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藏

西藏地区自称其地为bod，依地势分有不同的bod地，唐朝时统称其为吐蕃，西方社会转写为Tibet。吐蕃在唐朝时与中原政权建立了政治往来，并由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和亲而建立了姻亲关系。元朝时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明朝称西藏地区为乌斯藏，“乌斯”指前藏，即念青唐古拉山以南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藏”指后藏，即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谷地。清朝将西藏的“吐蕃”名称改译为“图伯特”，汉语则正式形成了“西藏”的称呼。清朝西藏划分为卫（即前藏）、藏（即后藏）和阿里（后藏西北的阿里高原），宁静山（今他念他翁山）以东的喀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则划归了四川。

西藏的政事，在归附元朝后，由元朝设立的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管辖，出生于后藏萨迦地方（今西藏萨迦县）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大宝法王”、总制院使，管理西藏事务。明朝从洪武年间就在西藏设立了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西藏的法王政权和明朝之间也始终保持着封赐和朝贡以及茶马互市的关系。但是在西藏内部，各种贵族和宗教势力却不断争斗，割据和统一不断交替。明朝后期，新疆的厄鲁特蒙古由于准噶尔部的强大，和硕特部只得南下青藏。明崇祯十五年（1642），和硕特部固始汗消灭了西藏本地政权，控制了西藏，以卫地（前藏）供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以藏地（后藏）供藏传佛教的班禅喇嘛。从此，达赖和班禅分居拉萨的哲蚌寺甘丹颇章宫（后移驻布达拉宫）和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固始汗又将西藏地方的民政事务委任达赖喇嘛的政务官第巴管理，实际上掌握了对西藏地方官吏的任命权。

清朝初定西藏

清朝早在入关之前已经开始联络西藏地方，皇太极和西藏地方的汗王及达赖有过多次互派使者的行为。清朝入关后，五世达赖于顺治九年（1652）来到北京，受到顺治多次接见，赏赐极为丰厚。第二年回程时，又以金册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也封蒙古人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顺治在金册中要求固始汗“尔当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但是蒙古汗王和达赖的矛盾并没有因此消弥。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圆寂，当时的第巴桑结嘉措为控制西藏政权，竟秘不发丧，连蒙古达赖汗（固始汗已死，由孙子达赖汗继位）也不知情，事情竟一连瞒了十几年。不但如此，他还自行寻找了一个灵童作为六世达赖，只是不敢正式坐床，又向康熙帝讨封，要做“图伯特王”。

康熙得知第巴竟敢匿丧不报，极为震怒。其时达赖汗也已死去，达赖汗的儿子拉藏汗继位。拉藏汗为了反对第巴，又自己选了一个六世达赖，却得不到青藏地区藏民的支持。康熙于是派了一个侍郎赫寿到西藏，名义是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实际是监理蒙古汗王的权限。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以稳定西藏的宗教社会，牵制前藏的势力。自此以后，历世达赖、班禅转世都需获得中央政府的册封。

此时，新疆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也想染指西藏，派遣策零敦多布翻越大雪山，突入拉萨，围攻布达拉宫，杀了拉藏汗，囚禁了拉藏汗选立的达赖。准噶尔军在拉萨烧杀抢掠，把大量寺院金银法器掠往伊犁。康熙决定用强力平定西藏的动乱，康熙五十九年（1720），任第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统率三路大军入藏。八月，大军进入拉萨，斩杀策零敦多布所立的三大寺总管喇嘛，逼使策零敦多布逃回伊犁。

西藏平定后，康熙把供养在青海塔尔寺的格桑嘉措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79]；彻底结束蒙古人在西藏78年的统治，废除了实际成为藏王的第巴管理行政制度，另设四名藏族贵族任噶伦，并授予贝子、国公、台吉等大清爵位，共同主持政务；命中路平逆将军延信留守拉萨，并留满汉官兵3000驻守拉萨。

