廷官员，并征收现钱。在这种情况下，蔡松年极力主张将榷货务迁入京城。贞元二年（1154），蔡松年提出了创办交钞的建议。蔡松年少年时代在河间府帮父亲料理吏事，河间府原是瀛州，正是在蔡松年出生的大观元年（1107），瀛州升为河间府，置为瀛海军节度使驻地，统领周边十一州军，辖地北起宋辽交界的今拒马河一线，南达今山东省北境，西从今保定容城一带（今雄安新区）起，东至海。为防辽国，即便不打仗，也驻有重兵。欧阳修曾经任河北诸州的都转运使，他说：“自河以北州军县寨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万五千有七百户……厢禁军马、义勇民兵，四十七万七千人骑，岁支粮草钱帛二千四百四十五万。”河北前线数十万军马的人吃马喂，其供应是个极大的数目。庆历年间，兵部员外郎范祥创制了一种办法，即钞盐法。沈括《梦溪笔谈》记述钞盐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即招募商人向边防输送现钱，称为“入中”，给以一种票券，称为钞引，凭此可以到河东的解盐场（今山西运城）领盐自行发卖。重要的是在商人入中后，在估价上给以一定的优惠，商人在卖盐中还可得利；政府则减少向边境运输的负担和现钱的支出。河间府作为宋辽前线的重要区段，这类事务的管理也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蔡松年为身任河间同知的父亲处理文案，对入中和钞引自是非常熟悉的。金宋开战后，原金宋前线和河东盐池都已沦入金国，钞引之事当然再无从谈起。成为金国的户部尚书后，为解决钱币短缺问题，他自然就想到了恢复利用钞引。
蔡松年恢复钞引制度，最初只是因为海陵亮迁都燕京后，朝廷官员脱离了原上京家乡和自身的家族，成为主要依靠官俸生活的群体，加之中都周围军队的集中，这使朝廷的货币支出大为增加。由于金国政府当时并不铸钱，社会上钱币的增加主要靠与宋国的经商和走私，因而钱币大多掌握在商人手中。蔡松年力主将榷货务设在中都，同时在中都设交钞库。命商人向榷货务缴纳现钱，给以交钞，使商人手中的钱币向中央政府集中。商人凭交钞到各产盐地领盐，自行发卖；朝廷则利用所控制的产盐地以收集商人手中的现钱。但是由于交钞本身实际上是一种铜钱的兑换券，使用时认票不认人，因而可以自由转让，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流通券。
钞引成为流通券的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史料没有记载。但从十几年以后宋朝范成大出使金国的记录来看，金世宗时期的大定年间，交钞已经是一种真正的纸币了。但那时交钞并不流通全国，甚至也未见用于中都，而是仅限于在黄淮之间流通。范成大记道：金朝“不欲留钱于河南，故效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此时的交钞，完全是一种货币战的武器，目的在于吸引南宋的铜钱，同时防止金朝的铜钱流向宋国。此时蔡松年辞世也已十年了。
蔡松年推动交钞后，海陵命他为吏部尚书，不久升参知政事，进入宰相行列。此后，蔡松年累官尚书右丞、左丞、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蔡松年薨于金帝亮正隆四年（1159），虚岁53岁。他死后倍极哀荣，海陵亲到府第吊唁，命四品以上官员出城送葬，谥文简，加封吴国公（由次国号升为大国号）。
蔡松年不仅吏事纯熟，而且在家以孝闻，事继母恭谨。同时长于文辞，尤工于乐府，与当时著名诗人吴激并称“吴蔡”。
高汝砺（1154—1224），字岩夫，应州金城（今山西应县）人。应州早在高汝砺出生的200多年前已不属中原政权管辖，是石敬瑭划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之一。高汝砺出生在大金纪年的贞元二年（1154），这一年，金帝亮迁都燕京（中都），蔡松年创制了金国的交钞。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高汝砺25岁，考中进士，进入了官场，因处理问题的能力而闻名。明昌五年（1194），章宗诏命宰相，不拘朝中还是地方，推荐可为刺史之人，由章宗本人亲自审查升用。高汝砺就此被章宗看中，从绛阳军（今山西新绛县）同知用为石州（今山西吕梁市）刺史。两年后，进入中枢，任为左司郎中。左司是尚书省的主要官员，主管吏户礼三部的奏章，直接向皇帝汇报，高汝砺因而逐渐受到皇帝赏识。
