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

脱脱

脱脱（1314—1356），字大用，属蒙古蔑儿乞部。蔑儿乞是蒙古发祥时的早期部族之一，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世为大汗家族的宿卫，并因而世任显职。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早年是武宗的侍卫，后转为武宗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仁宗）的侍卫，得到仁宗的赏识。仁宗登基后不断升迁，曾任兵部尚书、大都路达鲁花赤、领虎贲亲军都指挥使等文武要职。

脱脱生于仁宗延祐元年。大约是因为父亲马札儿台的哥哥伯颜已年近40而膝下无子，遂把脱脱寄养于伯父伯颜家，伯父也视脱脱为己出。伯父因拥立武宗有功而官至尚书省平章政事，置府大都。武宗崩后，武宗的弟弟仁宗继位，为防止皇位再传到武宗一系，遂命哥哥的长子和世㻋远镇云南，并命伯颜随侍。此后伯颜长年外任，并不在家中。马札儿台也在大都任职，为儿子的教育，邀请名儒吴直方为脱脱和弟弟也先帖木儿的教师。

吴直方，婺州浦江（今浙江金华市浦江县）人，出生于宋末，长成后游学于大都，历30余年，后为人荐到武宗长子和世㻋府中为皇子讲授儒学。和世疎出镇云南后在大都赋闲，遂为马札儿台邀请。

脱脱身材高大，风度不凡，明敏聪慧，且膂力过人，能拉一石弓，这是职业军人的体力要求。在跟随吴直方读书时，他对老师说，如此终日正襟危坐读书，不如每日记述古人的“嘉言善行”，可以“服之终身”。15岁时，因为父亲曾任大都路达鲁花赤，脱脱袭授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掌管大都路缝纫工匠事务，是个从五品的小官。但由此脱脱得见皇帝，文宗见了脱脱十分喜欢，问答之下得知脱脱字大用，说“此子后必可大用”。脱脱由此一路升迁，到顺帝继位后，已是授虎符、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知枢密院事，掌握军事主管机关的副职，而此时才不过20岁出头。

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得位一如他的前朝诸帝，十分凶险。他本是武宗的长子长孙，当武宗的次子图帖木儿（即文宗）鸩杀了哥哥而继位后，遂将哥哥的儿子妥懽帖睦尔远徙高丽，流放于大青岛[42]，一年后，又将他转流于广西静江（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图帖木儿对兄长之死心怀愧疚，临终遗命传位侄儿。其时只妥懽帖睦尔的幼弟在京，遂立为皇帝，岂知这个小儿登临只一月即暴崩，妥懽帖睦尔这才得以入京。然而妥懽帖睦尔一入京就受到权臣的挟制。先是文宗的宠臣燕铁木儿欲拥立文宗之子，所以虽然从南方接来了妥懽帖睦尔，却迟迟不予传位。国无君长，国事都决于燕铁木儿。只是燕铁木儿淫寿不永，很快死了，妥懽帖睦尔才得以即位。

燕铁木儿虽死，余威仍在，太后（文宗后）把燕铁木儿的女儿立为顺帝的皇后，燕铁木儿的弟弟撒敦为左丞相，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皇权仍在燕铁木儿家族手中。后至元元年（1335），唐其势发动叛乱，所幸脱脱的伯父右丞相伯颜率军击败叛军。脱脱作为亲军指挥使，精选士卒，参战平叛，燕铁木儿势力才被彻底推翻。事后脱脱晋升为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成为中枢大臣。

伯颜是武宗时代的大功臣，原本位高权重，铲除了燕铁木儿、唐其势势力后，更是大权独揽，不可一世，成为又一个权臣。他半生征战，作为黄金家族的侍卫，又积极参与了几次诸皇子的帝位之争，因而蒙古贵族意识极重。执政后，伯颜在国内民族间排斥汉人，取消了科举，以防汉人进入中枢；在蒙古贵族集团内排斥异己，迫害妨碍自己进位的老诸王。他把自己的侄儿脱脱安排为皇帝宿卫，实际是使脱脱侦伺皇帝起居，这却使脱脱有了贴近皇帝的机会。

