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陌与飞钱、便换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社会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唐初的州县制度被彻底破坏，因参与平乱而起的军事将领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在州、县之上形成又一个行政级别，即“藩镇”。这些藩镇将领以“节度使”或“观察使”之名，占据几州以至十几州，自定继承，自命官吏，名义是唐臣，其实与朝廷分庭抗礼。在国家的财政领域里，原有的朝廷统收统支制度也被彻底破坏。各方镇为供养自己的军事势力，稍好的，优先留足自己的收入，以剩余缴纳朝廷；势大的，则完全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与此相应，唐朝的货币市场，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垫陌”与“飞钱”即其中影响后世的两种现象。
垫陌
所谓“垫陌”，又称“除陌”，即每一贯钱（1000文）减除若干文，当作一贯行使。此事起于德宗建中年间。[39]
德宗李适（kuò）于大历十四年（779）即皇帝位，时年37岁。德宗经历过安史之乱，曾以天下兵马元帅的身份参与平叛，所以对战后藩镇的强势早已有自己的看法，一旦皇权在握，就想尽快实行削藩之策。
其时在各路藩镇中，最为不逊而势力强劲的是所谓河朔三镇：幽州节度使（驻幽州，即今北京，领今北京及河北北部地区）、成德节度使（驻镇州，即今河北正定，辖今河北中部地区）、魏博节度使（驻魏州，即今河北大名境内，辖今河北南部至河南北部地区）。这些节度使都是安史叛军的降将，所辖也多是安史旧部。他们不仅与朝廷分庭抗礼，自身内部也经常发生将帅相互侵夺的事件。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德宗不准李宝臣之子继任节度使，于是河北的几个节度使又联络周边的节度使起兵反叛。
河朔方镇反叛，本来正好给予了德宗削藩的口实，但其时朝廷除担任宫廷禁卫的神策军外，已无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只得调用尚愿听命的方镇军。德宗命神策军与河东（驻太原，辖今山西北部）、泽潞（驻潞州，即今山西长治，辖今山西东南、河南北部、河北西南的部分地区）、河阳（驻怀州，今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辖怀州、卫州及周围地区）、朔方（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辖今宁夏、黄河河套、陕西北部地区）节度率本部军马前往镇压。正当北方作战之时，南方淮西节度使（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辖蔡州、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及潢川县一带）李希烈又与北方节度勾结反叛，北攻郑州，威胁洛阳；而北方反叛诸镇的幽州朱滔自称冀王、魏博田悦自称魏王、恒冀（今河北正定、冀州）王武俊自称赵王、淄青（淄青节度驻郓州，今山东郓城，辖今山东境。原节度使李正己卒，其子李纳报请继任，不许）李纳自称齐王，怂恿南方占据襄城（今湖北襄阳）的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互为倚势。德宗遂下诏命诸道共讨李希烈，于是全国由南到北，由西至东，卷入混战的达十余镇。
按照旧制，各道藩镇应命出征，应由朝廷出资，而且还以皇帝的名义给军士加酒肉，给家属颁发口粮，待遇优厚，所以士卒没有牵挂。如今朝廷既已困顿，藩镇们又各怀心思，所以很多镇军出了本镇边境便迟迟不前进。战况没有进展，朝廷却每月须支出军费百三十余万缗，仅靠正常的赋税已无法支撑。建中四年（783）六月，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提议增加税项：一是以为常平仓收本钱的名义在各要道关卡向商贾征收关税，现钱每缗收20文，竹、木、茶、漆作为专项，凡十税一[40]；一是在长安市场增加商品交易税，原交易税每贸易额1000文税20文，增加到50文；特别是新加了间架税和除陌钱。
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室庐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者，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其赏钱皆出坐事之家。（《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间架税是房产税，以两柱一横梁为一间，按房屋质量分上中下收税。除陌钱之想则是匪夷所思。凡政府供应、发放的现钱，每1000钱抽留50钱，即下发现钱时，以950钱当1000钱。政府与民间的交易，也以950文当1000文，所余50文交官。若以实物交易，也必须折算为现钱按50‰缴纳。这一政策出台后，怨声载道。长安市场交易，一般须经牙子（相当今经纪人），市场官吏每天审查牙子和摊主的账簿，按账收钱。如有不经牙子交易者，验其私簿。结果牙子们和摊主通同作弊，实际收入不及其半，但是也算解了一时之需。
