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铸钱

一、五代铸钱

大唐末年，盘踞中原，身兼宣武、宣义、天平、忠武四镇节度使的梁王朱全忠（原名朱温，唐赐名全忠）胁迫哀帝逊位，自己称帝，建国大梁。此后，军阀更替，唐、晋、汉、周，史称五代时期。五代皆是短命朝代，最长16年，最短4年，总共53年，为宋替代。

五个王朝，梁、唐、晋、汉、周，都使用了前代曾经使用过的国号，因而被后世史家在它们的国号前加了“后”字。这些王朝因为持国甚短，加之军阀混战，食货记载不全，货币状况难于十分清晰。总起来说，社会仍以原唐“开元通宝”为主要流通工具，中原朝廷也相应铸造了一些货币，数量既少，质量也良莠不一。

后梁

后梁于大唐哀帝天祐四年（907）立国，建都开封，改元开平，是五代中有国时间最长的王朝，存国16年（907—923年）。但梁朝既没有关于铸钱历史的记载，也没有可以肯定的钱币实物传世，应是仍使用开元通宝钱币。

后唐

后梁建立后，周边有的藩镇表示臣服于梁，但大唐的晋王李克用却始终不予承认，仍保持唐晋王爵号，奉大唐年号。李克用出身原西突厥的沙陀部，因战功受唐赐姓李，封晋王，控制着河东地区（今山西北部）。李克用死后，长子李存勗袭位，并且逐渐扩大疆土，占据了今河北北部的大片地区。唐天祐二十年（梁龙德三年，923年），李存勗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境内）称帝，即为庄宗。为表示自己继承的是大唐正统，仍定国号为大唐，改年号同光。庄宗立国后随即攻灭了梁国，建都唐的东都洛阳。

李存勗以武功建国，但建国后朝廷中外戚、宦官甚至伶人得到重用，猜忌功臣，以至难于稳定国内局势。同光四年（926），魏博军发生兵变，攻占邺都（即魏州）。邺都是后唐建国之地，自是十分重要，庄宗派大将李嗣源出征攻伐。李嗣源本是庄宗父亲李克用的养子，可算是庄宗的兄弟辈。他到邺后与叛军合为一股，杀回洛阳。庄宗为乱军所弑，李嗣源遂在柩前即位，改名李亶，改元天成。李亶身后庙号明宗。

明宗即位后对庄宗时期的弊政做了许多改革，裁撤内宫大批宦官、宫女和伶人；裁撤外廷大批冗官，贬斥佞幸；改革税制，减轻农民负担等。在正史上，后唐并没有铸钱的记载。但是天成元年（926）八月乙巳（廿一）曾“禁镕钱为器，仍估定生铜器价斤二百，熟铜器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者，以盗铸钱论”。既是有镕钱的禁令，又有盗铸钱的罪名，则应有官铸的事实存在。事实上，宋朝的钱币学著作佚名《货泉沿革》和洪遵《泉志》都有记录，从《泉志》所引述的文字看，即便是宋初人宋白所编《续通典》中，也没有后唐铸钱的明确记录。但是宋朝人仍看到了后唐的钱币实物，为“天成元宝”。《货泉沿革》和《泉志》都不甚确定地把它列为后唐钱币。传世也确有天成元宝钱，是利用开元通宝的形制，保留“元”“宝”二字，“开”“通”被替换成“天成”二字，极为罕见，可知当年铸量并不大。

明宗即位时已年过六十，在位7年多，不近女色，不喜游猎，于五代时期君主已属克己而长寿。崩后诸子争位，被河东节度石敬瑭攻灭。

后晋

后晋建立者石敬瑭出身沙陀部，其父臬捩鸡在李克用、李存勗部中屡立战功，官至洺州（今河北邯郸东北）刺史。石敬瑭自幼喜读兵书，很得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的喜爱，成为李嗣源的女婿。在征战中，石敬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几次救李嗣源于危难之中，是李嗣源的心腹爱将。

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河北藩镇魏博部队发生兵变，庄宗李存勗派李嗣源前往镇压。李嗣源到前方后，部下也开始哗变，胁迫李嗣源在黄河以北称帝。随李嗣源进军的石敬瑭对李嗣源说：“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李嗣源听从了石敬瑭的意见，拨付给石敬瑭300骑兵。石敬瑭攻下汴州，庄宗率部众迎敌，部下兵卒却临敌而溃，庄宗本人也被乱兵所弑。李嗣源于是进入洛阳，在庄宗柩前即位，是为明宗，而石敬瑭就成为拥立功臣，受封为节度使。