雍正五年（1727），西藏又发生前藏、后藏争夺统治权的内战，双方都向朝廷控告对方，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辩解。雍正皇帝遂从青海、四川、云南三地抽派三路兵马1.5万余人入藏，平息动乱后，正式在西藏派驻驻藏大臣和副大臣；留驻西藏的部队分驻前藏、后藏，归驻藏大臣指挥，并在昌都留驻1000人，作为声援；又封原噶伦、台吉颇罗鼐为郡王，总理藏事，俗称为藏王。

然而世俗藏王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逐渐积累。乾隆十二年（1747）颇罗鼐去世，他的儿子朱尔默特那木札勒承袭郡王爵位后，矛盾日益加深。朱尔默特那木札勒甚至又联络蒙古准噶尔部，策划谋反。乾隆立刻派新任驻藏大臣傅清赴藏处理。傅清到藏后虽设计除掉了朱尔默特那木札勒，却又死于叛乱，所幸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迅速平定了叛乱。鉴于西藏偏远，交通和通信不便，乾隆十六年（1751）又对西藏的行政体制重新做了规定：废除第巴和世俗藏王制度，将西藏地方的行政权交由达赖喇嘛统一掌握，在西藏实行由中央政府领导、驻藏大臣监管的政教合一制度；成立西藏的行政执行机构噶厦，即地方政府，噶厦设噶伦四人，三俗一僧，地位平等，直接受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领导；西藏地方重要官员须经大清朝廷任命；西藏官民不得再与新疆准噶尔部有任何往还。

西藏的平定，为清朝政府腾出精力，彻底解决新疆的厄鲁特蒙古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西藏和尼泊尔的银钱互换交易

西藏地区的经济以农牧业为主。由于地处高原，自然条件严酷，加之农奴制度的桎梏，本地的生活资料十分贫乏，历史上商品经济程度较低。唐宋以来，与内地商业往来的主要支柱是所谓“茶马交易”。这种交易的大宗是砖茶和马匹，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由于元明以来的颁赐，以及清朝统一中原后，对西藏僧俗贵族以中原政权的官品制度拨发的银两，连同藏军和驿站的饷银，大量白银流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与尼泊尔交界，虽有喜马拉雅山相隔，但也有几条山口相通，所以尼泊尔商人多来西藏经商。内地流入的白银和尼泊尔流入的商品，推动了西藏的商业发展。厄鲁特蒙古的侵入，使俄国商人也借助西蒙古的渠道来到青藏高原。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通了欧洲与亚洲的航线后，南亚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中点。

1600年，经伊丽莎白女王特许，英国成立了“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80]。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击败和挤垮了荷兰、法国的势力，几乎独占了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形成既有组织，又有军队的准国家体系。又有大批西方商人通过尼泊尔通道来到西藏。于是，北方通过青海西宁、南方通过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大批商人来到拉萨，甚至在拉萨开设了商行。拉萨成为南北贸易的集散地。当时的主要商品有：

丝绸：主要来源于内地，既为尼泊尔、印度、西方商人喜欢，藏族贵族的需求量也很大。

皮货：好的毛皮和皮革制品主要来源于俄罗斯。藏族贵族也很喜欢。

瓷器：来源于内地，需求广泛。

茶叶：以内地来源为主，印度茶叶也有输入。

铜和铜器：西藏用于铸造佛像和法器的铜需求量极大，大多从尼泊尔等处输入，且输入的铜器也多被熔化用于宗教事务。

玻璃器：来源于印度。

麝香：青藏高原的产品，作为药材和香源输出。

姜黄之类：姜黄是咖喱的主料之一，作为调料和药材向尼泊尔、印度输出。

羊毛：西藏出口的大宗。

牦牛、活羊：供尼泊尔的祭祀活动。

盐：高原湖泊的盛产。

氆氇：西藏毛织品，向尼泊尔、印度输出。

藏毯：向尼泊尔、青海输出。

粮食：特别是大米，西藏上层的新享受。

珍珠、宝石：包括珊瑚、琥珀（含蜜蜡）等各种有机宝石。这类商品在西藏需求极大，主要用于随身饰物、供奉寺院、制作灵塔、制作佛像、研磨后作为壁画及唐卡的颜料等。既有本地出产，也有外地输入。

