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乾盛世

二、康乾盛世

清纪年（入关后）

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对形势的迅速发展缺乏思想准备，对关外已经崛起的大清缺乏了解，因而虽然“其兴也勃”，却“其亡也忽”。同样的，大清进入北京，满洲贵族们对迅速享用推翻明朝的成果也缺乏思想准备，对中原农业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缺乏了解。满洲在东北地区虽然成立了帝国，也依照汉族政权成立了内三院外六部等各类政府机构，但是在政治上仍保留着原始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各旗贵族形成“议政王大臣会议”，有着远高于行政六部的政治权力，而政府六部的尚书也都只使用满族官员。满洲的基本力量八旗所属的旗民、兵丁，仍由其旗主管理。由于八旗是平时生产、战时作战的体制，各旗和旗兵需自备作战装备、军粮和马匹，为此，必须保证旗下的粮田和牧地。入关后，这些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也被带进了中原。

入关后满人对汉族社会扰动最大的是圈地。其时清军只是占领了华北地区，由于战乱兵燹，北方人口流失，八旗贵族大量圈占土地，或作为自己的庄田，或作为自己的牧场。朝廷起初明令圈占无主土地，后来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利用手中的兵权，不仅旗主圈占土地，很多旗民也一样圈占土地；不仅无主土地被圈占，有主的土地也被强行圈占，使民失其土，或是沦为奴仆。

随着大军的南下，多尔衮又强调了“薙（tì）发令”。满洲习俗，男人只在后脑留有小片头发，编成发辫，其余部分一概剃去。汉人则遵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成年男女只将头发挽在头顶。在关外时，后金攻取明朝城池，凡城池投降，即须剃去城中官民头发，以示投诚。攻取北京时，也曾下令“薙发”、更换满式衣冠，只是当时形势未定，不能厉行。待顺治二年（1645），清朝大军过了长江，形势已是势如破竹，多尔衮于是再发“薙发令”。这一次要求极其严厉，以剃发别其是否“归顺”，民间称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措施极大地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以至明室支裔、明朝遗民，乃至原明朝的反叛力量和地下力量（农民军余部、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私盐贩、海盗等）都结成了反清援军。大清朝廷用了20余年，才把局面逐渐控制下来。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崩，8岁的玄烨继位，改元康熙，遗诏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逐渐结党倾轧，尤以鳌拜专断擅权。康熙六年（1667）七月，14岁的康熙皇帝亲政；康熙八年（1669），少年皇帝计除鳌拜，开始实行他心目中理想的治国理政方针。

康熙在位61年，其后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在这13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三代皇帝的努力，中国呈现出有明一代未曾达到的强盛和繁荣，被后世称为“康乾盛世”。

社会稳定。经过顺治和康熙两朝，先是清除了南明势力和农民军的余部，把有着强烈割据倾向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立为“藩王”，即所谓“三藩”。从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历经8年，平定了三藩之乱，国内基本上不再有割据势力。

从雍正四年（1726）起，在云、贵、桂、川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实行改造，陆续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派驻“流官”对这一广大地区进行实质性管辖。

从康熙到乾隆，历经三朝，平定了西部蒙古的叛乱，使整个明朝都没有解决的蒙古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解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对内地骚扰的千年困扰。

经济发展。康熙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措施。首先是废除了圈地令，永远停止圈地，将过度圈占的土地退还给农民。奖励垦荒，保障新垦土地的产权，对无力开垦者，官给牛种。宽松的土地政策使政府控制的土地大幅增长。明朝在洪武之初，天下土地总约有8亿多亩，然而到明朝中期以后，政府控制的土地始终在4亿多亩间徘徊。清朝由于放宽了土地政策，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政府控制的土地已达到6亿多亩，乾隆十八年（1753）则达到了7.35亿亩以上[6]。

从雍正元年（1723）开始，各省陆续试行“摊丁入亩”政策，把人头税摊入地亩，并且“永不加税”。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由于不再征收人口税，更直接的结果是人口迅速增长。清朝初期，全国统计人口不及1亿，到乾隆中后期，已经是2亿多，经嘉庆、道光，更是突破4亿[7]。这些新增人口都是摊丁入亩后出生的，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人口结构迅速年轻化，壮丁、军士和劳力在人口中的比例迅速增加，也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军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兼容并包、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满洲进入中原，是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康熙亲政后，虽然满族在统治集团中仍然处于中心位置，满洲贵族仍然保留着大量政治特权，但由于康熙清醒地认识到汉文化的深厚积淀，逐步改变了排斥汉人的做法，随着康熙“南书房”和雍正“军机处”的设置，中枢中满汉兼用，满洲议政王大臣的作用逐渐降低，到乾隆晚年，正式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