石敬瑭在明宗朝屡获荣衔，调任多处节度使，最后任为河东节度使（驻节太原），兼任大同（今山西大同）、彰国（今山西应县）、振武（今山西朔州）、威塞（今河北涿鹿县）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清泰三年（936）五月，末帝李从珂认为石敬瑭手握重兵，权势过大，决定改调其为天平军节度使（驻节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并且催促其尽快赴任。石敬瑭感到了皇帝的猜忌，就向北方的契丹寻求支持，许以从幽、蓟（今北京、天津一带）到蔚、朔（今山西灵丘、朔州一带）一线16个州的土地割让给契丹。契丹得此许诺，皇帝耶律德光亲自率兵南下抵御前来讨伐的唐军。石敬瑭夜出城门，秘见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德光为父皇帝。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从此，石敬瑭向契丹上书必称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实际上石敬瑭要比耶律德光大10岁。

当年十一月，石敬瑭在太原正式即位，改元天福。闰十一月，石敬瑭攻入汴州，后唐末帝在洛阳自焚，后唐亡国，后晋将都城迁于汴州，定为东京开封府。石敬瑭入驻中州后，宰相桑维翰劝石敬瑭“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果然，石敬瑭事契丹唯谨，除每年例进岁贡绢帛30万匹外，凡契丹吉凶大事以及太后、亲王、重臣等都有重礼。为备这些货财，增加社会流通工具，天福三年（938）十一月，石敬瑭解除了后唐时代的禁盗铸钱令。宋初人宋白《续通典》记叙：“天福三年十一月诏：三京（按指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太原）、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委盐铁司铸样颁下诸道。令每一钱重二铢四絫，十钱重一两。”同时期的郑向《五代开皇记》记有：“天福三年十一月诏许天下私铸钱。复官铸，十一月诏建钱炉于栾州（按栾州在今河北赵县）。”[51]也就是说，朝廷只规定钱币样式，民间可以随意私铸。不久官方也建了钱炉，于是官钱私钱在市场上混合流通。

天福元宝流传至今不算少见，由于私铸为主，钱币大多较粗糙，大小不一，唯官铸者质量稍好。

后汉(https://www.daowen.com)

后汉创立者刘知远也出身于沙陀部，隶石敬瑭部下，与石敬瑭是生死之交。对于石敬瑭向契丹执父礼、割让幽云十六州一事，他是反对的，他说：“称臣可矣，以父礼事之太过。厚之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石敬瑭不听，后果为刘知远言中。

石敬瑭即皇帝位后，对刘知远十分信任，屡升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各重要藩镇的节度使，后调任为河东节度使、北京（今山西太原）留守。刘知远即以河东为基础，发展起了自己的势力。石敬瑭在位仅7年，少帝石重贵继位后曾几次北伐，试图收回石敬瑭献出的失地，与契丹形成反复拉锯的局面。刘知远身踞河东，却坐山观望。少帝开运三年（946）十月，后晋再次北伐，却战事不利，契丹大举南下，十二月攻入东京。

得知契丹攻入东京，大晋国亡，刘知远随即在太原宣布称帝。最初刘知远仍以大晋为国号，甚至使用已逝4年的石敬瑭的年号称当年为天福十二年（947）。三月，契丹班师回国，刘知远随即率师南下，到达汴州后即改国号，因为姓刘，标榜自己是汉代皇帝后裔，改名刘暠，立国号“大汉”，将国都从洛阳迁到汴州，史称后汉。次年又改年号为乾祐元年（948）。

然而后汉的国运远没有两汉长远，刘暠改名不过一月即因病而崩。3年后，国亡于大将郭威。从太原称帝到国亡总共4年。

虽然国运只有4年，后汉却铸造了钱币。洪遵《泉志》转引了两条记录，一是宋白《续通典》：“汉乾祐元年四月，膳部郎中罗周裔上言，请在京置钱监，俾铜尽为钱，以济军用。”一是苏耆《闲谭录》[52]：“汉乾祐中，以晋室鼓铸钱弊，伪滥非一，乃禁铜货，悉归公帑。”乾祐元年二月，汉隐帝刘承祐才在柩前即位，正是调整人事，加官晋爵之时。膳部郎中罗周裔是礼部属官，主管祭祀及祭祀、宴会所用诸牲、谷粟、祭品之类事务，铸钱、军务与他无干，他只是泛泛而论。但是无论传世还是出土，确有后汉钱存在，钱文“汉通元宝”，完全采用开元通宝钱的制式，只是把“开”字挖去，替换为国名“汉”字。乾祐一共三年，苏耆说乾祐中“禁铜货”，禁钱应是乾祐二年，则汉通元宝一共铸行了一年左右。不过从存世的汉通元宝钱看，钱币质量确实比后晋的私铸天福元宝要规整得多。