实际上，赵赞的建议才实行了三个月，泾原节度（驻泾州，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辖泾州、原州，即今甘肃庆阳市镇原县）的部队奉诏讨伐李希烈，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当年九月占领了长安，德宗只得再次出逃。叛乱部队拥立前泾原节度、幽州叛将“冀王”朱滔之兄朱泚为大秦皇帝。叛军在长安市场大呼“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41]以为号召，赵赞的建议事实上已经无法实行。
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正值新的正元历推算成功，于是在建中五年元旦改元兴元，借改元赦书[42]下达了一个长篇“罪己诏”。先是表示自己“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戍役之劳苦”，“犹昧省己，遂至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把战争的责任完全揽在自己身上。他说自己“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以至“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对于那些叛变将领，他说“朕抚驭乖方，信诚不著，致令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所以“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及所管内将士官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各复爵位，待之如初”。至于占领京师的朱泚，因为擅自称帝，“盗窃名器”，罪不能赦，但朱泚部下的将士官吏诸人，在“官军未到已前，去逆效顺，及散归本军本道者，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同时，对于民间反响极大的加税事项，“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酒钱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43]
“罪己”的赦书发布后，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遂撤去王号，德宗承认各道的主帅地位，并且加官晋爵。五月，神策军李晟收复京师，七月，德宗回到长安，一场朝廷与藩镇的较量以德宗妥协而结束。经历全国性兵燹，而藩镇割据如故。
德宗赦书中所说的“垫陌”，就是赵赞所建议的“除陌钱”。德宗所说的“悉宜停罢”，似乎并不是全部取消，而是为缓和民怨，取消了民间交易除陌50文的规定，实际上官方发放钱币，仍实行除陌政策。当时宰相李泌看到京官的官俸与外官官俸之间差距拉大，致使人才外流，甚至出现了故意犯错，以求贬到地方，谋较高待遇的现象，准备提高京官俸禄。德宗贞元四年（788）正月，为筹集提俸经费，李泌奏请动用度支的除陌钱。按唐朝制度，户部是尚书省属部，度支使司同是直属尚书省的机关。在职责上，户部负责计划和预决算，度支则执行着部分出纳职能。因此度支在发放钱币支出时，仍实行“每贯垫二十”的除陌做法。李泌虽是宰相，却是以户部侍郎衔兼任，并不能直接支配度支。德宗支持了李泌的意见，“辛巳，诏以中外给用除陌钱给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颇优裕焉。初除陌钱隶度支，至是令户部别库贮之，给俸之余，以备他用”[44]。这笔钱称为“户部除陌钱”。此外，李泌又将出缺官职的俸钱、压减外官职田折钱等杂项收到户部，设“户部别贮钱”，用于支付京官的官俸和临时应用。
宪宗继位后，决心削除藩镇的势力。由于藩镇割据，唐朝的财赋倚仗于东南诸州，而正当长安与东南诸州间要道的淮西，却一向与朝廷分庭抗礼。德宗时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李希烈死后，淮西镇由吴氏执掌。宪宗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殁，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自领军事，四出袭扰。宪宗决定解决淮西问题，调动十几道兵力讨伐。吴元济暗中勾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牵制朝廷兵力。此役迁延甚久，动用诸道兵力十多万人，经费不继。宪宗于是调善于聚财的司农卿皇甫镈判度支，皇甫镈建议，在朝廷发放的支出中，除有原垫陌20文为户部除陌钱外，再抽50文，由度支支配，以供军用。直到元和十二年（817），淮西之役才告结束，吴元济伏诛，李师道被杀，淮西、淄青藩镇削平，皇甫镈竟因此而升为同平章事，位列宰相。
