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的铜钱

一、北宋的铜钱

太祖首铸宋通元宝钱

后周小皇帝柴宗训显德七年（960），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出征途中，被部下将士黄袍加身，夺取了政权，成立了大宋皇朝，是为宋太祖。

宋朝从太祖时期就开始铸造铜钱，沿用五代时后周铸“周通元宝”钱的习惯，只将唐“开元通宝”的孔上“开”字替换为国号“宋”，名“宋通元宝”。太祖在位16年，有建隆、乾德、开宝3个年号，宋通元宝的铸造年份，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甚至铸于3个年号中的哪个年号时期，不同史料的记载也不相同，但太祖时期铸造了宋通元宝，数量并不在少，则是可以肯定的。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太祖得位时周边都为割据政权包围。这些小国大多使用唐朝旧钱，有的虽或有铸钱，铸额极少，处于货币严重不足状态，所以宋朝的货币政策首先是保证自己境内的货币安全。最初的措施是要求境内各州禁止一切轻小恶钱，限一个月内将这些钱送官。到期不送，依程度治罪。私铸钱币者弃市，即在市场处死示众。接着限定“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偷送出境的，数量达到二贯就判徒刑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同时也禁止江南钱币注入中原，防止其扰乱北方市场，甚至出使江南的使者也不准带回江南钱币。江南即南唐，实际上，南唐也因为自行铸造铜钱，所以也实行不得将铜钱输往江北的政策。

太祖在位的16年间，先后统一了荆南、湖南、蜀国、南汉和南唐。在不同的地区，太祖对货币流通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在大宋的核心地区——中原内地实行严格的铜钱政策。自铸钱币虽一时难以取代唐朝旧钱，但绝不允许轻小恶钱流通。

建隆四年（963年，当年十一月改元乾德）三月，割据湖南的周氏政权发生叛乱，太祖以“假途伐虢”的方式平定两湖。两湖本来主要流通唐朝旧钱，其中的湖南，在马殷的楚国时期，曾经铸过铅、铁钱，马楚虽然亡于南唐，但是南唐并没有真正管理湖南，湖南经过混乱后，又为周氏割据，所以马楚旧钱仍在行使。归宋后，太祖并没有限制马楚旧钱的流通。

乾德二年（964），太祖平蜀，三年正月，后蜀孟昶降。蜀地原本使用铜钱，后蜀末年迫于中原势力进逼，铸造铁钱，与铜钱混合流通。宋军入蜀后，将蜀地的铜钱和宫中财物悉数运出四川，中原铜钱则不得输入，川蜀逐渐成为铁钱流通地区。

开宝四年（971），太祖平南汉，南汉主刘鋹投降。南汉据地今广东、广西和湖南南部，铸有乾亨通宝和乾亨重宝钱，既有铜钱，又有铅钱。南汉地处偏远，其时江南未平，宋朝不暇治理，所以“听权用旧钱”。

开宝八年（975），太祖平南唐。南唐是江南最大的割据政权，此前灭了马楚和闽国。由于国内丰饶，又以大唐自居，本来以铸造铜钱为主，只是钱面若不是“开元通宝”，也多以“唐”为文。南唐平后，太祖又谋划针对吴越、北汉战事，但于次年崩逝。其时江南也仍在使用旧钱。

作者评述：赵匡胤建极，是承五代之后，其时各割据政权主要流通唐朝旧币，自铸钱币数量很少，而且开元通宝钱在唐朝已是短缺，经历五代之乱，早难于满足社会需求。太祖志在一统，自铸“宋通元宝”不可能在短期内满足全国需要，只能首先确保中原大宋境内的钱币供应。太祖的统一战略是先南后北，实施中先攻西蜀（此前取两湖是抓住机遇）是十分正确的。蜀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饶，以蜀地资源支持平南战争是必然的选择。

宋钱的统一

太宗赵炅（初名匡乂，赵匡胤登基后为避匡字赐名光义，继位后改名赵炅）于开宝九年（976）十月继太祖位，当年十二月即改元太平兴国元年。太平兴国年间，铸造了“太平通宝”，仍是用唐开元通宝的形式，将“开元”二字替换为“太平”。(https://www.daowen.com)

太宗在位20年，用了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5个年号。端拱二年（989）秋，彗星出没，太宗很是疑虑，谁知十二月里，竟有大雨雪，似乎是来年丰稔的预兆，于是决定改元淳化。淳化元年（990）五月，太宗决定另铸新钱。太宗与太祖不同。太祖是个武人，太宗则少年时好读书，喜欢书法，“攻文业，多艺能”。为树立新形象，铸造新钱时太宗便亲自书写钱文。他一改唐朝以来以欧阳询八分书为钱文的传统，用真、行、草三种书体书写了“淳化元宝”四个字。钱文冠以年号虽不从此始，却从此成为惯例，宋朝大多每一改元，即以年号铸新钱，只有少数例外。