此后，由于高汝砺为官处事得体，所提建议切中肯綮，甚为皇帝推重。10年间，高汝砺历任谏议大夫、大兴府（今北京）同知、按察使、多路的转运使，泰和四年（1204）十一月，被任为国都中都的都转运使。中都都转运使是高于各路转运使的正三品职衔，与户部尚书同级，掌管赋税钱粮等财政事务。有此经历，高汝砺对地方和经济事务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此时，大金国的周边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北方，蒙古民族正在崛起，孛儿只斤部的铁木真已经征服了克烈、乃蛮、塔塔儿、蔑儿乞等各部，统一了蒙古草原，对大金北方形成强大的压迫之势。在南方，就在高汝砺任都转运使的泰和五年（1205年，也即南宋的开禧元年），南宋宁宗拜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统领诸丞相，专掌朝政。韩侂胄想借金国北方强邻压境之机，成宋朝北伐之事，开始不断在宋金边境发动小规模袭扰；宋廷又将已故抗金名将岳飞追封为鄂王，将迫害岳飞的秦桧追夺王爵，改谥谬丑；同时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出兵。宋国的挑衅迫使金国在边境关闭榷场，增兵筹饷。陕西方面原本以交钞充饷，榷场关闭，兵员增加，以致再次出现交钞贬值、人们不愿接受纸币的现象。面对外部压力，章宗一方面向陕西调增10万贯现钱以备兑现，以增加民众对交钞的信心，一方面加印10万贯一百文面额的小钞，命当现钱流通以应急。
章宗早在继位之初，已经开始利用纸币交钞来应付军饷。为此在中都的印造钞引库下面还增设了四个专印一百文小面额钞的小库。小库所印小钞就是一种不兑现的纸币，命代铜钱流通。如有人到钞库执交钞要求兑现纸币，即给小钞，“即与支见钱无异”。后来因为要支持小银铤“承安宝货”的流通，停办了四小库，废止了小钞。“承安宝货”仅仅使用了三年就停用了，此时加印小钞，实属仓促之举。(https://www.daowen.com)
正在这时，南宋宁宗在韩侂胄怂恿下，于开禧二年（1206年，金泰和六年）五月高调祭祀天地、宗庙、社稷，正式下诏讨伐金国。宋国此次北伐，重点在江淮和川陕两线。实际上，川陕方面由于早已派间谍策反蜀中守将吴曦，态势较为稳定；江淮方面却形势较为严重。章宗命平章政事仆散揆到汴京前线，“许以便宜从事”，并兼左副元帅，即总领江淮诸军的指挥。仆散揆立刻在山东、河南诸路征发在籍士兵。同时章宗急调高汝砺，拜为户部尚书，以解决军费急需。
面对战争爆发的形势，鉴于陕西已经行用小钞，高汝砺决定以规范的小钞制度应对。高汝砺将小钞定为5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和七百文，地方各路可按户部制定的标准自行印制小钞。但是规定了地方小钞可以兑现的地点：
小钞既设置为5等，又命等同现钱，等于形成了纸币中的两个功能略有区别的系列。为使大小钞能顺利流通，高汝砺主持制定了一个《钞法条约》，同时不断改进实施的行政方式。比如为有足够的小钞供市面流通，增设钞库人员，从府直下到各州、县，设置“辨钞人”，为人辨验纸币真伪；为方便非规定的城邑换钞，规定可以代理办理，每半年赴规定城邑更换；由于各州县的钞库都在公廨（衙门）内，民间出入困难，要求在市肆置库以便民……凡此诸项措施，深得章宗欣赏。章宗为此训斥尚书省的官员只说空话不办实事：“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他要求内外百司以高汝砺为榜样，举明各自所辖的利害，如做不到而由上司办到，即“量制其罚”。
南宋的北伐轻而易举地被打退了，但金国本身的腐败问题和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此时北方的蒙古正意气风发，就在南宋北伐的那一年，蒙古铁木真在漠北称“成吉思汗”，不久即大举南下。在蒙古大军面前，继章宗登位的永济束手无策，他的将领们也一败再败。大安三年（1211），蒙古军突破野狐岭（今河北省张北县）进至浍河川，永济调集40万大军迎战。为维持军需，光交钞就运送了84车。这84车交钞流散到社会上，已不是高汝砺的《钞法条约》所能约束得了的。