……

西藏的贵族接触到的外部商品越多，生活就日益奢侈化，需求也越来越高。西藏过去小规模的商业尚靠银锭和碎银流通，商业繁盛起来以后，对规范化货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高。

最初是直接使用尼泊尔商人带进来的银币。16世纪前半期，中亚突厥化的蒙古人后裔进入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当莫卧儿帝国强大的时候，尼泊尔曾经依附于莫卧儿。据英国学者记述，16世纪中叶，尼泊尔中部土邦加德满都的国王马亨德拉·玛拉前往德里朝贡。莫卧儿皇帝赐玛拉国王可以自行打制银币。此前尼泊尔只能使用印度银币[81]。由于打制银币需要白银，玛拉国王于是和西藏方面签订了一个条约，以自铸银币交换西藏白银，由西藏将白银以银锭形式交付尼泊尔，由尼泊尔土邦打制成银币运交西藏商上[82]发行。不久，中部谷地的另两个土邦巴德冈王国和帕坦王国也加入了钱银互换的交易[83]。

◆尼泊尔加德满都王国代铸币（1674年）

◆西藏噶厦政府自铸银币
（1763—1764年）
（采自《中国西藏钱币》）

随着西藏和尼泊尔贸易的扩大，西藏商人对银钱的需求也日益扩大。明崇祯十三年（1640），尼泊尔为适应与西藏的贸易，实行了一次货币改革，将钱币从10克左右改制为更适合西藏需求的5.6克左右，称为“摩哈尔”（mohar），或称“茂哈”。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西藏商上正式请尼泊尔代为铸造茂哈，以供在西藏流通[84]。这一阶段从17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几乎整个18世纪。但是尼泊尔的土邦贪图利益，在银钱中掺杂铜铅。耿爱德说：“银钱交易使尼泊尔获得了百分之十二的收益。其中百分之四来自银锭中含有的金粉（按指西藏送往尼泊尔的银锭提炼手段不精，以致仍有金粉遗留在银锭内而不知），百分之八得于在银币中搀入合金。大量成色低潮的银币送去西藏，降低价值近乎二分之一的章噶出现了。”故而所谓“代铸”，造成了西藏地方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流通银币的杂乱。

18世纪中期，尼泊尔中部的廓尔喀部崛起，为击败各土邦王国，发动了征服战争。战争造成藏尼贸易的中断，而早已习惯于使用银币的西藏立刻感到了钱币的短缺。此时正值七世达赖已经圆寂，而转世灵童年纪尚幼，林芝地区第穆羌纳寺活佛第穆呼图克图受命摄政，并被乾隆皇帝赐予诺门汗称号。第穆呼图克图于是命在藏区自行试铸钱币。这次试铸的银币重一钱五分，称为“章嘎”。经现代钱币学者实测，重5克左右。这次铸币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开始，第二年就停止了，虽然只铸了两年，却是西藏地方第一次自铸钱币。钱币的大小、厚薄一如尼泊尔钱币，只是图案不用王号，而是只用一个梵文字母ha环绕一圈，钱币学者称为“连扎”银币或“扎”字银币。

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侵藏之战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廓尔喀最终征服了加德满都王国，统一了尼泊尔中部谷地，建立了沙阿王朝，清朝政府称其为廓尔喀[85]。廓尔喀仍承袭原土邦的藏尼银钱交易，为西藏铸造银币。廓尔喀银币初时尚好，但是，几年以后，廓尔喀不但在银币中掺铜，甚至专为西藏打造含铜高达一半的钱币，并禁止这种钱币在廓尔喀境内流通。西藏地方与廓尔喀交涉，要求廓尔喀用新钱将过去的低劣钱币换回去。廓尔喀方面则提出要换回旧钱，须以一新钱换二旧钱。旧钱并非全部是只含50％银的合金，如此兑换，西藏损失过大；而且以一换二，西藏市场将造成严重的钱币短缺，因此西藏方面无法接受廓尔喀的要求，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来到承德避暑山庄，向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因为西藏没有天花，班禅不曾“出痘”，不适应内地环境，竟于第二年圆寂在北京黄寺。乾隆为班禅御赐黄金七千两，打造班禅灵塔，将法体移入灵塔。又颁赐了大量珍宝财物，将灵塔护送回藏。谁知灵塔迎回札什伦布后，萨迦寺（位于今萨迦县）的萨迦呼图克图认为对颁赐财物的分配不公，竟暗地勾结廓尔喀，示以西藏内部矛盾，挑唆廓尔喀干涉西藏事务。前有藏尼银钱矛盾，后有西藏内应怂恿，廓尔喀终于准备对西藏实行其扩张野心，以占有聂拉木、济咙关卡。