伯颜揽政长达7年，其间日益恣肆放纵。后至元三年、四年（1337—1338）间，民间的反抗暴动已屡屡出现，社会矛盾积聚，伯颜认为这是汉人不安分，竟主张把汉人的“张、王、刘、李、赵”五大姓都杀光。伯颜只顾自己专权和妄为，以至天下惟知有伯颜而皇帝反被冷落。伯颜的专横脱脱看在眼里，十分担忧，认为伯颜一旦败落，必然连累家族。他私下对父亲马札儿台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马札儿台也看到了这一点，只是事关重大，不敢轻动。脱脱又向老师吴直方询问，吴直方说：“《左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脱脱于是屡屡向皇帝表示公而忘家之意，慢慢地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至正六年（1346）二月，伯颜邀请皇帝到柳林[43]田猎，脱脱以皇帝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伯颜又固请皇太子出猎，脱脱决定借此机会除去伯颜。当天夜里，脱脱请出顺帝临殿。顺帝将虎符交与脱脱，脱脱调集亲信把守大都城门，收取所有城门钥匙。接着派人率30骑人马到柳林暗中接回皇太子，又请出顺帝身边的儒师，连夜草诏，派中书平章政事携诏赶赴柳林，宣读诏书，历数伯颜罪状，贬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立刻派人快马回京，要求面见皇帝。脱脱高坐在城楼上，宣称“有旨黜丞相一人”，从人无罪，可各归本部。于是伯颜身边人一哄而散，伯颜只得踽踽南行。刚到河南，顺帝又下诏将伯颜安置南恩州阳春县（今广东省阳春市）。伯颜行至龙兴路（今江西南昌），病死驿舍。人有以诗吊之，“辅秦应已如商鞅，辞汉终难及子房。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44]。

排除了把持朝廷的权臣，26岁的年轻皇帝颇想有所作为，任用了一批能臣。初以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右丞相、铁木儿不花为左丞相、脱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脱脱之弟）为御史大夫、汪家奴和别儿怯不花为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为右丞等。因马札儿台坚辞，改以脱脱为右丞相。皇帝下诏：“除知枢密院事脱脱之外，诸王侯不得悬带弓箭、环刀辄入内府。”可见皇帝对脱脱倚信之深，而脱脱也凭着皇帝的信任，决心做一番“更新”之政。

脱脱任相后，首先恢复了被伯颜废除的一些中原政权的传统，复科举，恢复在太庙的四时祭祀；接着又为被伯颜迫害的贵族平反昭雪；为皇帝开经筵，选儒臣为皇帝进讲。这些措施也还只是针对上层阶级，在社会上，脱脱主张减少各盐场盐税额度，免除长年积欠的税负。所有这些，赢得了朝中和社会的一致好评，“中外翕然称为贤相”，皇帝也十分高兴，将4岁的皇子送到脱脱家寄养。

但是，世祖以后，仅仅40多年，黄金家族内部多次残酷的皇位之争，彻底败坏了元朝的政治秩序和政治风气。已经没有皇帝能够像忽必烈那样驾驭大臣，反而是皇帝多为大臣挟制，即便掌握中枢的都是忠臣、贤臣，不同集团大臣之间的争斗，其残酷程度也丝毫不亚于皇族之间的斗争。

大约也是怕脱脱成为又一个挟制皇帝的权臣，正当脱脱干得风生水起之时，至正三年（1343），顺帝引进了又一个大臣别儿怯不花，任为已空缺两年的中书左丞相[45]。别儿怯不花，也字大用，早年为国子学诸生，算是一个儒学之士，历官处事公正，急公亲民。他曾是明宗和世㻋的宿卫，而脱脱的伯父伯颜和父亲马札儿台是文宗图帖睦尔的宿卫和亲信。皇位争夺中，文宗表面上谦让兄长和世㻋，暗中却将兄长毒死，双方的宿卫也就结下了“宿憾”。别儿怯不花入相，脱脱很感不适，遂以抱病为由上表辞职。顺帝起初不准，脱脱上表达17次，才被批准。为表示信任，顺帝封脱脱为郑王，食邑安丰（今安徽寿县），赏赐巨万，脱脱俱辞不受，只是推荐阿鲁图自代，于是顺帝命阿鲁图为右丞相。

阿鲁图，成吉思汗开国四大将之首博尔术的四世孙，袭封广平王，虽无大才，但处事平和而知大体，德高望重。别儿怯不花与阿鲁图商量再害脱脱，阿鲁图劝说道，你我虽今天为相，别人不敢妄语，但总有退休之日，那时人们将如何评说我们？别儿怯不花见说不动阿鲁图，就暗示御史弹劾阿鲁图。阿鲁图退避之后，别儿怯不花得升为右丞相。于是他在皇帝耳边不断进马札儿台的谗言，顺帝毕竟是明宗和世㻋的儿子，下诏将马札儿台流放甘肃。脱脱坚决请求与父同行，沿途照顾父亲。待到了甘肃，别儿怯不花仍不依不饶，命迁西域撒思之地（按指行伊斯兰教之地），行到半途，才接到仍回甘州（今甘肃张掖）的诏命。经此一折腾，马札儿台回到甘州即一病而薨，年63岁，这一年是至正八年（1348）。