庞大的清帝国，各民族共存，为处理民族问题，清朝早在尚未入关时就设有“理藩院”，当时仅为处理蒙古事务，隶礼部管辖。康熙时期，理藩院定为中央处理全国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与六部平行，更制定了《理藩院则例》，将民族事务法规化。康熙对待少数民族和民族宗教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清朝皇室的主流宗教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和蒙古族是一致的，但实际上皇室和外戚族中，早已有基督教流行。汉族地区流行汉地佛教，对满族皇室也有很大影响。西北地区天山南路主要是维吾尔穆斯林聚居区，乾隆统一新疆后，仍许新疆回教（伊斯兰教）照常生活，乾隆甚至还收纳了一位穆斯林妃子（容妃）。

西部蒙古准噶尔部在控制了天山南北以后，不但东扩攻打喀尔喀部，而且南下威胁到中原汉族地区。从康熙到乾隆，用了三代时间，对准噶尔的扩张在军事上给予了坚决的打击。但是在打击了准噶尔的军事扩张以后，对归降的部族首领，仍采取了安抚、封爵的方式。乾隆时期，早在明朝受准噶尔排挤游牧到伏尔加流域的西部蒙古土尔扈特部，不堪俄国在兵役、赋税和宗教上的压迫，万里回归。乾隆皇帝命沿途各地官员以粮食、衣物援助和安置，凡接待不力的，多革职处分。康熙、雍正和乾隆多次在承德接待蒙古、西藏地方的僧俗首领，甚至为他们在承德建立了藏式寺庙。

疆域的确定。从康熙时起，大清的疆域逐渐以新方式确定下来。北面，由于沙皇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康熙在武力保卫边疆的前提下，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把北部边境确立在外兴安岭。西部由于解决了西蒙古准噶尔勾结沙俄的军事扩张，在伊犁设置“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将军（通称“伊犁将军”），在天山南北分设参赞大臣，使西部边界保持在巴尔喀什湖一线。在西南，康熙时期就册封了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康熙为达赖在北京修建了黄寺；雍正时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与西藏僧俗领袖共同管理西藏事务；乾隆时又确立了西藏活佛转世的掣签册封制度。特别是在廓尔喀（尼泊尔的部族）入侵西藏时，坚决派兵回击了入侵，订立《钦定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清朝中央对西藏管理的具体方式。在海上，康熙年间收复台湾；朝廷册封琉球，派使巡海，留下了关于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的宝贵记录。

文化建设。满洲从关外入主中原，起初靠的是马上功夫。康熙皇帝自知满人的文化远不及汉人文化深广，就非常注意文化的学习。康熙的学习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注意学习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还非常注意学习西洋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的身边有多位西洋传教士，从前期的汤若望、南怀仁到后来的张诚、白晋、徐日昇、雷孝思等，他向他们学习语言、音乐、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地理……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付诸实践。其中最为宏大的一项工程是添置测绘仪器，在全国开展地理测绘，历时10年，在此基础上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木刻出版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按西洋方法测绘编制的东北亚全图，地图北起贝加尔湖，东至库页岛，南达海南岛，西及西亚，使中国学者和官员开始充分认识地图学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雍正和乾隆继承了父祖的文化追求，尤其是乾隆开始收集全国图书，按经、史、子、集编成《四库全书》，共收书近3500种、7.9万卷，保存了许多难以流传的古籍。全书抄录7部，分藏于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澜阁等7阁中[8]。

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建立的国家，虽然吸收了汉族知识分子参与统治，但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还保存了大量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措施。特别是当世界已经在向着近代社会进步的时刻，清朝贵胄却还自我陶醉于“中央大国”的幻象中。一个典型的著名例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要求觐见乾隆皇帝。然而双方为觐见礼仪僵持了好久，中国人要求英国人以外藩身份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英国人坚持认为两国是平等的，不肯下跪。争执的结果，双方让步，英使行半跪屈膝礼，也不再坚持吻皇帝的手。于是马戛尔尼终于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随行者中有一个副使的12岁的儿子，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承担见习侍童的责任，负责为使节们提起长大的斗篷。乾隆见到这个乖巧的孩子，十分喜爱，把他单独叫到近前，把自己腰间的荷包赠送给他。随行的英国画师（其时摄影术尚未发明）画下了这个动人的场面。

就是这个托马斯·斯当东，40多年后，在英国议会一力主张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当议员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以多次访华的经历说服议员们同意向中国开战，而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他也坚持要中国赔偿巨款。

200多年后的我们，掌握了先进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握最为有力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武器，站在了道德的高地，自然可以有种种理由批评200多年前的先辈，包括圈地、包括扬州十日、包括文字狱，甚至包括如斯当东式的历史吊诡。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比如恩格斯在评论奴隶制时所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如果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9]当我们用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不可否认的是，康熙到乾隆的100多年间，呈现出了两千余年宗法帝制时代最后的辉煌。

这就是“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