廓尔喀与西藏的贸易往来，在后藏中部主要通过两个关卡：聂拉木（今聂拉木县）和济咙（今吉隆县南部中尼边境），与济咙紧连的地方是宗喀（今吉隆县城）。聂拉木、济咙和宗喀都设有宗的机构[86]，也设有税卡，由第巴管理。乾隆五十二年（1787），聂拉木的第巴忽然将尼泊尔商人过关的税额提高，又将西藏出口的盐巴中掺土牟利，引起廓尔喀方面的强烈不满。关税和盐巴问题为廓尔喀挑起事端提供了借口。廓尔喀方面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给西藏噶厦写信，表示要向大皇帝朝觐纳贡，要求过路进京。据事后乾隆判断，聂拉木第巴显然向噶厦的噶伦行了贿，主管噶伦接到进京请求后，害怕廓尔喀向朝廷告状，将其请求置之不理，只是通报驻藏大臣庆麟，说廓尔喀方面来信言词倨傲，不予理会。

驻藏大臣任期三年，其时的大臣是庆麟，副大臣是雅满泰。他们来到西藏，只觉条件恶劣，怕苦贪乐，一味寻求享受。平时役使兵丁修园子、挖河造船，以供自己游玩，而绝不属意于兵丁训练操演。遇事则颟顸混沌，得到噶伦关于廓尔喀要求进京纳贡的消息，竟轻信噶伦解释，完全忘记自己的职责，不向朝廷奏报。如后来乾隆的训斥：“伊二人（按指庆麟、雅满泰）竟形同木偶乎！”“以其呈词傲慢，驳回未奏，尤属乖谬。外夷等愿通职贡，边疆大吏，理宜据情入告。其可否准行，候朕降旨。乃庆麟等竟敢驳回不奏。其意恐其到京呈诉，故尔有心欺隐。”[87]

廓尔喀方面见进京请求被驳回，遂于七月起兵，很快占领了聂拉木、济咙关口，向宗喀宗逼近，大肆抢掠，并有北上之势。乾隆接到庆麟奏报，立刻指示驻藏副大臣雅满泰赶赴后藏。一面指挥抵御廓尔喀，一面抚慰班禅。因为七世班禅坐床不久，年仅六岁，如若后藏震动，当保护班禅移往前藏。同时关照署四川总督鄂辉、署四川提督成德，准备调用巴塘、里塘（今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处藏兵，并预备辎重，随时出发。其实此次廓尔喀进兵，实力并不大，入境亦不深，但庆麟、雅满泰仓皇失措，见到乾隆指示，立刻要求内地调兵增援。

对于川兵入藏，乾隆指示十分明确：对待廓尔喀“虽不必扫穴犁庭，但不可将贼众剿散逃遁，即云完事。必须将前此被贼抢占之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处地方全行收复，并勒令该处头人将该处与后藏贸易明定地界，严立章程，令其出具甘结，不敢复行越界滋事，以期一劳永逸”。同时乾隆对庆麟等人也并不放心，指派御前侍卫、理藩院右侍郎巴忠赶赴西藏，一面照料班禅，不使发生意外，一面监督驻藏大臣用兵。

正当入川大军尚在途中，萨迦呼图克图见事情闹大，清军马上入藏，心生害怕，私下派人去与尼军谈判。乾隆得知甚为不满：尼军“愿遵照和息者，自系闻知内地大兵将至，正在畏惧退遁之时。如不大加惩创，终非长久之计。”“且欲讲和，亦当传唤贼人头目来营设誓，今反听从伊等之约，遣人前往，似此倒行逆施，尚复成何事体！”乾隆要求巴忠到达西藏后，把这一精神向庆麟等人传达，并将有关和谈的内容详细奏报。