别儿怯不花所为为御史们不满，弹章交上，顺帝贬别儿怯不花到渤海（今山东省滨州市），脱脱才得以回京。

脱脱回京不久，先被命为太傅，综理皇太子之事，接着复任中书右丞相，重回宰相之位，并兼领钦察、阿速两卫及内史、宣政等事务[46]。重任宰相，脱脱“恩怨无不报”，一方面将他认为曾经迫害过他们父子的人排挤出朝廷，另一方面又组成了自己的亲信集团，聚集了一批谋士、能吏。其实，被排挤的人中，有曾帮助他回京的太平等人，被推荐给皇帝的也有佞臣哈麻等人，可知元末朝廷的政治风气。

脱脱二次任相后，很期望能依靠皇帝，整顿弊政，中兴国家。皇帝也对脱脱寄予了很大期望。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任脱脱为右相，九月就下了一道诏书，征求“建言中外利害”，并命凡提出的意见有“可行之事”必选出上闻。面对已是千疮百孔的大元国家，脱脱也确实做了一些被后来称为“新政”的事，裁汰冗官，重新安置官员的俸禄，优待退休高官，等等。第二年四月，顺帝在诏书中竟然说，自己过去“倚注失当，治理乖方”，因此“是用图任一相，俾赞万机”。所以“爰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统正百官，允厘庶绩”。脱脱果然“曾未期月（按指不到一年），百废具举，中外协望，朕甚嘉焉”。(https://www.daowen.com)

五月间，脱脱的母亲去世，由于父亲马札儿台受封为忠王、脱脱本人也封为郑王，因而母亲也有蓟国夫人封号。虽然蒙古人并没有丁忧之制，但为国夫人办丧，其丧礼必然隆重，皇帝也派近臣来慰问，实际是示意脱脱“出理庶务”。于是脱脱虽请假在家居忧，但通过乌古孙良桢、汝中柏等亲信，依然操控着朝政。正是在这一时期，按照皇帝“建言中外利害”的诏书，有大臣提出了两个重要意见。一个是武祺、偰哲笃提出的改革钞法的意见，一个是贾鲁提出的治理黄河的意见。

武祺是中书省的左司都事，辖下有钞法科，武祺整理了钞法科关于历年印钞、发行、烧毁的数字，认为目前社会上流通交钞不足，造成伪钞现象十分严重。如果仅仅加印交钞，官钞、伪钞将混流社会，因而建议改变钞法。伪钞现象本不起于顺帝时期，早在大蒙古国时期就屡有发现，朝廷也有严格的反假条例，但到元朝后期，这一现象尤其严重。甚至后来被任为中书右丞相的搠思监，居然在家中设有伪钞工场，由其妻弟负责招揽人员生产。事发虽在变钞以后，此前搠思监早已贪声有闻。丞相尚且敢造伪钞，可见伪钞在社会上的普遍程度。所以武祺虽然官微言轻，但是吏部尚书偰哲笃很快附和了这一意见，于是皇帝命脱脱召集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翰林院诸臣共同讨论。会议中除国子祭酒吕思诚外，无人提不同意见，即便是吕思诚不同意更钞法，也提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顺帝终于下决心以中统钞为基础，改变钞法，发行至正印造中统交钞和铜钱，每壹贯文新交钞准铜钱壹千文，准至元钞贰贯。事详见本书“元朝篇·事纪·大元之末的至正交钞”。

贾鲁，河东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人，曾任地方儒学教授，修《宋史》局官；也曾任工部郎中，上书建言考工十九事。此时正在都漕运使任上，而黄河决口，冲毁运河，妨害漕运，提出有关意见，正是职责所在。

贾鲁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治河。六年前，即至正四年（1344）五月，中原大雨20余日，黄河暴涨，在北岸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与山东曹县之间）决口。金元时期的黄河，经郑州、开封后东向经徐州入海。此次黄河决于白茅后，洪水向北奔流，平地水深二丈，六月冲向古黄河的堤岸金堤（今河南范县与山东阳谷间），冲破金堤后继续向北，沿运河冲向山东济南、河北的河间，黄水东达今山东微山湖一带。以今日行政区划而论，黄泛涉及河南、江苏、山东、河北的大片土地，老弱或为鱼鳖，青壮流离四方，形成大量流民。在政府而言，北方济南、河间有两大盐场，是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为解决河患，贾鲁被命为行都水监。贾鲁沿河考察数千里，提出了治河二策。可惜正值朝中两相不协，脱脱辞归，后继诸相无所作为，贾鲁调任右司郎中，治河之事竟不了了之。此时脱脱复相，立意有所举动，贾鲁于是再次提出了他的治河二策。其一是修筑北岸河堤，制止河水北溃，用工省，见效快，但难以制止再次溃决。其二是疏塞并举，使水复故道，为效长久，但需费浩大。二策提出后，脱脱立刻召集朝廷诸臣开会商议。