官方发放军费竟以不足值为缗，政府其他部门也相继仿效，民间交易也有行市，如京师用于向市场籴米的钱，每百钱就垫七八文，甚至金银买卖每十两也垫一两。穆宗继位后，见势不能禁，遂下敕：
泉货之义，所贵流通。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
从此，唐朝钱币每一贯为920文成为定制。
飞钱、便换
“飞钱”一事，起于唐后期。从元朝后期脱脱修《宋史》，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后人即常常把中国古代的纸币溯源于飞钱。实际上，关于飞钱，史籍记载极少而简略，直至近代，才有人纠正说，飞钱相当于近代的汇兑，并非纸币。然而飞钱究竟是什么，仍难于说清。之所以如此，实在也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史籍中记载最多的文字是《新唐书》的“食货志”：(https://www.daowen.com)
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度索诸坊，十人为保。
……
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寖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四”）
《新唐书》记述的是，当时的外地商贾进京贩卖后，把所得的铜钱放到诸道“进奏院”，或是一些派驻地方的军事、民事机构的驻京办事单位，取得这些单位的一件“券”，自身不带钱出京。这些单位发的“券”至少是双联的，可以核对。由于这些机构的公事传递渠道快捷，到发“券”机构所在的地方后，当地早已得到券的另一联。商人经过“合券”核实后即可取得相应的现钱（现有史料没有见到这一过程是否需付手续费）。这种方式因为商人不需自身携带，就可以把沉重的铜钱“飞”到地方，于是就被商人们称为“飞钱”。
这种方式看似对商人十分方便，却对朝廷十分不利。商人贩物，吸收了京师市场的现钱，却把钱交与地方机构，使京师市场的现钱越来越少。钱币的缺乏使得“物价寖轻”，即商品不值钱，物价上涨。时任京兆尹裴武不得不奏请禁止飞钱，在各街坊搜索大量囤积现钱、与商人合伙经营飞钱者。
由于实施严厉的搜查措施，京师长住人员愈加小心保存现钱，市面钱币愈加缺乏。宪宗元和七年（812）五月，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判度支卢坦、盐铁使王播上书：
伏以京都时用多重见钱，官中支计，近日殊少。盖缘比来不许商人便换，因兹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高，钱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请许令商人于三司任便换见钱，一切依旧禁约。伏以比来诸司诸使等，或有便商人，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伏请自今已后，严加禁约。（《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
他们的意见是，与其禁止，不如官办飞钱，使商人的现钱交到朝廷手中。具体做法是：一方面禁止私室贮藏现钱，一方面由他们三位所主的机关，即王绍所主的尚书省户部、卢坦所主的度支使司、王播所主的盐铁使司（二司皆直属尚书省）办理飞钱，只是他们不称飞钱，而称“便换”。但是这一意见实施以后，效果却远不如他们的设想。为吸引商户便换，起初不但不须付手续费，而且每1000钱到外地实付的时候多给100钱。商人们却不买账，无人上门。以后逐步加码，甚至加到京师交1000地方付2000。依靠这种便换，京师的现钱缺乏略有好转，却也没有改变钱重帛轻的局面，史籍说是“钱重帛轻如故”。这说明尽管条件优厚，却难得到商人们的信任。
商人要“飞钱”，政府要禁飞；政府要官办，商人却不买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同样要追溯到安史之乱。唐朝前期，行“租庸调”法，国家税收以实物为主，对钱币的依赖度有限。据穆宗时户部尚书杨於陵说，“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岁盈百万，或有夸张；按杜佑《通典》的记述是，天宝中，“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安史之乱前后，租庸调制已然无法实行，唐改行两税法，从征实物改为征现钱，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对现钱的需求大幅度增长，而全国的铸钱量却由于战乱而急剧下降，很多钱监都已放弃荒废。此其一。