和谈的事情其实是达赖派了噶伦丹津班珠尔与萨迦呼图克图一起赴廓尔喀谈判。为赶快息事，他们答应给廓尔喀每年银元宝300锭[88]，甚至写下一张字据。巴忠、成德、鄂辉等人到藏后，只报大军间道挺进，收复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地，并说萨迦呼图克图与敌接触，只是“以大兵威吓，并无异词”，使乾隆以为萨迦活佛等人只是“托词恐吓，借此送信”，使敌闻风远遁。考虑到萨迦寺属噶玛噶举的红帽派，与班禅、达赖的黄帽格鲁派宗派不同，为免因教派问题在藏民中引起骚动，“今事已完竣，姑不深究”。庆麟、雅满泰则革职，庆麟更命在藏枷号三年，然后发往烟瘴之地。

巴忠又鼓动廓尔喀上表纳贡，于是廓尔喀遣使在巴忠的陪同下，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来到北京。乾隆皇帝接见了使臣，封廓尔喀首领以王爵、首领的叔叔以公爵。鄂辉从署理四川总督扶正为四川总督，巴忠则从理藩院右侍郎晋升为左侍郎。然而令巴忠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还是发生了。

乾隆五十七年平定廓尔喀之战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乾隆正在承德避暑，于木兰秋狝期间接到西藏奏报，称七月里聂拉木又发生大事。原来，西藏方面在乾隆五十三年答应付给廓尔喀的白银（清朝将其看作岁币），后来却一直不愿交付。廓尔喀遂派人来到聂拉木，要求噶厦还债。当年是噶伦丹津班珠尔去和谈的，达赖喇嘛于是仍派丹津班珠尔去聂拉木处理。在聂拉木，因言语不合，廓尔喀方面派来了一千多兵丁。丹津班珠尔害怕还有兵来，派人将廓尔喀来路的桥梁拆掉。廓尔喀认为是断其后路，遂火枪大作，占据了聂拉木。丹津班珠尔火速告急，驻藏大臣派代本[89]率领藏兵前往救急，却被廓尔喀连噶伦带代本一并扣在聂拉木，造成了严重的边境事件。

乾隆接报，已经猜到是三年前鄂辉、巴忠等人“急欲了事，苟且完结”，并且是隐瞒不报。皇帝行围，一干办事大臣都须随行，巴忠此时也陪侍在狩猎大营。乾隆遂一面命此时已是四川总督的鄂辉赴藏查办处理，一面命把西藏奏报折子交给巴忠阅看。当军机大臣把折子交给巴忠看后，巴忠意识到自己的麻烦来了。巴忠过去曾经办理西藏事务，既通藏语，又职任理藩院，在处理西藏问题上，较之四川官员鄂辉、成德，当更负主要责任。他立刻声称是自己办理不善，请求赶赴西藏效力自赎。军机大臣并没有得到处理巴忠的旨意，一时没有表态。岂料巴忠当夜潜出大营，投入河中自杀了。

巴忠之死令乾隆十分震惊，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命驻藏办事大臣保泰赶往后藏，安抚班禅，并嘱咐保泰不要轻易移动班禅。因为班禅在后藏人民心目中信仰崇高，一旦移动班禅，人心浮动，于局势不利。并且要求保泰在征发藏兵的同时，调动驻藏满兵和绿营，还可调动达木蒙古兵。因为乾隆知道，藏兵大多临时从各村庄抽征，战斗力低下；内地派驻的满汉兵丁人数较少；当年自己的叔叔胤禵平定西藏时，留下了厄鲁特蒙古八个部落（称八旗），驻札拉萨附近达木地方（今拉萨市当雄县），归驻藏大臣节制，这批人战斗力较为强劲。