至宁元年（1213），兵败的武将发动政变，拥立珣为帝，是为宣宗。宣宗在蒙古大军压迫下，以公主和亲和大量财富换得成吉思汗暂时退兵。宣宗决定南迁南京（今开封）。迁都途中，行至邯郸，拜高汝砺为参知政事。高汝砺成为执政官、皇帝身边参与决策的人物。此时高汝砺年已花甲。宣宗在位10年，对高汝砺十分倚重，高汝砺一再上表请致仕（退休），宣宗反而一再加官，进拜尚书右丞、左丞、平章政事、尚书右丞相，即正式的宰相，又封为寿国公。因高汝砺年纪渐老，特许奏事不跪，殿下设榻供憩。
高汝砺也确实有许多和多数官员不同的见解。还在宣宗南下迁都途中，听说由于都城迁汴，大批官员、扈从、警卫将至，造成汴京物价飞涨，马上召集宰相们讨论对策。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求南京留守司行政干预物价，只有高汝砺认为，物价本来就是变化的，取决于物资买卖的涨落。买多卖少，物价必高。大批人马南下，物价高涨是必然的。如果强令限制物价，有货人家会闭门不售，外地商旅会不复入城，物价必会越来越高。他说：“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则谷价自平矣。”
自宣宗迁汴以来，金国国力每下愈况，与周边的战争却连绵不止，纸币大幅贬值。贞祐三年（1215），改交钞为贞祐宝券，仅仅两年，又以1∶1000的比价改发贞祐通宝。改行纸币不能解决财政问题，尚书户部又决定在民间加一税种，名曰“桑皮故纸钱”。时任尚书左丞的高汝砺有一番重要的言论：“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按指贞祐通宝纸币）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而易为者钞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司减免，则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高汝砺为政，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为贞祐四年（1216），朝廷欲每年查田征租，高汝砺说：“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最为政之善喻也……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尤其国家多事，他每上言都尽量以不惊动农民为要。但这类言论很难被采用。二是在货币政策上，他认为纸币贬值，主要原因是物资与纸币不相协，所以他并不十分在意物价的低昂，而更重如何增加物资。然而这在当时的国情下实际上也很难办到。
哀宗继位，高汝砺再三恳请告老，哀宗仍不许，实际上改元（正大元年，1224年）不及三月，高汝砺薨逝，年71岁（虚岁）。
高汝砺为官，规守格法。宣宗时殿前奏对，宣宗扇子掉地，高汝砺仍低头奏事，而不拣扇，大得宣宗称赞，说他“知礼”。他清廉自守，却明哲保身，对当时的权臣弄权，不发一言，被人看作是狼狈为奸。他长期居于相位，虽是皇帝挽留，官场却微词颇多，说他“欺君固位”。实际上是皇帝喜欢他这种既能提有益建议，又不争权多事的官员。
作者评述：蔡松年和高汝砺都是金国货币体系的标志性人物。
蔡松年是金国交钞的创制者，他借鉴宋国的钞盐制度，创办金国的盐钞，以解决钱币不足的问题。至于金国的交钞后来发展成流通全国的纸币制度，则是蔡松年生前没有预计到，似乎也没有看到的。有人责蔡松年仕金，其实蔡氏入金时只是一介并无官身的18岁少年，以国家大义相责就有些过苛。蔡松年在金为官，虽也有官场毛病，但还算平实，如他自己诗中所述“人生各有适，一受不可更”“何如从所好，足以安余生”[25]。宋人传言他为海陵鸩杀，却并无根据。
高汝砺努力做一个完善金国交钞制度的人。在他的认识中最为可贵的是，他认为交钞和物资两者之中，物资是第一性的。尤其是他主持制定了《钞法条约》，这是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纸币专门法规，可惜没有片纸只字流传下来。高汝砺身处金国衰落时期，他的思想和他制定的法规，都没能挽救金国的纸币。他为金国工作到“蜡炬成灰”，只是“生于末世运偏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