脱脱也并不是第一次主持水利工作。7年前，脱脱第一次为右丞相，有人建议，在大都南缘，从通州到西山挖一条运河，引西山水入运河。这样河水与大都城内御河相接，南方漕运可以直接进入京城，减少通州到京城的陆路运输。当时廷臣多不同意，脱脱坚持可行。结果由于西山到通州高差太大，运河挖成放水时，水流湍急，泥沙淤塞，船不可行，劳民费工，卒无成效，建议者竟伏诛。有此前车，脱脱要支持治水，是有着极大的精神压力的。

脱脱仔细研究了贾鲁的方案，又与贾鲁面谈，终于决定支持贾鲁的第二策，疏塞并举，并且要求贾鲁亲自主持。贾鲁本欲力辞，脱脱坚定地说“此事非子不可”，并以此向皇帝汇报，得到了顺帝的支持。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官阶进秩二品，从黄河南北的汴梁、河北大名等13路征发民工15万人，还有一些是从宁夏等地调来的富有经验的水工，另调军队2万人以供调动物资，近300里的黄河疏浚工程下诏当月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河工自至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开工，到当年十一月工毕，贾鲁日夜操劳在工地，按照地形设计不同的河道宽狭深浅，疏旧河道，挖新减水河。其时正值汛期，河水浩大，为及时竣工，贾鲁创造了许多新的施工技术。特别是在工程后期新河将开、决口将塞之时，以石船、刺堤障水，下埽[47]合龙，惊心动魄，贾鲁神色不动，指挥若定，万众合力，终于将黄水勒回故道，大功告成。

洪水年年决口，方圆数千里流民不能归乡的大灾难，迁延7年，终于得到治理。整个工程历时仅8个月，其用工、用材、买地等，总共用中统钞（当然是至正钞）1845636锭有奇，几乎相当于正常年景一年半的交钞发行量。顺帝为表彰脱脱和贾鲁的功绩，命当时翰林承旨欧阳玄书写《河平碑》纪功。欧阳玄在记述了治河经过后说：“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贾）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

然而一切都晚了，多年的民族积怨，多年的阶级仇恨，多年水旱蝗疫造成的流民，犹如在社会底层铺满了干柴。十几万治河征夫的聚集，为干柴加温，只需一个火星，就可能燃起大火。这火星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人点起的。他们在治河工地上预埋了一个石人，只刻了一只眼睛，又到处散布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当石人在修河时果真被挖了出来后，人心浮动，造成了周围地区民众造反的契机。不久，南方多地暴发了农民起义。

面对农民的暴动，脱脱亲自出动平乱，推荐哈麻任中书右丞以协助处理中枢事务。哈麻是西域色目人，进入中枢后向皇帝私下推荐了西番僧人，以教皇帝“喜乐”之术为名，使皇帝日夜追求“双修”，惟淫戏是乐。脱脱的亲信汝中柏告诫脱脱哈麻不可任用，脱脱便把哈麻改任为宣政院使，哈麻于是深恨脱脱。

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亲率大军迎击占据高邮的农民军张士诚部，将高邮团团围住，顺帝下诏命脱脱可以总制诸王、诸军，官员黜陟、省部事务一切便宜从事，高邮周围金鼓震野，连战皆捷。正当高邮指日可下之时，哈麻向皇帝进谗言，说脱脱师老财费，又通过皇后向皇帝进谗言。皇帝得哈麻喜乐之术，正是宠信之时，遂把在京的脱脱弟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赶出京城，又向高邮前线发出诏书，解除脱脱兵权，安置到淮安。

诏命到达高邮，属下知道大事不协，劝脱脱不要开读诏书，“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开读则大事去矣”。脱脱说：“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子抗也，君臣之义何在？”脱脱离军，部下各将遂无斗志，更有属将说“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拔刀刎颈。张士诚也因此得以脱困。

脱脱刚到淮安，又有旨安置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至正十五年（1355），再下诏把脱脱流放云南镇西路（今云南腾冲以西），终被哈麻矫诏鸩杀，时年虚岁42。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被流放四川，两个儿子流放甘肃。

七年后，御史们接连上疏为脱脱雪冤，顺帝才恢复脱脱官职，还复家产。然而脱脱以后，奸臣、军阀相继为相，天下已不可收拾。

作者评述：大元朝的纸币，以王文统起始而以脱脱收束，二人却都不得善终。王文统死后80年，末帝妥懽帖睦尔还说“王文统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元史·铁木儿塔识传》），只是身边有一个脱脱却还置之死地。

脱脱主持开河、变钞，其主观愿望当然是兴利除弊，但是开河，是真正为河、淮人民消灾造福，而变乱却从河工始。变钞，原意也是除弊，弊能否除，利能否兴，尚未见结果，甫一启动，天下已乱。于是浅见者称“开河变钞祸根源”。亲身经历了元朝末年变化的宋濂就尖锐指出：元朝“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按指河工），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元史·河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