其二，方镇的割据。唐初国家的行政区划是州、县两级制，州县官由朝廷任命，朝廷政令直接下达于各州。全国又划为10个（开元年间增为15个）监察区，称“道”，道的长官称“采访使”，从名称就可看出，道只负责监察而不负行政责任。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式微，参与平乱的各种军事势力以及乱军中的各路降将各自占据一方，朝廷却只能眼看他们坐大，不得不为他们加以“观察处置使”“都防御使”“都团练使”或某某“军使”之类的头衔，强力者还拥有了节度使的地位。这些观察使、节度使之类的军将，坐拥几州乃至十几州的地盘，取代了战前的采访使，却也利用了原“道”的名义，使占据地区俨然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这些道的长官（观察使、节度使、团练使之类）在自己的“道”内自命官吏，自行指定子侄或部下为继任者，为养兵而自收赋税，并不向朝廷缴纳，致使朝廷的财政来源被一再挤逼，收税之地不断缩小。
这些方镇在京师都有自己的派驻机构。地方在中央派驻人员，这种做法源自秦汉。当时，每年在接近年终时地方长官或是亲自，或是派员到中央汇报工作，汇总财经报告，接受审计，称为上计。安史之乱前，唐朝定有朝集制度，地方各州年底须向朝廷派出朝集使，汇报地方工作，为朝廷的决策提供地方的意见，直至次年开春始回。为便于这些朝集使生活起居，朝廷还在长安集中建设了朝集使邸，每州一邸。但这些州邸其实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且不说它们充其量只有两三个月的利用率，实际上朝集使们在京十分闲在，为公余消遣，往往赁屋另住。
方镇则不同。他们在京师派驻有进奏官，进奏官长年驻京师，且配有相当的属下人员。因而方镇出钱在京购下了专用的驻在所，称为进奏院。进奏院的职责名义上是报告工作，尽上传下达之责和接待本地临时来京官员，实际上朝廷下达公文并不通过进奏院，方镇设进奏官的目的也不是为汇报工作。进奏官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朝廷的政治动向，刺探其他方镇的情报。所以诸道的进奏院都设在京师宫城附近，紧邻长安东市。这里是政治人物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东市的交易、餐饮、娱乐场所也是最为活跃的情报集散地。商人们飞钱，便主要依靠这些“道”的进奏院，或是一些势力虽不能称“道”，却也占据富有之地的防御使、团练使、军镇的在京代表。
商人们远行，不愿意自带钱币而宁愿飞钱，为图方便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京师禁止商人们携钱出京。由于政府铸钱额大幅下降，各地都呈现钱币紧张、物价飞升的现象。京师中央机构众多，官员云集，商品需求尤其依仗各地供应。商人们带来货物出售后，再出京采购，造成京师现钱大量外流，长安物价持续不稳。因此，朝廷禁止钱币出京，最为严厉的是在关中通向汉中和蜀地的大散关、骆谷关，一钱不得出关。京师既禁钱流动，地方于是也禁止钱币出境，然而禁止钱币流动就是遏止商品流动，“商贾皆绝”。朝廷又不得不重开禁令，仅命市井交易须杂用布帛。
面对禁令，各地方镇和商人们形成了一个默契，于是商人把赚得的钱币交诸道进奏院，领得一“券”；方镇保证商人凭券在地方可以领取现钱；诸道进奏院则借此不需本道拨付而获取了生活和行政、活动经费。唯一受害的是关内地方、京兆和朝廷：钱虽未出境，却仍落入了藩镇之手。所以朝官也想出了官办“便换”的办法。
然而商人们对朝廷并不信任。在方镇割据地方的形势下，“委钱诸道进奏院”，方镇可以保证“券”的兑现，而政府权威的丧失却不能保证地方行政官员兑现中央机关的承诺。以至政府不得不与商人“敌贯而易之”。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懿宗咸通八年（867年，距三司官办便换已有50多年），判度支崔彦昭报告，度支使司原定将江淮地区的两税、榷酒、除陌等收入用于支付商人的便换。但是由于政府在南方用兵，设置了供军使，供军使不由分说地强占了这笔资金，致使无法兑现商人的便换。此事最后解决与否不得而知，这也是商人们不信任政府的主要原因。
携带大量钱币长途旅行对于商人来说，毕竟极为不便。钱币沉重而体积庞大，雇人运送，人力、车辆的费用不菲，行到偏僻处安全也无保证。便换毕竟是一个方便的办法。所以唐朝以后，尽管朝代更替，便换似乎不绝如缕。
作者评述：从秦汉以至隋唐，钱币的使用多以单枚的“钱”计数。汉代虽有“贯朽而不可校”“杨可告缗”之说，但“贯”和“缗”只是串钱的绳子，似乎只是为使用和一般计数方便，并不作为统计和流通的数量单位。所以史书所记，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以亿万计。其实以后世计算方式，百万钱不过千贯。隋唐统一全国，商业化程度大大高于前代。在唐代前期，还常可见钱与贯、缗同用。自行两税法以后，贯或缗已成为公私常用的钱币计算单位，这是“垫陌”“除陌”一类现象出现的前提。这种做法自唐至元初，流行了数百年。
至于飞钱，本是在钱币缺乏、地方封锁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元朝人把它比附为宋朝纸币的缘起，其实飞钱之“券”既不能转让，也并非双向经营。近世人们将其比附为汇兑，略有相似。