谁知保泰等人怯懦畏敌，到了后藏，听信一些喇嘛求神卜卦，就把班禅迁移到拉萨，几乎等于放弃了据守。廓尔喀兵这次并不如前次入藏，只是骚扰。藏兵既已后退，廓尔喀兵遂步步紧逼。萨迦寺喇嘛竟然出献哈达。廓尔喀兵于是进入日喀则，大肆劫掠札什伦布寺，连乾隆敕封班禅额尔德尼的金册也都掠走了。此时四川总督鄂辉明知上次入藏之误自己有责，已不敢再次入藏，仅命提督成德率兵站站缓进（一天只行一驿站间隔的路程）。保泰等人情急之下上奏请求将班禅、达赖移驻泰宁。

泰宁今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的八美镇，雍正五年（1727）平定西藏内乱时，雍正皇帝曾将七世达赖移驻泰宁，在泰宁扩建了惠远庙供达赖居住，增设部队保卫。七世达赖在泰宁住了7年，待西藏完全平定后才由皇帝派兵护送回藏。但当时是处置内战，此次则是抵御外患。尚未战斗即撤至藏外，等于几乎放弃西藏而予外敌。乾隆大怒，说：“贼势甚迫，欲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移于泰宁，是何言也！不料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竟是无用之物，瞀乱已甚。幸而达赖喇嘛坚意不从。倘误听保泰等之言，弃布达拉而去，尚复成何事体！”他立刻下令将保泰革职，留在西藏效力赎罪。在形势紧迫，留藏官员无用的情势下，乾隆只得考虑仍用福康安。

福康安是乾隆的内侄。他的父亲傅恒是乾隆十分信任的重臣，傅恒的姐姐则是乾隆的皇后。福康安本人年轻时就参与平定大小金川，立有战功。此后平甘肃回民起事，平台湾林爽文起义，屡立战功，此时正在两广总督任上。这一年十一月是傅恒的寡福晋、福康安的母亲七十大寿，乾隆本来命福康安可以从容来京，为母做寿。看到驻藏官员实在不堪使用，他表示：“朕再四思维，竟须福康安前往督办，方足以资统率。”于是他立刻下旨：“着传福康安，接奉此旨，即趱程迅速来京，候朕面授方略。”又派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并派出巴图鲁侍卫章京100人，调黑龙江耐寒而吃苦、能征惯战的索伦、达呼尔兵[90]1000人，由索伦将领海兰察率领先行由西宁经青海进藏。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福康安携内地配备的火炮、弹药辎重和青海准备的马匹，抵达后藏，诏晋为大将军，各军都受节制。廓尔喀军年前受到先行到达的成德部队和海兰察部队打击，已经后退，但由于喜马拉雅冬季雪深，一时又难于退回本国，都在聂拉木、济咙一线筑起寨碉据守。清军奋勇作战，到五月，边境各宗、各关卡都已收复。廓尔喀军遭受打击，曾经乞降，福康安不许，命原受清封王爵、公爵的头领亲赴前线乞降，廓军不理，于是福康安将大军分三路进逼。尼泊尔是山国，山高岭峻，河流湍急。廓尔喀人素称强悍，抵抗顽强。福康安、海兰察亲临前线，督兵猛攻，或伐木搭桥，或涉流间道，每遇高碉坚堡，火枪大炮齐施。到八月，深入尼泊尔七百余里，直逼廓尔喀首城阳布（今加德满都），廓尔喀全国震动。廓尔喀王只得派出大头领来到清军乞降。清军到来，躲在廓尔喀的萨迦呼图克图自杀，廓尔喀交出了萨迦呼图克图的尸体和妻儿；送还前被扣押的噶伦丹津班珠尔等人，又交还从札什伦布抢夺的财物，连同乾隆敕封金册；最后把与西藏方面签订的条约以及前次“以岁币议和”的合同一并交还，伏地表示其：“自知罪在不赦，惶惧尤甚。从前侵犯藏界之事，孽实自作，万不敢丝毫置辩，诿咎于人。惟有仰恳转奏大皇帝大沛恩施，开一线之路。前立合同混行开写各条，万不敢复提一字。廓尔喀永为天朝属下，每届五年朝贡之期，即差办事噶箕一名，仰观天颜，子子孙孙，恪遵约束。”[91]