后周

后周的太祖郭威是汉族人，行伍出身，累积军功，成为后汉高祖刘知远麾下大将。契丹南下攻后汉，刘知远乘机在太原称帝，郭威是力主劝进者之一，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后汉建国后由枢密副使再迁枢密使，掌管国内军事事务。

刘知远帝寿不永，其子刘承祐继位后，猜忌功臣，骄奢淫逸，滥杀无度，引起政权内部普遍不满。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郭威以“清君侧”为名率兵直攻京城。刘承祐于是将郭威在京家属悉数杀死。郭威攻入京城，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随后郭威以抵御辽兵入寇为名北上，当军至澶州，士兵哗变，扯下一面黄色军旗裹于郭威身上。郭威于是返回东京称帝。郭威自称是西周之后，仍定国号为大周，改元广顺。

郭威在位3年，一一革除前朝的弊政，使社会初步稳定下来。广顺四年（954）正月改元显德，当月皇帝不豫，临终传位养子柴荣，是为世宗。世宗在位5年半，沿袭郭威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为后来宋朝统一内地各政权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世称“一代英主”。特别是针对大唐以来没有彻底解决的钱币缺乏问题，世宗进行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显德二年（955）五月，世宗下诏说：“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为此，他规定，各道州府寺院，凡是有敕建匾额的，仍旧保留，没有敕建匾额的，一律停废，今不得创建寺院兰若。僧不能读经500纸、尼不能读经300纸，勒令还俗。私自为人剃度的，重杖并勒令还俗，服役三年。年终统计，共废除寺院30336所，僧尼纳入户籍61200人。所有铜制佛像、钟磬法器，一概用于铸钱。

与大唐武宗灭佛不同的是，周世宗对灭佛的功利目的表达得十分直接：“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

周世宗所铸钱币，也是以大唐“开元通宝”为原型，只是把“开”字挖去，换成国号“周”，成“周通元宝”，钱币的外缘略宽于开元通宝。周通元宝是五代铸钱中质量最好的。苏耆的《闲谭录》说，世宗甚至在后殿造了数十座铸炉，亲自观看鼓铸。不过说在后殿造数十座炉，恐怕有夸大的成分。

作者评述：后唐同光三年（925）三月，洛阳出土一批“古钱”，其中有26枚“得壹元宝”、440枚“顺天元宝”。朝廷认为这是大事，下敕说：“所获钱文，式昭玄贶。得壹者，行归于一统；顺天者，允契于天心。”居然还说此事“信史必书，宜付史馆”，认为出土钱币上的文字“式昭玄贶”，即用以昭明上天的赏赐。他们不但自己擅解“得壹”“顺天”字样，完全不知道这是唐叛将史思明的钱币，而史思明距钱币出土的当时才不过百余年。还要“付史馆”，难怪宋《货泉沿革》作者要说“五代学者扫地”，“可为后世一笑”。

五代中，至少有四个朝代铸造了钱币，但是历史记载既少，实物留世亦不多。王朝运促势蹇固是重要原因，也很难说这些王朝的当政者铸钱，看重的是国计民生。梁朝没有发现确实的货币实物且不论，唐、晋两朝以新王朝年号作钱文，汉、周两朝以新王朝国号作钱文，这种现象在此前的王朝中，虽非绝无，也属少有，显示出新君主铸钱更看重的只是为示正统而宣示政权。

晋、周两朝的钱币，后人有旋读、对读两种读法。近世以对读为多，读成“汉元通宝”“周元通宝”，这是以“开元通宝”替换一字为标准来读的。其实以当时人来看，自后唐铸“天成元宝”、后晋铸“天福元宝”，人们已习惯旋读钱文。洪遵《泉志》所引五代末至宋初的宋白、苏耆等过来人都以旋读称汉周两朝钱为“汉通元宝”“周通元宝”，洪遵本人也以旋读方式记述。我们今天似仍以尊重当时人读法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