太宗继位不久即收服吴越和北汉，完成了中原的一统，货币市场的统一就成为宋朝的当务之要。太祖时期虽然铸造了宋通元宝，但是年铸量仅约为7万贯[1]，远远不能适应新收地区的需要，所以太祖只得权命江南仍用旧钱。收服割据的使命完成后，如仍听旧铅铁钱在江南（包括原南唐、吴越、两湖、两广）行使，无论对政治上的统一、财政赋税的管理、商业贸易的发展都构成极大的障碍。所以太宗继位之初就命昇州置监铸钱。昇州即今南京，长期为吴、（南）唐的都城，平南唐后改为昇州。昇州大约是就江南旧有钱监铸钱，但铸量极其有限，有资料说铸额30万贯，恐怕是南唐时曾铸得钱币的总量。

太平兴国二年（977），樊若水为太宗出谋划策。樊若水[2]原是江南士人，在南唐科考不第，怀才不遇，于太祖时投靠大宋。为取得太祖信任，离开南唐前详细考察长江水道、江岸，设计了浮桥方案，献于太祖。后来宋军平南，用樊若水为向导，采浮桥之计，使曹彬大军过江如履平地。平定南唐后，太祖先是命樊若水遍访江南诸州，考察民间事务利弊。接着任其为江南的转运使，使他最为了解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当太宗准备整理江南货币时，樊若水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樊若水说，江南收复前使用铁钱，10枚当铜钱1枚，以致物价翔踊，民间都感不便。目前江南各州还都存储有相当的铜钱，大约总数尚有“六七十万缗”[3]，只是南唐南部的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吉州（江西吉安）等地缺乏铜钱。他建议，第一，收集江南北部各州铜钱，运至虔州、吉州等缺铜钱的诸州，以在市场上收买用于上供朝廷的金帛等轻货[4]、收购地方积储的谷麦的方式向社会发行（这些铜钱主要是南唐钱币）。第二，在昇州、鄂州、饶州等产铜之地大铸铜钱（当然所铸都是太平通宝新钱），民间铜钱会日益增多，铁钱自然不用。第三，收集铁钱镕铸为农具，以安置江北流民。第四，在铜钱日益增加的条件下，可以解除铜钱渡江之禁，货币市场便可逐渐打通。

太宗原则上采纳了樊若水的建议，加大了江南的铸钱额。其时饶州（今江西鄱阳县）的永平监是江南铸钱大监，且仍能保持唐朝开元通宝钱的铸法，铸出的钱币最为精好。原每岁铸钱6万贯，此时增加到7万贯。但是原材料出现了问题，铜、铅、锡供应不上。转运使张齐贤查访到原南唐的官员丁钊熟悉饶州、信州（今江西上饶市）一带的铜、铅、锡矿产，派他去处理原材料供应问题，使永平监的岁铸量猛增到30万贯。

太宗时期，基本上解决了清除旧五代钱币和十国钱币的问题，铸造额不断上升。太宗末年，岁铸额增加到80万贯，当时最大的钱监主要集中于江南，饶州的永平、池州（今安徽省池州市）的永丰、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的广宁、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的丰国称为四大钱监。此后，铜钱的铸造不断增加，真宗时增加到183万贯。铸额最高是在神宗时期，超过500万贯。

起初，钱币的流通实行着短陌的习俗。这种现象起于唐朝。安史之乱后，德宗和宪宗时期，为平定藩镇而筹集军费，朝廷不断从下发钱币中抽取若干，后来规定以920文当一贯使用，称为除陌钱，或垫陌，又合称除垫钱。到唐朝末年，已是以85钱为百钱。五代时期，很少铸钱，钱陌不断减少，地方上交易甚至有以48钱当100钱使用的情况。因此，太宗时正式规定以77钱为百，称为“省陌钱”，意即尚书省正式规定的钱陌，从此77为百成为宋朝的用钱标准。在需要以100钱为百的场合，则称足陌。

尽管铜钱的铸造不断增加，宋朝却仍然感到钱币不足，在一些地区仍然实行着铁钱制度。

作者评述：唐朝，开元、天宝是铸币量最高的时期，每年铸币不过30多万贯，安史之乱以后，在铸币的年头里，铸额通常只是个位数（以万贯计）。进入宋朝，年铸币数百万贯，仍感不足。原因自然很多，历经战乱，基数低；消除割据，管辖面大；面临北方强敌，军费浩繁；周边需求，外流多；等等。但统一管理的货币市场促进了宋朝的社会开放和商业的发达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