福康安为在大雪封山前撤出部队，请示乾隆批准，接受了廓尔喀投降。廓尔喀派出大头人，携带大批贡物晋京。乾隆五十七（1792）年十月，廓尔喀头人抵京，乾隆于次年在紫光阁和圆明园两次赐宴，封特拉纳巴都尔为廓尔喀王。此后，廓尔喀五年一朝贡，直到清末不曾断绝。

铸“乾隆宝藏”银钱

廓尔喀之役，既是因银钱交易而起，乾隆一方面筹备打仗，一方面也在准备重新规划西藏的货币制度。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木兰秋狝期间，乾隆就向西藏方面传谕：“廓尔喀所铸钱文，向卫藏行使，原为贪图利息起见。后又欲将旧钱停止，专用新钱，固属贪得无厌。卫藏地方，行使廓尔喀钱文，总缘唐古忒人（按指藏民）等向与廓尔喀交易买卖，是以不得不从其便。是廓尔喀所铸钱文，卫藏竟可毋须行用。我国家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区区藏地，何必转用外番币货。况伊将所铸之钱，易回银两，又复搀铜铸钱，向藏内交易，源源换给。是卫藏银两转被廓尔喀逐渐易换，尤属不成事体。若于内地铸钱运往，程站遥远，运送维艰。莫若于西藏地方，照内地之例，安设炉座，拨派官匠，即在彼鼓铸。驻藏大臣督同员役监制经理，自不虞缺乏。旧存廓尔喀钱文，概行销作银两，一律使用官钱。”

成德统带的四川部队，虽是一日只行一站，经乾隆一再催促，十二月也到达拉萨。接到乾隆关于在藏自铸钱币的谕令，成德随即请示要求“暂铸铜钱，以资兵丁换易行使”。乾隆回应“此系目前兵丁需用起见，亦只可如此办理。其将来在藏安设炉座，官铸钱文之处，统俟福康安于事后，归入善后事宜内办理，非目前急务也”。

成德部队入藏，随队也带了一些内地乾隆通宝铜钱，但铜钱在藏内并不通行，西藏也不产铜，真要铸钱，铸铜钱还是有困难的。所以成德和拉萨的官员们商议后，还是在工布地区的觉木宗（今林芝市）试铸了一种章嘎银币，称为“九松西阿”，重约5克，样式仍仿廓尔喀钱币，不同的是，正面中央方框内用藏文写有“13·45”字样，代表第13绕迥第45年[92]，即乾隆五十六年。“九松西阿”就是藏语1345的读音。背面一圈环绕8个小图案，代表藏传佛教的吉祥八宝：宝伞盖、双鱼、宝瓶、莲花、右旋法螺、吉祥结、法幢、法轮。这一钱币被驻藏大臣和噶厦批准后，就开始正式打造，从乾隆五十六年（1791）开始，打造到五十八年（1793）。后两年依年号称为“九松西出”和“九松西堆”，直到受命打造“乾隆宝藏”，这种银币遂停止打造。这种银币的含银量并不高，但由于战事，尼泊尔代铸币来源断绝，也应了一时之急。

◆乾隆五十六年“九松西阿”银币（采自《中国西藏钱币》）

廓尔喀之役，虽是大获全胜，但也暴露出西藏地方政府在制度和管理上的弊端，以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处理上的不完善之处。早在乾隆决定派福康安赴藏总理的时候，他已决定由福康安在战后安排善后事宜。此战既胜，乾隆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两方面主要僧俗官员共同研究善后方案，并西藏钱币问题解决办法。

就西藏钱币，福康安专门具折：依乾隆原旨，西藏地方安设炉座鼓铸铜钱，“惟是藏地素不产铜，向来成造佛像，俱用巴勒布商人贩来铜器销毁铸造，每斤价银六钱零。若有不敷，再赴里塘西南二十日路程云南所属之吉当番地，收买熟铜，价银八钱零，脚价仍不在内。藏地山上并无林木，不能烧炼生铜。况藏地各部落，番民习使银钱，骤难更易。藏内铸出铜钱，仍恐不能行使，靡费更为不值。”“上年经成德奏明，以军兴需用，由商上铸造银钱，一律通行，商民称便。若藏内自铸银钱使用，商民交易公平，更可经久无弊。应请嗣后商上铸造银钱，纯用纹银成造，不得丝毫搀杂。每圆仍重一钱五分，纹银一两只换银钱六圆，是银钱计重九钱，易银一两，以多出一钱作为铸钱工本。并另铸一钱之银钱一种，每两易换九圆；五分之银钱一种，每两易换十八圆。均有一钱余胜，成色既无高下之殊，鼓铸亦免贴赔之累，可期永远通行。”[93]

在提出由西藏自铸银币的同时，福康安又设计了西藏银币的图样：“钱上正面轮廓上用唐古忒字（按指藏文）模铸‘乾隆通宝’字样，背面用唐古忒字模铸‘宝藏’字样，以昭我国家同轨同文之盛。并于中间逐年铸出造钱年份，用资查考。”这一奏折连同新藏币样币报达乾隆后，乾隆完全同意了福康安关于铸造铜钱不便的意见，也原则上同意了福康安关于铸造西藏银钱的办法。但是他对福康安报送的钱币样币提出意见：

但阅所进钱模，正面铸“乾隆通宝”四字，背面铸“宝藏”二字，俱用唐古忒字模印，并无汉字，与同文规制，尚未为协。所铸银钱，其正面用汉字铸“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唐古忒字，亦铸“乾隆宝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体制。已另行模绘钱式，发去遵办。

按照乾隆钦定样式，西藏重新打造出了“乾隆宝藏”银钱。这一银钱虽是打造币样式，却在钱币正中有一个方框图形，象征内地钱币的方孔，以示与内地同规。在钱币的周边，有小字“五十八年”年号。

与此同时，福康安又同达赖、班禅的僧俗官员共同商议，制定出二十九条西藏地方政府的管理制度，报朝廷批准后执行，通称《钦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二十九条所涉范围极广，有政治、行政、宗教、军事、涉外、经济等。二十九条的第一条即规定了达赖、班禅和呼图克图活佛的转世办法，并且特制“奔巴”金瓶，颁赐西藏，用于掣签决定灵童。第二条是管理来藏商人和旅客，第三条即是关于西藏钱币问题。兹全文录下：[94]

◆福康安上报“乾隆宝藏”钱样

◆“乾隆宝藏”五十八年银钱
（采自《中国西藏钱币》）

（三）西藏章嘎历来掺假很多，今后政府应以纯粹汉银铸造，不得掺假。并依旧制，每一章嘎重一钱五分，以纯银的六枚章嘎换一两汉银。本来六枚章嘎只等于九钱银子，所差一钱银子即算为铸造费用。章嘎正面铸“乾隆宝藏”字样，边缘铸年号，背面铸藏文。驻藏大臣派汉官会同噶伦对所铸造之章嘎进行检查，以求质量纯真。以前尼泊尔铸有假章嘎，藏政府也铸有假章嘎。现规定其比价一律为汉银一两换八枚，并决定以后不得再私自铸造。凡尼泊尔及西藏所铸章嘎之没有掺假者，一律以上述比价为标准，以后不得非议。所铸新章嘎如有掺杂锡、铁等假料而被发觉时，所有由汉官及噶伦委派之孜本、孜仲等管理人员，以及工匠人等，一律依法应受严厉处分，并依所铸假币数目加倍罚款。

乾隆末年藏尼之役既是因藏尼钱银风波而起，《钦定章程二十九条》的制定、乾隆宝藏的铸造，把西藏的铸币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也就把西藏的经济命脉和未来走向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从此以后，以乾隆宝藏为标准，将西藏的钱式以法律文本的方式固定下来。西藏铸币的实行，也并非完全交由西藏地方办理，而是在朝廷规定钱制下，通过驻藏大臣的监督，由西藏地方派官员具体操办，体现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作者评述：新疆“乾隆通宝”（含红钱）和西藏“乾隆宝藏”的铸行，标志着大清帝国最终完成了在中国土地上的货币统一。这也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宗法帝制下，货币制度的最后回光返照。到乾隆皇帝的孙子时代，中国就面临了两千年未有的变局，货币再次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